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陶行知始末

陶行知先生1951年因电影《武训传》牵连遭受到批判，迄今已60周年。这是发生在陶行知逝世5周年、新中国诞生不到两周年的一次重大思想政治运动。当年激烈批判陶行知的先生们，后来对陶先生被大批判的是非多未能做出切实认真的反思。往事并不如烟，是非应该辨明。今年是陶行知先生诞辰120周年，逝世65周年。笔者追溯往事，望学界特别是教育界记取历史教训。

一、陶先生身后曾获崇高评价

陶行知先生于1946年7月25日在上海突患脑溢血，猝然逝世，终年仅55岁。据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电报称，先生是因为“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而死的。陶先生之死，成为1946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

周恩来在上海于陶行知逝世当日即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噩耗称：“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救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当天，以毛泽东与朱德共同署名的唁电称：“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毛泽东又为延安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悼诗称：“吾敬陶夫子，当今一圣人。方园中规矩，教育愈陶多钧。栋折吾将压，山颓道未伸。此生安仰止，无复可归仁。”8月11日，延安举行隆重的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到会的各界代表2000余人，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林伯渠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陶行知给予了崇高评价。总之，陶行知死后受到中共中央和高层领导人的高度赞誉。

在中国国内，各民主党派，各地各界人民团体和教育界千万群众，从7月底至12月初，长达5个月时间，上海(7000多人)、重庆(2000多人)、延安(各界代表2000多人)、南京(2000多人)、香港(近千人)等地，相继举行大规模的悼念、公祭活动。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南京《联合晚报》、上海《申报》等大报用醒目大标题长篇报道各地的悼念活动，还连续发表了胡乔木、钱俊瑞、吴玉章、何其芳、华岗、张友渔等众多知名人士的回忆和纪念文章。

在国外，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克伯屈、罗格等，给陶行知治丧委员会发表唁电，称陶先生“其功绩，其贡献，对于中国之大众教育，无与伦比。我们必须永远纪念并支持其事业。”美国的教育界名流和中国留美人士300多人参加，在纽约举行了陶行知追悼会。新加坡各界华侨100多个社团千余人，在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主持下，举行了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三先生的追悼会。

诸此哀荣，或可以为是为陶行知先生“盖棺论定”?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年，1950年8月号第一卷第四期的《人民教育》，发表了题为《革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纪念陶行知逝世四周年》的社论，指出：“陶先生的教育思想虽然并不完整，并且因为受杜威思想的影响而包含某些重要的弱点”。这是当时的教育部主管的机关刊物，在开始新教育的建设和旧教育的改造的名义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所表明的一种态度。

新中国批判的第一个外国教育家是美国的杜威，陶行知先生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人民教育》1950年10月号和11月号，发表了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上、下篇。该文指出：“假使我们要批判旧教育思想，我们首先应该批判杜威。第一，杜威的教育思想支配中国教育界三十年，他的社会哲学及一般哲学，在一部分中国人中间，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杜威的理论，立场是反动的。”并说：“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体系，最后是超过杜威主义的，但其早期主张，例如，做、学、教合一的主张，显然是受过杜威的影响。”

二、批判电影《武训传》，矛头指向陶行知

1944年夏，陶行知先生在重庆提请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编导孙瑜，将武训的事迹拍成电影，几經周折，终于在1950年由昆仑影业公司摄制完毕，首先在上海、南京公映，引起轰动，并被《大众电影》杂志评为1950年十佳国产影片之一。

1951年初，孙瑜携影片拷贝进京。先是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一百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看了影片，放完之后，报以掌声。后于3月3日星期六，毛泽东和江青及警卫班的卫士，在中南海含和堂一同看了《武训传》。在观看影片过程中，毛泽东很深沉，一根接一根吸烟。影片放完后，他要“再放一遍”。第二遍放完后，毛泽东发话：“这个电影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袁曦《<武训传>批判记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这被看做是重要指示。

4月20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政务院第八十一次政务会议上汇报“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中，明确地说：《武训传》是一部“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传统作了不正确表现的，在思想上错误的影片。”(转引自王一心著《最后的圣人陶行知》，团结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5天后即4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就发表了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江华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编者按指出：对影片《武训传》及武训其人持赞赏态度的人，“缺乏坚强阶级观点与正确的历史观点”，有“很多糊涂观念”。

195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杨耳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一文，断言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是“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5月16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杨耳的这篇文章，题目改为诘问语气：《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内容也做了些修改，并加了编者按。按语直指武训是“封建统治维护者”，影片《武训传》的要害定性为“三个污蔑”：一是污蔑农民革命；二是污蔑中国历史；三是污蔑中国民族。

随即对电影《武训传》和陶行知的批判陡然升级。5月20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尖锐地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經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社论中罗列了“歌颂武训”的40多篇文章、书籍篇目、作者姓名和发表的报刊，然后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为时不久，1951年6月，毛泽东在审阅杨耳的《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一文时，加了一段文字：“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

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毛泽东笔下始终没有点陶行知的名字，但显而易见的是，所指“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的人士为数众多，不能排除陶行知位列其中。

与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的同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武训传)的批判》的评论，号召“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者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严重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计划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要把这一讨论当作一个重要的思想教育工作。”

毛泽东写的社论和《人民日报》评论的发表，把批判电影《武训传》和陶行知思想的政治运动，推向高潮，引向深入，行动广泛。国家机关特别是文化部、电影局、教育部等，纷纷召开讨论会实即批判会。各大报刊特别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人民教育》等，相继发表大批量、重量级的批陶文章。这些批判会和文章都是“一箭双雕”，既批电影《武训传》，又直接点名批判陶行知，群起而攻之，剑拔弩张，势不可挡。

《人民日报》5月19日发表丁曼公的《武训的真面目》，文章说陶行知“看不清武训这个封建主义的奴才面目，把他当作改良主义的老师，这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政治贫乏的状况。”6月2日，李一氓的《清除武训一类的错误教育思想》一文，不但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感染有武训思想”，而且严重地指出“是应该受到检查的若干种旧思想之一，不应该因为他本人尽力于反国民党的革命斗争而迁就他的教育思想，无原则地加以原谅或赞成。”

《人民教育》曾經是批判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主要阵地。6月1日出刊的第二期社论题为《开展(武训传)讨论，打倒“武训精神”》。社论指出：“我们确没有能够从影片中发现带有原则性、‘带有根本的性质’的问题。相反，我们进步的教育工作者中有人发出歌颂的欢呼了。……‘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社论中引语出处为《人民日报》5月20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武训精神”是陶行知提出与宣传的，打倒了“武训精神”，陶行知被打倒也就为期不远了。《人民教育》接连在第三期辟“关于武训问题笔谈”专版，集中发表了当时教育界重要的和知名的人物，如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徐特立、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曾昭抡以及孙起孟、林汉达、方与严、张健等人的23篇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有些是表态性而无攻击性，有的即极具攻击力。

方直的《这是一个起点》一文认为，当前批判《武训传》是一个起点，“从这一起点，我们要将我们的理论工作扩大到系统地批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各派的教育思想，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以及研究与批评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等。”这就是说要把陶行知教育思想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资本主义教育思想视为同一体系、同一架构，均需系统地批判。

张健曾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他的《所谓“三无”、“四有”》一文，把陶行知概括的“武训精神”是“三无”、“四有”的行乞兴学过程，前因后果颠倒过来，认为武训恰恰是“三无”为“三有”，“四有”为“四无”；进而认为“陶先生错误地表现中国历史上一个‘行乞剥削农民，兴学为地主报务’的大骗子，当然是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同时还由于陶先生的声望，这种错误地表扬曾一度大大抬高了武训在政治上的‘身价’，因而其危害性也是极大的。”“使我们更深刻感到对于陶行知教育思想提出系统的研究与批评也是时候了。”张健此后发表在1951年11月号《人民教育》的《重新认识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和事业》，检讨他自己“受着传统的师生关系的影响，没有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来正确地对待我们的友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

对陶行知先生的批判，不但群起而攻之，而且在阶级属性问题上，进一步地把陶行知从小资产阶级推向资产阶级，反动统治阶级的“帮闲”甚至“帮凶”。

凯旆的《从讨论武训思想谈到批判旧教育思想》一文认为：“想在蒋匪帮统治者下找出路的什么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职业教育等资产阶级的和地主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便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反动思想——麻痹中国人民革命的思想，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所以，这些改良主义的教育工作者也能在反动统治下存在，并为反动统治者所欢迎，甚至给予津贴，作为反动统治的直接助手。”

罗慕清发表在1951年6月3日《光明1日报》的《我不同意李士钊先生的检讨》一文认为，陶先生歌颂武训他就等于武训，也就是武训那样的反动派，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帮闲’甚至‘帮凶”’。

社健发表在1951年9月号《人民教育》上的文章《关于“评小先生制”一文的商榷》认为，“陶先生的主要错误还不在于小先生制能否教人的问题，而是幻想在国民党反动派政权下，不經过革命；就能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实现普及教育。”“这和他当时超阶级、超政治的改良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这也和他那种基本上是美国杜威实验主义的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生活教育学说是分不开的。”“由于他缺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器的帮助，直到临死时为止，对那种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体系，尚未进行科学的批判。”

在批判《武训传》和陶行知先生的运动中，有些人其中也包括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和战友，一方面检讨自己，把所谓错误根源指向陶行知，一方面把批判继续引申，写文章的人的身份职位也高了起来。

《人民教育》1951年10月号；戴白韬的《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认识的初步检讨》文章认为，“我们研究陶行知先生时，对他政治上属于革命派而教育思想上则属于错误的一面，应有明确的认识。”“从他三十年来的言行看，他的教育思想一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所以他的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董纯才的《我对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认识》一文，认为：“从政治上看，陶行知先生是革命派，不是反动派”，“陶行知的教育学说，那完全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

作为陶行知先生的战友或学生，如张健、戴白韬、董纯才、刘季平等，在当时严峻、敏感的思想政治批判斗争中要站稳阶级立场，划清政治思想界线，坚持认为陶行知政治上是革命派，而妥

协退让到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问题划归到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实用主义，以避免陶行知受到更严重伤害。他们对陶行知先生的维护，用心良苦。

但这仍不被认可。《人民教育》1951年12月潘开沛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几个问题的商榷》一文，针对戴白韬、董纯才等所持观点，认为“把政治和教育分离的看法是不妥当的”，“陶行知只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同路人，只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无论他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所表现的进步和革命，都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的”，“陶先生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一套生活教育理论，不是杜威学说的简单的翻版，而是杜威学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具体的运用和新的发展。”，

1951年6月，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由江青带队到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地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长达4万多字的调查报告經毛泽东修改定稿，以《武训历史调查记》为题，在1951年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连载。调查带着框框，为武训已定罪名找罪证，以流言飞语为根据，报告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的“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武训是历史罪人。

据此，文化部、教育部门的领导人以为有了所谓调查的事实，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有了证据。郭沫若写的《读(武训历史调查记)》，在1951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报》8月25日第四卷第九期转载。他忙不迭地检查自己：“我对于武训的歌颂也曾附和过。我曾在1945年冬重庆武训纪念会上对武训的所谓‘功绩’作过一次极其夸张的发言，去年我又替《武训画传》写了书名和题词，实在是犯了两个很大的错误。”然后笔锋陡转说：“陶行知生前，我认为也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有好些武训的歌颂者和崇拜者，事实上是受了陶行知表扬武训的影响而盲目附和的。”

时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题为《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一文，《人民日报》1951年8月27日发表，《人民教育》9月号转载。全文三部分，第三部分标题为“陶行知为什么歌颂武训”，指出：“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社，起初也是改良主义的教育派别，后来逐渐变成了革命的民主派别。但是陶先生在思想上并没有与改良主义完全决裂。而这就是他狂热地颂扬过武训的原因。”钱先生不失公道指出：“因为陶先生曾經自比为‘新武训’，并且曾經热烈地歌颂武训，个别的武训批判者从此就认为陶行知就等于武训，就说陶行知也是武训那样的反动派，或是反动统治者的‘帮闲’甚至‘帮凶’。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1951年8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长篇论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似是为《武训传》的批判作总结。该文关于陶行知先生有一段话说：“陶行知晚年成为了一个革命的民主派，但在提倡武训这件事情上面却表现了他早年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表现了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的脆弱的一面。”

这场猛烈的批判电影《武训传》和陶行知的运动，历时大半年，直到1951年年底才沉寂下来。

此次对陶行知先生的批判，除文化部周扬、教育部钱俊瑞最后以大批判作总结而告终，再没有结论，以不了了之。历史何以至此?

三、重新评价陶行知的呼声在反右斗争中湮灭

五年后的1957年，陶行知被批判事终有人提起。然而，却不是适宜的政治气候，陶先生仍然没能翻过身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主任陈友松教授，在1956年10月16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题为《陶行知先生的教育遗产是新中国教育学的源泉之一》一文，认为陶先生“创造了一套富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革命的教育思想，留下了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人师’的榜样”，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都对我们建设新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有宝贵的贡献”。四个月后，陈先生又在北师大教育系主持召开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继承和发扬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积极的和合理的因素是极其重要的”。这在当时只推崇苏联凯洛夫等教育学，忽视中国自己本土的教育思想，是另一种呼声，只是作为一个学术思想问题提出来。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5月初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提出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邓初民先生情不自禁地提出，要求对陶行知先生给予重新评价的问题。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邓初民先生有关陶先生的一段话。邓先生因此连日接到各处来的电话和来信，还有朋友亲自到他家，表示同意他的意见。

1957年7月号的《人民教育》杂志，为纪念陶行知逝世11周年，发表了邓初民的文章《我们必须对陶行知给予重新评价》和张宗麟先生《关于陶行知先生》两篇文章。

邓初民先生的文章情辞恳切，他说：“我要求对于陶行知先生给予重新评价，一点也没有包含我个人同陶行知先生的私交和友谊成分。”他以亲历亲闻指出：“就是抗战结束时期的前后，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的血腥统治，愈来愈残酷，在昆明，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并且公开地说，在重庆要暗杀我，在上海要暗杀沈钧儒老先生、陶行知先生等人。陶行知先生一闻此讯，就一面与反动派搏斗，一面准备着死。他致死的脑溢血症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一点就值得我向他学习。而最重要的，还在于那一个时期，他彻始彻终地忠实于中国共产党，忠实于中国人民的一切表现。”

邓文还就有人批判陶行知的宣扬“武训精神”和“杜威翻版”两大问题实事求是地作了辩驳。邓文说：“过去文教界批评电影《武训传》，应该是与陶行知先生也在一个时期推崇过武训，不能相提并论的。陶先生那时搬出武训，只是在武训行乞兴学这一点上，与他也等于行乞募捐来办教育是相同的，特别是由于他所处的环境，他办教育所要培养的后一代，其旨趣与武训根本不相同。因而受到反动统治的摧残压迫，于是想把武训搬出来做他的掩护，这种苦心，他是曾經对我讲过的。”邓文还指出：“批判杜威的生活教育，也不应该与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相提并论”。

张宗麟先生也和陶行知“相处多年，相知较深”。张文从九个方面对陶行知作了肯定的评价。还指出：“陶行知确实提倡过武训行乞兴学，但应该查清楚：他在怎样时代、什么条件下提倡行乞兴学，他所兴的学(例如重庆育才学校)内容如何，是为谁服务的，他教青年和孩子走向何处去，他的工作对当时革命运动是有利，还是有害。……倘若只看到陶行知曾經提倡武训行乞兴学，就把他和武训划一个等号，那是极幼稚极粗暴的棍子。这棍子不但打灭了陶行知的功绩，也必然

会引起很多人的不平。”等等。

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要求重新评价陶行知先生的呼声，也就到陈、邓、张三文，即戛然而止。

事隔不久，北师大教授陈友松先生，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0月号的《人民教育》同期发表了两篇批判陈先生的文章，实事求是地说，这两篇文章没有涉及陶行知，无一字批陶。但时尚逻辑是因人废言，右派分子的言论，当作为右派言论。陈友松教授等提出继承和发扬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遗产，对陶先生给予重新评价，随着反右派斗争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再也无人提起。

十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好在有毛泽东题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题词作为护佑，陶行知没有被触及。

四、陶行知先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朽

时光易逝，30年过去，终于坚冰消融，春归大地。

1981年10月18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主持大会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介绍陶行知生平。邓颖超在讲话中重申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1946年对陶行知先生的评价，还指出：“陶行知先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典范”，“把他从事的教育活动，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亲密的战友。他后十年坚定不移跟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到死。他不避艰难险阻，不顾敌人威胁利诱，不计个人得失安危，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教育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我们开会纪念他，就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1985年9月5日，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讲话指出：1951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鲁的。因此，这个批判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武训是个平凡的农民，历史上的小人物。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指示，限“于地方范围内”恢复名誉。2011年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篇关于《武训传》批判问题，指出“当时的具体做法有明显缺点，即把思想认识问题不适当地提到向反动思想‘投降’的政治高度，在教育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思想问题的不好的先例，不利于通过充分民主讨论达到分清是非的目的。”(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值得提出的是，在全国政协召开的纪念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大会后，有的曾經批判过陶行知先生的如刘季平同志，先后在1986年陶行知先生逝世三十七周年纪念会上公开检查过去在极“左”思想影响下给陶行知扣过“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和“新马尔萨斯”等三顶帽子，在1986年第2期《群言》杂志上发表了《(武训传)批判对教育的影响》文章，重新认识和评价陶行知，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坦荡襟怀。

(责任编辑　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