李维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中国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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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维汉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理论家，在马克思国家政权理论中国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现实相结合，重视、支持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初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根据不同阶段的具体特点阐释合适的政权理论并积极进行政权建设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作实践中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中国化。
【关键词】 李维汉；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中国化；贡献
作为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产党员，李维汉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自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建国后，他在工作实践中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学界对李维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对统战理论、民族理论、宗教工作等方面，而在国家政权理论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视角，初步研究李维汉在国家政权理论中国化方面的贡献。
一、重视、支持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初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作为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一直都很重视并强调工人阶级的地位与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因为与大工业生产密切关相连，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表现者，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革命的阶级，必将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一旦工人阶级意识到“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时，就会建立自己的党派，并且“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积极的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
相对于对工人阶级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对农民阶级的重视程度则有所降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表述农民问题的一个例外。马克思在分析农民落后性的同时也看到了农民阶级的先进性，“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这段话一直被国内学界认为是马克思对农民阶级的重视，以及对革命时期的工农联盟的一个经典看法。但实际上1869年，马克思自己在校阅的版本中将这段话删去了。这是因为马克思自己对农民阶级的态度是依形势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在当时的法国，农民人数众多，并且与落后的德国相比，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较高。因此，马克思改变了自己一贯不重视农民问题的看法，认为法国资产阶级应该把农民阶级团结在自己周围，来进行革命。而1869年以后，马克思又因为形式的变化而改变了其对于农民问题的思想。
不同于马克思对农民问题的反复不定，李维汉结合中国实际，始终认同并重视农民阶级、农民运动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逐步认识到中国农民在民主革命中所处的战略地位，此后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强调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都要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但是，当时党内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始终存在差异。1925年10月，李维汉主持通过了《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农村的阶级状况，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制定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法，从而推动了全省各地秘密农协不断向前发展。1927年4月17日，李维汉在《战士》周刊上发表了《湖南革命的出路》，进一步指出了革命的出路在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文章在分析湖南省政治经济状况的基础上，阐明了农民要求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必然性。《湖南革命的出路》是李维汉早期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篇重要论著，有助于党对农民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此外，李维汉还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初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月，奉中央之命，李维汉去湖北、湖南巡视工作。后因长沙局势危险，留驻武汉。2月4日，李维汉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明确指出，“现唐军败退，湖南已成混乱局面，给我们一实行新策略极好的机会，两湖混战局面在蒋桂系冲突之下，往下必更激烈的发展，虽不能马上暴动，然此战混战期中，在正确的运用新策略之下可以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深入城乡斗争，则已是毫无意义。而且为省委异常紧迫的工作。是则所谓情形大变者，在客观上是大变成有有利于我们的局面。”
李维汉重视农民运动，建议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深入城乡进行斗争，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从而更有利于推动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对“三三制”政权的进一步阐释，积极推动政权建设的实践
对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体，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成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恩格斯说：“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更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1]
巴黎公社就是最早最生动的例证。恩格斯曾经想让无产阶级通过代议民主来获得国家政权，但是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使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资产阶级现有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须根据实际需要创建自己的政府。他们认为，巴黎公社就是这样一种“工人阶级政府”的实现形式，即“炸毁旧的国家政权而由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2]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能完全遵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权的理论，“三三制”政权便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抗日战争实际所产生的成果。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3]
1940年9月，李维汉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政权的三三制》一文，进一步阐释了“三三制”政权的性质、政治基础等问题。他明确指出，“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人员组成上，主张“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和抗日民主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4]
除此之外，李维汉还倡导在“三三制”政权中要有优良的民主作风。在他看来，作风问题是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之一。[5]1942年冬季，边区高干会提出转变作风的任务，要求从适合于战争环境的动员作风转变到适合于建设环境的新的创造性的作风。他本人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直接指示下，努力解决边区的政权作风问题。他认为，作风问题责任在上级，批评领导机关本身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毛病，要想方设法去帮助、训练和提高他们。
“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现实，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提出的。李维汉对“三三制”政权的进一步阐释以及积极推动无疑更好地促进了“三三制”政权的实施，同时也为毛泽东关于联合政府和政权建设的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实践证明，“三三制”政权的实行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极为有效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团结作战的积极性。
三、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作实践中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中国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李维汉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所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是明显行不通的。残酷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坚持工人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在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便是各民主党派。
1948年9月，李维汉任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他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第一件重要工作是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要负责接待和沟通陆续进入解放区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同这些代表人物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沟通，宣传党的政策。在同吴晗、陆定一等人协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草案。后经反复协商，11月25日，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达成了此项协议。北平解放后，他又逐个拜访李济深、郭沫若、周建人、蔡廷锴等人，向他们阐述中央的政策，回答他们的问题，并且组织他们参观解放区，以便增添他们的感性认识。经过李维汉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些著名代表人物与我党方面对一些基本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许多党外人士一致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等55位民主人士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党统战工作的重大胜利。
1954年9月20日，李维汉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此后参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多项重要活动，涉及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毫无疑问，李维汉在党内所做的工作，充分表明了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主张。而他的这些理论和主张也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李维汉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