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栏目在公众舆论和政治传播中的作用

摘要：公众舆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本质上表现为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和理性批判意识。大众媒介不仅能为民众参与民主政治提供重要渠道和平台，而且有助于培养民众的理性批判意识，在这方面，报刊的读者信箱栏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民政府时期，我国报刊界首次掀起了设立读者来信栏目的高潮，而读者信箱栏目扮演着引导民众参与政治的全新角色。信箱栏目的政治传播功能有三点：其一是为编者读者提供交流的公共空间，实现报刊与民众的真正结合；其二是培养民众辩论的理性与洞察力；其三是鼓励和引导民众关心国家社会、参与政治讨论。

关键词：民主政治；公众舆论；政治传播；读者来信栏目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7)02－0251－06

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内容一般来说有两点：一是用法治来规范社会秩序，保护公民自由；二是鼓励公民对政治的普遍参与。作为民主政治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的公众舆论，在本质上表现为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和理性批判意识。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不仅能为民众参与民主政治提供重要渠道和平台，而且有助于培养民众的理性批判意识，尤其是报纸通过刊发读者来信，集中地为民众讨论政治事件提供一个公共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中，民众的意见不仅可以公开展现，而且可以传达给政府机构，进而影响他们的决策，由此逐渐形成公众舆论。早在清末，我国报刊上就设立了“读者来信”类栏目，如《苏报》上的“舆论商榷”(后称通信栏)、《国民日报》的“南鸿北雁”、《民立报》的“投函”等。至国民政府时期报刊界更是掀起了设立读者来信栏目的高潮，但学术界极少有关于此栏目的专门研究，仅在一些副刊史的著作中有简略描述。但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读者来信栏目实际上对形成公众舆论并从而推动民主政治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即以国民政府时期的报刊为考察对象，初步探讨读者来信栏目的政治传播功能。

一、提供交流的公共空间，实现报刊与民众的真正结合

在中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政治文化延续了几千年，民众养成了漠视政治的习惯。在经历早期现代化的多次失败后，立志于改革的士大夫与后来的新型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要救国必先救人，要救人必先启蒙。他们希望对“无知愚民”进行思想改革，以育成具有公共关怀和政治参与意识的现代公民。甲午战争失败之后，部分精英们开始主动地接触下层民众，希望唤醒他们的爱国意识，报刊作为大众传媒具有发行量大、覆盖面广等优势，自然地就成为他们启蒙国民的最主要场所之一。陈独秀曾说：“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但要通过报刊使民众养成参与政治，积极主动表达自己对当今政治的看法的习惯，最有效的途径是报刊与民众真正结合在一起。对于如何实现这种结合，不同时期的报人历经了一番探索。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知识分子们认为要把报纸从少数士大夫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就要“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处处为读者着想”。然而报纸与民众的疏离状态并未结束，因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实际对象主要还是限于社会结构边缘的知识分子，没有普及到作为大众主体的工农中去。20世纪20年代初的报人强调新闻报道要满足多数阅者的兴味，要代表舆论，但他们提出的实现途径大多限于单方面提高民众的阅读水平，为此他们积极兴办了许多公共阅报社，但报刊与普通民众依然缺乏直接联系。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随着报纸企业化竞争的越来越激烈，各大报刊更加注重面向读者，寻找报业生存的空间；同时民族危机也愈演愈烈，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人们不断发出改革政治、实现民主的呼声。作为社会精英的报人们大多认识到，要贯彻现代政治理念，就必须要教育民众，引导民众。1930年6月1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更是明确地提出了报纸社会化的理想：“公开本报与全国各界，欢迎各项有权威有兴味之论述。”在这种时代文化背景下，以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为开端，报人们日渐注重读者来信栏目的设立，开掘读者来信栏目的民主政治传播功能。因为他们发现在读者来信和编者答复的互动中，知识精英们能够以平民化的语言培养民众的现代意识。而且读者论坛具有可操作性，编者通过制定一定的规则，可以引导民众独立自由地在论坛上发表见解。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各大报刊均重视读者来信，积极兴办此栏目。重庆《民主报》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在其发刊的第一期发表了茅盾的《祝民主》一文，提出对《民主报》的几个希望。其中就包括“希望它有一个《读者信箱》，社论可以不必天天有，然而《读者信箱》必须每天都开放”。于是，读者来信栏目实现了传者与受者以及读者之间的互动，更为关键的是，它使怀有启蒙思想的报人可以充分利用它与刊物上的其他栏目配合，从而有效地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

成舍我的《立报》即为这方面的典型。《立报》创办时，在1935年9月20日的发刊词《我们的宣言》中阐明了办报方针：“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国家的关系。怎样叫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我们创办《立报》唯一目标，也就是我们今后的最主要使命”。在具体的实践中，《立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懈地努力着。如上海战争爆发后，日寇的炮火遍及华北、华中、华南，全国人民忍无可忍，遂一致要求对日宣战，但由于国民政府态度暖昧，迟迟未作出抉择。针对这个情况，《立报》在10月2日2版的评论中首先提出了“对日经济绝交还能再缓吗?”的问题。紧接着10月3日的头版又刊登了一则“本报征求对日经济绝交意见”的通知，希望各界人士就此问题投稿，并决定在10月10日发表讨论此问题的专刊。为了扩大影响，这个通知从10月4日起连续登了4天。同时于10月3日四版的《小茶馆》发表了读者蔡醉的来信《对抵制日货的三点意见》和编者了了的《谈对日经济绝交》，以此号召更多的读者从自己做起抵制日货，并关注此问题，积极投稿发表意见。10月5日2版发表了《买卖假货应有国法制裁》，10月8日又发表了《最起码的表示——对日绝交》两篇评论文章。到了10月9日，头版又发表了“国民对日经济绝交讨论专刊明日随本报附送，不另收费”的通知。10月10日《立报》增加了两个版，第五版上端是用美术字写的“国民对日经济绝交讨论专刊”通栏题头。这个版刊登的是专题讨论座谈纪要，右上端列登了与会者的亲笔签名，接着登的是讨论问题的七个纲目，随之发表了每个人的发言摘要。这个版的中心加框刊登了座谈会的结论。第六版刊登的是读者来稿，最后刊登了编者的话。据其透露，该报几天之内就收到了读者来信数百封。

由此，报社的评论、各界人士的讨论专刊和读者的来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报纸的

言论。通过这种立体的舆论活动，至少使爱读《立报》的读者明晰了“本身对国家的关系”，从而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归根究底，编者们之所以设立如此多的读者来信栏目，是缘于他们尊崇民主自由的理念，“为大家说话是我们的责任，而要求民主政治的早些实现，更需要大家一齐都说话”。而在现实生活中，民主的发展并不成熟，读者大众应当爱护和督促它。编者的这种理念指引着读者来信栏目的发展方向。

二、鼓励和引导民众关心国家社会并参与政治讨论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后，报刊上的读者来信不仅在数量上猛增，而且此栏目的内容也日趋偏重社会政治问题，由此呈现出多样化和时代性的特点。在20年代，来信所包含的内容大多为读者个人在求学职业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或困难，向编者寻求解答和帮助。但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来信内容虽然仍包括前者，但开始转向社会评论，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国家政治的评论日渐增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很多报纸都有专栏容纳关于讨论社会政治的来信，如《立报》的“点心”专栏、《新民报》的“读者呼声”和“陈诉箱”以及《文汇报》的“读者的话”等等。

读者来信栏目内容上的成功转变离不开编者对读者关心国家社会、参与政治讨论的鼓励和引导。为了唤起民众注意国事，报纸也运用了不同的方式，大致说来有三。

第一，在信箱栏的具体复信中对读者进行引导。邹韬奋在所办的刊物中经常使用这种方式。在回答从个人角度提出的问题时，编者常常先跳出来信读者个人的小圈子，针对问题，从全局的角度考虑，如有一位身为教师的读者，因为“效果不彰，有意改业”，编者在开头即指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实业与下一代国民的身心的健全确有着莫大的关系”。复信也常常引导读者突破“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的心理，从“公”的角度看问题。如在《中国在国际的地位》的回信中，编者望国人直面“我国失却体面的事情”，“要是常把眼光向外望望”，“不应该在国内自己对自己人妒忌，倾轧，闹意见，营私利，应当众志成城，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来抵抗外侮”。编者还往往通过分析来信的读者个人所经历的事件，在复信中号召社会制裁力，推动民众关心政治改革。在《抗敌会的招牌也被抢走》一文中，编者由读者所告知的因政治形势转变，抗敌会招牌被人偷偷抢走一事，感到“要尽量发挥民力，以加强抗战力量，民主政治的实现，是有着迫切的需要”，并号召国民为此努力。这样的文章在《大众生活》信箱栏中共有33篇。

第二，使用民意测验或社会调查等较大规模的活动，鼓励民众参与政治讨论。如《立报》就使用过民意测验的方式。1937年11月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九国公约会议。这次会议对日本的侵华到底持什么态度，是会前大家关心的问题。于是《立报》在10月1日举办了一次民意测验，共出了四道题：1．我们对九国公约会议的要求是什么?2．在九国公约会议前我们应采取何项外交步骤?3．九国公约会议会得到什么结果?4．九国公约会议如无结果，中日问题重提国联大会讨论时，应否坚决主张援引盟约第十六条，对日共同制裁?这四个题目的后面都有二至五种答案，供读者选择。不难看出，这四个问题从逻辑上环环相扣，顺着这条思路，读者能够更为理性地思考问题，明辨是非。作为联系民众的园地，《小茶馆》还积极展现读者思考的过程。在测验揭晓前，它连续发表了好几封读者来信并配发了主编了了的文章。民意测验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参与，当11月1日揭晓时，共收到9200多张票，以公开的方式集中地向政府表达了国民的政治意见，即对日坚决抗战。这时，《立报》并未结束活动，为增加民众的政治知识，编者还请了法律专家张志让对答案做了说明。

第三，在栏目一开始，编者就以热情的话鼓励读者关注身在其中的社会政治现状。1946年11月1日，南京《新民报》特辟《读者之家》，在开篇的《家常话》中首先指出在当时针对社会政治现实公开说话的不易：“说话是人的本能，但在我们这个国度却是一件难事。一开口，不是犯禁，便是得罪了人。‘明哲保身’的方法只有沉默了。”但民众并不可能永远地沉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祖国的前进的道路是何等不平!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痛苦!险恶的社会是何等冷酷!大多数同胞是何等善良而又被愚昧骗诈所笼罩!许许多多苦难的遭遇者，在呻吟中寻找机会要将这些不平与痛苦，冷酷与愚昧说出来”。而《读者之家》正是应读者的这种需要而开辟的一个平台，编者在文末热情地鼓励读者，“好!说出来，说出来让大家听听、想想，然后才能寻出自由和幸福，热爱和智慧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报刊读者来信的角色由传统的指导个人生活转为引导民众参与政治，最初并非均出于报人的自觉，有的是顺应读者的要求。如1928年《大公报》的“公开评论”就是在一名读者的强烈要求下开设的。这名读者认为“政治与人民之关系，实深且厚，昔日本大隈氏有言，‘政治者余之生命也’，故吾人对于政治责任，不可放弃，往者奸人之得以长久专横者，实国民政治思想之缺乏也，可不痛哉”。尤其是“今过渡之善恶如何，可为将来祸福之决定，吾民今不可不有切实之沉思”。所以，这名读者恳请《大公报》，“本爱国之主旨，每星期于报章中任何部分，划出一大幅，作为民众在此过渡时期对于政治及一切问题之意见，统为讨论”。《大公报》很快就采纳了这一建议，在1928年9月30日专设了“公开评论”栏目，以“容纳各界对于国家社会以及地方公共事务之建议批评”。

自此，《大公报》开始积极主动地为读者营建政治讨论的公共空间。1930年6月1日又开设“读者论坛”，将“每星期三副刊地位，全行划出，贡献于爱读本报诸君为公开发表言论之一专刊”。在这个论坛里，读者可以“或发表感想，或讨论地方利弊”。后来因为投稿甚多，常常积压成堆，于是在1930年9月17日又把“读者论坛”改为日刊。1941年3月30日，桂林版的《大公报》延续传统，“特辟《读者论坛》一门”，“举凡地方时政得失，民生疾苦，经济状况，教育问题，以及社会各方面公益事件，概可论列”。

三、培养民众辩论的理性与洞察力

民众参与政治的兴趣被激活后，不免想表达出自己的意愿，但“只有理性而具有洞察力的民众的参与才能使民主政治名副其实”。独立理性的表达需要缓慢地学习，报刊承担起培养民众理性和洞察力的责任。如1930年底《生活》周刊明确提出这样的宗旨：“我们希望能借本刊批评讨论各种较重要而有意味的问题所用的方法——含有分析的眼光，研究的态度，组织的能力，创造的思想——为中国国民养成分析，研究，组织，与创造的种种能力；希望他们对于任何问题都能具有分析的眼光，研究的态度，组织的能力，创造的

思想，不盲从，不武断，具是非心，有辨别力。”

不过20世纪30年代以后投信的读者群发生变化，逐渐由社会中层扩大为社会下层，工人、店员、学徒、车夫等等均踊跃投信。这无疑加大了报刊的培养难度，但当时的报人非但不以为难，反而热情地邀请更多的下层民众参与读者来信栏目。如《立报》的“点心”专栏从一开始就明确表明是献给“上层社会的人们心目中所称为‘下层民众的’，它将努力于以浅显通俗的文字，写出些有益于他们的思想进步和增进常识的文章”。在当时，报纸还没有专门为下层民众开办的栏目，“点心”专栏可谓独树一帜，一时间《小茶馆》热闹非凡。《民主报》亦开设了“大家说”栏目，并力图使此刊成为纯粹的读者园地，为实现目标，编者在《本刊启事》中向更多的民众发出了热情邀请：“我们欢迎，我们请求一般市民、公教人员，七十二行，申诉自己的痛苦。因为不是‘写文章’，所以，千万不要怕写得不好，写得不通，甚至写错字，这些根本没有关系。”无疑这种邀请有利于打消一些不善写作的社会下层读者的顾虑，从而促使他们更为主动地“开口讲话”。

为了尽快增强民众辩论的理性与洞察力，当时的报人采用了丰富多样的方法。有些编者在回复某些来信时，不仅详尽回答读者的疑问，还针对问题，积极推荐相关书籍和参考资料，如《生活》周刊中的《怎样理解苏联》一文，编者除回答了读者疑问，还详细列出了国内所出版的关于苏联民主的书籍，以及曾报道过这方面内容的刊物。为了使读者便于建立自己的知识储备，从而能独立分析问题，许多刊物还专门成立了书报代购处。

有些报纸在具体的话题中，循序渐进地培养读者的洞察力，其中包括针对一些读者来信展开对话。一方面在栏目里发表读者亲身感受到不平的事实，一方面发表小言论，深刻点出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或从读者来信中找出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配上一篇七八百字的评论加以发表。如1936年下半年，上海的公共租界当局无视中国领土主权，任意越界筑路以扩大租界地范围。针对这个问题，读者纷纷写信反映，《立报》的“点心”专栏几次予以刊登，同时编辑萨空了也发表了好几篇评论文章。其中7月15日发表了题为《报告两起发生在越界筑路地带的事》的读者来信，在信中这位读者气愤地问：“我住的是中国地界，x国人(指日本人)凭什么干涉中国人的事?”针对这封信，萨空了发表了题为《谈据理力争》的文章，以此事为例，点出了为什么中国总是失去主权的深刻原因，“在这华洋杂处的地方，中国人因袭着庚子以来怕外国人的心理，损失主权的机会就会很多，现在有许多人做官，常有以献媚外人为能事……中国主权之失也就为此了”。除此之外，编者还积极引导市民们监督政府官员，“我希望全上海的市民能起来监督我们的官吏，养成他们据理力争习惯。

还有些报纸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在最初设立栏目时，就规定了读者的参与规则，以此提高读者稿件的质量。如1928年9月30日《大公报》登出一则《本报特别启事》，说明“公开评论”栏目的投稿原则，其中对稿件的要求为：第一，本报为完全营业独立之报纸，在政治上处绝对超然地位，故两年以来，自社评以至纪事，始终一贯，不背“不公”之旨，所收稿件，亦以“大公”为范围；第二，仝人对于政治外交，固可自由批评，惟以环境关系，有时亦不能无相当之范围，故凡投寄关于上述文字，须具诚挚负责之态度，俾免本报代人受过；第三，本报言论记载，向主正大光明，凡关系攻讦个人隐私文字，恕不刊载。

《大公报》的这个投稿原则，重在要求读者在态度上诚挚负责，在内容上不攻讦别人隐私，而对如何展开辩论未作具体说明，整个规定稍嫌模糊。而1947年4月15日，《文汇报》的《读者论坛》增设“辩论台”时，所作的规定明确清晰。在《敬告读者》中，编者说到对稿件的要求为：“一要据理力争，勿含糊笼统，空言搪塞；二要就事论事，不要随使用大帽子污蔑对方；三要平心静气地谈，若虚声恫吓，恕不接受；四请不要强辞夺理地答辩，否则我们有权拒登。”在这四点规定中，辩论的方式、辩论的原则及辩论的态度一应俱全。而之所以有如此明确规定，是因为编者希望《读者的话》能够发挥鞭策社会、培养民主的作用，“《读者的话》是公众说话的地方。态度要光明，论断要公正，这样才能见诸是非，而对社会尽其鞭策鼓舞的责任。真理愈辩而愈明。我们始终认为‘有话大家说’是培养民主作风之一道”。

经过编者的努力，许多读者的政治观念及公民意识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这一变化在邹韬奋所办刊物的“信箱”栏中有突出表现。在此，我们仅以邹韬奋所办刊物的“信箱”栏为例，一窥读者政治素质的变化。如1927年～1933年的读者求学的目的主要为个人自立，但1941年读者求学目的扩大，考虑到“对于现阶段的社会和在抗建中的祖国，能否给与一个很大的贡献”。此外还有读者明确提出要研究政治学，询问具体的研究方法，如《由实际问题研究政治学》。这说明读者对公共事务更为关心，且想通过学习，提高自己分析现今政治局面的能力，公民意识有所增强。

《大众生活》极力呼吁政府进行民主政治改革，读者在讨论国内政治改革时，亦出现了对民主的询问和讨论。如一读者主动来信对民主政治提出了两点意见，即抗日建国各党派彼此消除成见和人民对于国事应有批评之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除此以外，随着战争范围扩大，中国战场成为世界战场的一部分，他们开始真正萌发了了解西方的意识。越来越多的民众除关注本国事务外，还主动询问和讨论欧洲战场的形势，甚至包括西方国家的民主政体。如《中苏关系与国际形势》、《南洋的危局能否渡过》、《苏联的选举制度》等。

这种对公民政治素质的启蒙，启迪了越来越多的青年读者。许多青年人均受到深深的影响，怀着敬意永远把编者记在心中。如有一青年读者说：“我终生尊敬你，感激你，我的自传上说，你是我的最好的导师”。

总体而言，国民政府时期报刊界首次掀起了设立读者来信栏目的高潮。读者来信栏目不仅在数量上猛增，而且内容上也偏重于社会政治评论，同时来信的读者群扩大到下层民众。这些变化使报刊的读者来信栏目扮演了引导民众参与政治的全新角色。民众的自我意识不断被唤醒，最终由漠视国事到积极参与讨论政治。这种转变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系统，即像当代学者哈贝马斯所言的那样，“原先统治者的力量只不过展现在了民众眼前，而现在民众在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在公开领域进行的批判性的讨论，监控国家权力机关”。但是报刊上读者来信若要真正发挥对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不仅需要报人的努力，还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善。虽然，“民”终于由臣民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迈进了一步，但这一转变到现今仍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