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实学与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

［摘要]传统儒家实学是中国传统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先秦以降儒学的实学精神和清代儒学的实学形态。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是西方国际政治学新自由主义派的新成果。以国家软实力为视界，传统儒家实学是中国古典国家软实力理论，对于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文亦提出：传统儒家实学以明体达用、崇实黜虚为特征，相对之“虚学”以体用分离、空谈形上为特征；儒道佛三学理一分殊，殊途同归，不为对立，而为互补；中国传统实学包括儒道佛，不能独判儒学为实而以道学和佛学为虚。

［关键词］ 儒家；实学；国家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 B21［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1—0119—04

传统儒家实学是中国传统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先秦以降儒学的实学精神和清代儒学的实学形态。国家软实力是美国国际政治学新自由主义派于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并越来越广为接受的综合国力新概念。本文认为，传统儒家实学是国家软实力理论的古典形态，对于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一 传统儒家实学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儒学的现实主义赋予儒学以鲜明的实学特征，这一特征由先秦儒学的实学精神逐渐演绎形成清代儒学的实学形态。

先秦儒学的实学精神发轫于孔子的下学上达、崇尚躬行。如《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公冶长》：“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述而》：“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其后，见于《大学》的内圣外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中庸》的成己成人成物：“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

《孟子》的万物皆备、恒产恒心：“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先秦儒学有诸内行诸外的实学精神，为后来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古文经学的训诂考据、魏晋玄学的崇有派、程朱理学的道问学、陆王心学的尊德性、浙东事功学的经济学所光大，也因宋明后学的理学空疏而黯然。

清代实学是先秦以降儒学实学精神的理论化，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百病丛生、社会历史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欧洲殖民主义东来和西学东渐的学术反映，以实气、实有、实理、实心、实体、实用、实证、实测、实行、实践、实事、实业为基本范畴，以明体达用、崇实黜虚为理论旨归，主要由反省理学、反思传统、史学经世、经学经世、理学经世、新学经世等思想体系所组成，先后形成了明末清初启蒙实学、乾嘉考据实学、晚清经世实学三大社会思潮，是中国古代儒学史区别先秦子学、汉唐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基本学术形态。

其中，理论贡献特别重要的是：李贽、王艮等为代表的王门后学的心性情欲自然说，顾炎武的道寓于器、性命不二、理学即经学、博文有耻、经世济实说，黄宗羲的理气心性不二、公天下说，王夫之的务实、主动、重行、思变、求新的哲学体系，颜元的践形尽性、三事三物、实习实行说，李塨的理事不二、下学上达皆实学、古学实今学虚、由虚返实说，戴震的天道气化流行、命性心才情欲自然说，凌廷堪的凡理皆虚、唯礼最实、以礼代理说，龚自珍的经子皆史、五经皆言财富以及魏源的气物气动气化、师夷长技以制夷、富民强国的公羊经世说，曾国藩的明理重气、穷理尽性、循礼治欲、格物不琐、行之以实、推行洋务的理学经世说，严复的知识经验、社会进化、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开启民智的近代西学启蒙体系，康有为的以元统天、社会大同以及谭嗣同的以太本原、仁爱平等、冲决罗网、保种保族保教的维新变法思想。这些思想学说都是以明体达用、崇实黜虚为指向的本体论、人性论、认识论、方法论、工夫论、历史观的证明，以及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经世致用学问的建构，并逐步地推进了中国历史的近代化过程。

总之，传统儒家实学以明体达用、崇实黜虚为特征，经历了由实学精神到实学形态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来说，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完成的是道德伦常的建构，偏形下；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完成的是道德超越的建构，偏形上；清代实学则是结合二者，形下与形上、形上与形下不二；三者形成的是形下而形上、形上而形下的学术史路径，顺应的是不同时代的历史要求。

与之相对的“虚学”，以体用分离、空谈形上为特征，主要有魏晋玄学的清谈虚无和宋明理学的空谈理气心性两种历史形态。关于儒学史上的玄学清谈和理学空谈，古代和近现代都有不少学者归之于道学和佛学的影响，甚至有学者直指道学和佛学与实学相悖。笔者不能苟同，以为儒道佛都是以自然、社会、人生为指向，都是中国文化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大学问，所有关注、切入、路径之分殊都是自然、社会、人生之分殊。也就是说，三家学说理一分殊，殊途同归，不为对立，而为互补。更何况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是儒学哲学化的重要阶段，其完成有道学与佛学的积极指引，其玄虚有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因此，中国传统实学包括儒道佛三学，不能独判儒学为实而以道学和佛学为虚。

二 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

关于综合国力的区分，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国际通用提法是有形力量（Tangible Power）和无形力量（Intangible Power），相对而言，强调有形力量。以后的越来越广为接受的是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相对而言，以软实力为理论中心。

美国国际政治理论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2005年《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序言中说：他在1990年出版的《谁与争锋》（1992年中文版名为《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软力量”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是反驳当时流行一时的美国衰败论，目的是要说明美国不仅在军事和经济上是首屈一指的强国，而且在软力量方面也无以匹敌。

《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基本确立了国家软实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取得它所选择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会以其为榜样，或者接受一种会导致这种结果的制度。从这一意义上讲，在国际政治中，规定导向、建立环境与使具体某国产生变革是同样重要的。力量的这一方面，即使人随我欲，可称为间接的或者同化式的实力表现。”

“同化式实力的获得，靠的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是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的能力。……这种左右他人意愿的能力，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等这些无形力量资源关系紧密。这一方面可以认为是软力量，它与军事和经济实力这类有形力量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力量形成对照。”

《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对软实力概念有了更清晰的表述，更概括的定义：

“考虑硬力量和软力量区别的方式之一，就是考虑你为达到目的可选用的各种方式。你可以用武力或者经济制裁相要挟，命令我改变喜好，并按照你的意志行事。你也可依仗经济实力，以报酬的方式诱惑我遵从你的意志。……软力量使用的是不同的手段（既非武力，亦非金钱）来促进合作，即由共同的价值观产生的吸引力，及为实现这些价值观做贡献的正义感和责任心。”

“国家的软力量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

总之，约瑟夫·奈所谓的软实力，即国家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拥有的来源于文化、政治资源的以非物质、非强制、间接、无形、发散方式实现的国际吸引力和同化力。其基本依据是美国国情，理论维度是国际，价值取向是美国国家利益。

十几年来，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学界关于国家软实力的研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识。其一，一致认同约瑟夫·奈率先提出软实力概念，但特为强调其反思美苏竞争和越南战争的历史背景，其服务美国国家利益，即美国在世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目的性。其二，一致认同在科技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文化趋同化、世界一体化的21世纪，将综合国力区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强调软实力，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但认为这种区分和强调的向度不但国际，亦可国内。其三，一致认同国家软实力的政治、文化资源的重要性，但何为核心，则或政治，或文化。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几十年来，中国理解和践行的主要是硬实力的发展。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体现的也主要是硬实力的发展。这是中国的伟大进步，是中国人民的丰功伟绩。但是，硬道理不等于硬实力。中国综合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包括硬实力、软实力两个方面。相对来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一或许已经翘首可待，但是缩小软实力差距或许较任重道远。正因为如此，2007年10月，“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首次作为国家文化政策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2011年3月，“提高国家软实力”首次作为国家基本国策写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三 传统的现代意义

传统儒家实学是国家软实力理论的古典形态。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在世界主要文明体系中，儒家文明以“德治”而著称。从本质来说，儒家“以德治国”的尚仁不尚武，尚义不尚利，尚德不尚法，是典型的崇尚“国家软实力”。虽然其内容和形式是古典的，但是其价值、影响具有现代性。

其一，以民为本的政治亲和力。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家国、君臣、君民关系。关于君民，孔子基本确立了以仁民为核心的民本思想。《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所谓“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深刻表达了仁民的政治亲和力的价值取向。其后，《大学》立“亲民”于三纲，并为之阐发：“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孟子》提出民贵君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荀子》以百姓为王权之本：“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

其二，德治仁政的国家感召力。孔子言德治，孟子言仁政，二者的实质都是以民为本的具体治道。首先，《论语》确立了为政以德的基本原则以及君义民利、君主垂范仁义而恤民、利民、劝民、恕民的基本内容。如《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颜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子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尧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所谓“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近者说，远者来”，说的即是以德治国的内外感召力。其后，《大学》特别发挥了孔子的君义民利原则，要求治君主义，治民主利：“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孟子的仁政思想有着更深刻的内容，包括民生、民意。如《孟子·梁惠王上》：“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齐人伐燕，宣王问取或不取。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所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说的亦是仁政的内外感召力，即内则安居乐业，外则倾慕向往。其实质是德治仁政于民心的感召力。其逻辑是德治仁政与民同心，因而得民心之信、之服、之向、之力。

其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凝聚力。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形态的形成时期。以《白虎通义》为标志，儒学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和仁、义、礼、智、信五德，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对而言，原始儒学已经完成五伦五德的理论建构，并以五伦五德为核心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学派特征。如《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孟子》：“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白虎通义》则以国家意识形态的形式确立三纲六纪、五性五常：“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后来历史兼取《中庸》《孟子》五伦说和《白虎通义》五常说，或名五常为五德。

其四，礼乐文明的文化同化力。礼乐文明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孔子是中国礼乐文明的理论奠基人。在孔子思想中，礼乐是文明的象征，地位仅次于仁。《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八佾》：“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说的是礼乐本乎仁，发乎爱，远乎刑伐。《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八佾》：“《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泰伯》：“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说的是礼乐美乎和，至仁至爱，至情至性。《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宪问》：“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说的是礼乐之安身、立命、成人。《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说的是礼乐达于国家文明，则百代相传，百世可知。相对而言，礼乐本乎仁，发乎爱，远乎刑伐，确定的是礼乐文明的人性根基；礼乐美乎和，至仁至爱，至情至性，确定的是礼乐文明的本质属性；礼乐安身、立命、成人，确定的是礼乐于个人的内圣外王之功；礼乐达于国家文明，百代相传，百世可知，确定的则是礼乐于国家的传承同化之功，即礼乐文明的超时空的文化力。

传统儒家实学的以民为本的政治亲和力，德治仁政的国家感召力，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凝聚力，礼乐文明的文化同化力，在世界古文明史上成就了中国的大国崛起和文明辉煌，在历史共相、文化趋同的21世纪，其现代意义亦将随着中华民族与文化的复兴而举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