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于大地的心灵悸动

倘若以对散文创作的执着精神和理想追求而论,陈霁无疑是整个四川作家群中当之无愧的具有专业意味的散文作家,除了对散文自始至终充满着深情的眷顾和辛勤的耕耘外,他几乎不涉足其他任何文体的创作。正因为如此,他便成为了四川散文创作领域中成就最为突出的散文作家之一。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创作了大量富有丰富的思想涵蕴和较高的审美价值的优秀散文,并陆续出版了散文集《灿烂时空》、《五彩风景线》、《山河故事》、《诗意行走》等。虽然作家在《灿烂时空》、《五彩风景线》、《山河故事》里更多的表现出了对“地理志”、“旅游志”、“风物志”之类物态层面的浓厚兴趣,具有宣扬地方风景名胜、旅游资源的价值取向,但在《诗意行走》里却以一种崭新的审美思想、创作倾向、高迈气象和一系列富有新颖别致意蕴的散文文本,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当代散文作家的美学辐射、精神关怀、价值取向、人文内质和一颗始终处于流动状态的诗意灵魂,由此铸就了他的创作个性和散文风格。鉴于作家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出的实绩,本文的内容主要是对《诗意行走》进行阐释。

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我们可以非常真实深切地感受到当下日常生活的急遽变化,在广大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不断改善和逐渐丰富的同时,人们在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也随之增长,无论是在现代精神营养的需求还是在当代审美文化的希冀上都表现出了新的发展动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今审美文化的转向,这种转向可以具体表征为由过去那种对高雅化、经典化、精英化、意识形态化的审美文化形态的倍加推崇逐步转向为对大众化、世俗化、消费化、传媒化的审美文化形态的特别青睐,或者用当今理论界比较时髦的说法,也可以称之为“审美日常生活化”或“日常生活审美化”。造成这种审美文化转向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从当今审美文化进入日常生活的方式来看,人们主要是借助如信息数码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这样的高科技手段,通过图像化、网络化、荧屏化等途径来实现审美;在审美趣味上,审美文化的创造者则不断改变自己的创造策略和审美取向,比较偏向于对市民社会的世俗化生活与快餐化的审美情趣的迎合;在价值取向上,则纷纷追求各自的感性欲望的满足或本能情感的释放,追求人生的游戏化、享乐化、轻松性。这些转向实际上是将审美文化的“重心下移”或“向下指引”,或者说是一种由象牙塔向民间、从精英向大众、变高雅为世俗的发展态势,是理性化的精神超越逐步向感性化的情感愉悦的变异。

面对这种审美文化的转向,陈霁却以一个当代作家诗意行走的灵魂来全力构建自己散文世界里的真诚情怀、善良思想、审美价值,表现出同这种审美文化逆向而行的精神风骨和高迈雅致的美学象仪。从艺术良知的角度看,作家始终自觉地维护着生命的尊严与人类的尊严,维护着正义的事业和真理的本质,并以真实、真诚的话语表达艺术生命的本真和作家应有的良知;从价值关怀的层面看,他善于对当今这个存在世界进行意义探寻和终极关怀,一方面是对现代社会境遇的深切关注,理性地思索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人生意义,另一方面则保持着对自然存在、民族历史、社会进程的终极关怀;从自律自决的维度看,虽然作家的职业是一个心灵自由的创作者,但他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正直的人的内在律则和内心命令,自觉地以此为基点对自己的创作思想、创作内容进行正向规约。正因为对这些原则的恪守,作家为我们绘制出了一幅幅美学形态的精神图景。

一个作家具体选择怎样的文学体裁作为自己创作的“主样式”,以及在这种“主样式”里传达怎样的思想内容、人文意向、精神内涵、审美判断,既与这个作家的故乡记忆、早期经验、生存环境、人生领悟、文化水平相关,又涉及到这个作家的价值认同、审美能力、心灵意象、美学思想。或许是因为从少年时代开始作家就在大自然纯净的怀抱里生活的缘故,耳濡目染的都是自然的安谧恬淡、从容自如,由此便养育了他心中的自然和对自然的那份特有的钟情。但由于成人以后一直在政府机关工作,这种特殊环境里的一种看不见的规约又极大地限制着人的抒情,陈霁对自然的那份钟情与向往便慢慢被逼仄到心灵的深处,也促使他的性格更加趋向内敛与沉着。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情感的积淀,这份情感就像一粒生命力极强的种子随时都在寻求破土的机缘。当新世纪的光辉照彻大地的时候,这粒种子终于破土而出,以一种久经积存的生命力向着朗然阔大的空间迅猛地生长、拔高,于是便有了辑录在《触摸山魂水魄》中的系列散文。在这些散文里,作家以一个精神行游者的情性与睿智以及深沉与诗意所熔铸而成的目光细致地探寻蕴涵在秀美自然、壮丽山河、魅力风物中的深刻的内在意义和本质。在他那支灵动有力的笔下,首先便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充满自然生命活力和浓郁人文意味的山水图景。

作为母亲河的黄河,历来就是一条我们民族非常关注的河流,因为在我们民族的思想意识里它不仅仅是一条地理范畴的河流,更在于它流淌着的是我们民族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是古老的文明、灿烂的文化、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强大。它成为一种历史的象征、文明的喻体、文化的符码从而深深地镶嵌于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所以历代文人墨客对它总是描写不止、歌咏不尽。作为一直以审美眼光关注祖国壮美山河的散文作家,陈霁首先以一个朝圣者的崇敬心理对这条承载着太多内容的母亲河的上游实施精神寻访,又以一个写作者的个体领悟、独特视角对它进行美学勘探和艺术表现。“黄河不仅仅是一条地理意义的大河,更主要的是内涵极其丰富积淀极其深厚的人文风景,是每一位炎黄子孙的精神奶汁,是所有中国人身上不可磨灭的胎记。

……但是中下游的黄河已经被扭曲和异化了。她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她的暴虐,她的喜怒无常,是记忆深处留给我们的许多创痛。并且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她每年的近半年时间都处于断流——那是我不情愿看到的病态黄河。所以我首次的黄河之旅便直奔青藏高原直奔她的源头。”(《九曲黄河》)一开篇,作家就以浓郁炽烈的抒情对黄河予以高度的赞美和现实的评价,并以独到的理解把隐蓄在黄河内里的深层意蕴揭示出来。当作家乘车依次进入红原、若尔盖、唐克,再登上阿尼玛卿山眺望时,“九曲黄河第一湾”便展现在他的面前,他一下子被它的“诡奇、瑰丽、神秘和恢弘的气势惊得不知所措”,并由此突生出无尽的慨叹和丰富的联想:“这是炸响在绵亘古今浩浩时空里的一道闪电,是挥舞在造物主手中的一条轻得完全失去了重量的飘飘长链,是盘古开天辟地时精心构思后酣畅淋漓行云流水的写意,是大自然以立体的方式对极致之美作出的最婉约的诠释,是威猛的骑士在纵马狂奔前的信马由缰、略作沉吟……”在这种感慨和联想里,作家又不仅仅把黄河看成是一条具象存在的河,更是努力将它融入到文化与文明的内在蕴涵中:“这就是从巴颜咯拉山下那条名叫卡日曲的小溪流变而来的黄河,……是从《诗经》、《史记》和汉乐府中流出来的黄河,是王之涣在鹳雀楼上向西眺望的黄河,是李太白

的奇思异想到达过的黄河,是余右任、余光中等我国台湾同胞以及几千万海外赤子望眼欲穿的黄河……”当作家再度将自己的手伸入这条母亲河时,他又拥有了对她的更为深切的感触:“我触摸到了她的脉搏她的体温,她的花样年华就在我眼中流动,我还可以从一圈圈荡开的波纹里窥探她生命流程里的一些秘密。”作家写黄河并非只是依照自己情感与美学预设的框架,而是通过对它的实际勘探和切身体证,由远及近,俯瞰与进入,细节而大观,局部亦整体,物态和神性,具象兼文化,并借助自己的深情感怀、形象领悟、理性评判和丰富想象,对这条母亲河进行着艺术观照和美学把握,为我们塑造出一幅极富生命内质与灵魂真髓的大河图。在《蓝色诱惑》、《贡嘎在上》、《金沙江的惊世一跳》等散文里,作家也为我们传递出相同的蕴意。

作家们对一座城市的印象的好坏往往是出于自己的内在感觉和艺术直觉,他们并不以这座城市的现代建筑、文明时尚,或是这座城市的环境特征、优美格局作为评判的标准,而是以一种个性化的审美方式进入这座城市。在散文《飘雪的兰州之夜》的创作中,陈霁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入兰州的。具体而言,作家是以“雪夜”这个时间因素作为切口进入这座雄居于大西北的工业城市,又在这个时间之窗里注入了更多的世俗情怀和审美内容。“兰州并不是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城市。论规模和现代化的程度,她远逊于北京、上海,甚至远不如同处西部的成都。她所在的地形也不好,很不幸被皋兰山、白塔山一南一北夹住,硬生生地被挤扁、拉长。并且她还处在黄土高原上。曾经从不同方向出入兰州,便发现她被望不到头的黄土塬黄土峁黄土的沟沟壑壑包围着,一走出城垣便走进了无边的荒凉。”作家一起笔就似乎在表露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贬”,但这又并非是作家的本意,所以他笔锋一转直入有着飘雪动感的夜兰州。齐放的华灯似乎很轻易地就瓦解了荒凉的包围,又在瞬间彰显出现代都市的繁华,作家便在这样的情景里领受到了它的那份充溢着地域特色的别样情调:充满诱惑的美食扑面而来,现代化的街景流光溢彩,汉子们吼出方言时的生猛,在雪夜里漫步的情侣,长满杞柳、灌木的河堤,无声无息流淌的黄河水,以及隐蓄在雪夜背后的这座城市的历史。

置身于这样的雪夜这样的情调中,作家的心胸不禁变得宽敞起来,他不顾滑倒的危险将有着强烈泥腥味的黄河水灌满自己的水杯。以至很长一段时日后,作家依然能够从这杯黄河水里清晰地听到“黄河的涛声”、“西北风的吼叫”,看到“飘雪的兰州之夜”。正是在作家的细致描述里,我们觅见了雪夜兰州的美丽景色和特殊魅力。但又非仅仅如此,作家试图通过这样的描述给我们一个更加深刻的启示:无论哪种形态的游历者,只要你是一个有心人,只要你启动自己的审美机关,并且真诚、独到地去“发现”,任何一座城市都有属于它自己的别样内涵与风格特色。

文学创作是作家生命史上最具有超越性的事业,在文学精神的引领下,作家的灵魂不断冲破各种物质欲望的藩篱和桎梏,穿越各种现实存在的遮蔽,从而自觉地以对审美精神系统的构建抵达一种超越性的境界,或者逼近马克思说的“自由的精神王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兴趣与人生信念是融为一体的,它不仅贯穿于作家整个生命过程中,也具体地融会于他们的作品里,读者与其说是在阅读作家的作品,不若说是在对作家执着追究生命意义与追索审美价值所进行的理解。所以作家选择文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一种精神方向,一种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陈霁就是这样执着于追寻终极意义长旅的作家。他在“触摸山魂水魄”的同时,又将自己的智性观照、诗意透视置于对民族历史和现实内里的追寻、探究,从而为我们呈示出一幅幅色彩分明、内蕴丰瞻、气势浩然、诗意漫流的美学图景。正如著名诗人梁平先生在散文集后面的评价中说的那样:“陈霁散文里弥漫的诗意与智性,是作者区别于他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散文在他笔下是生命的叩问、文化的揭秘、心灵的解剖、性情的呈现。读陈霁的散文就像在月光下品一杯陈酿的红酒,慢慢让你在他制造的语境里行走、抵达。”也正是在这样的图景中,作家那颗深切关怀民族的历史进程、人民的现实生活和国家的发展态势的诗意魂灵不仅凸显出来,也传递出作家的历史感和历史意识,即作家在对历史回忆和未来展望中体现出来的某种自觉意识和反思。

有论者以为,文学家与史学家一样,都是往事的见证者和记录人,正是通过记录和见证,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在符号之中被保存下来,从而使得后人有可能去追忆和重新阐释;文学家与史学家都是凭借内心世界深性介入种种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寻觅理性、诠释人生,都是通过搜索历史与现实在心灵中碰撞的回声,表现他们对于人生命运的深情关注,体味跋涉人生旅途的独特感悟,他们在人生内外两界的萍踪浪迹上,实现在文化床笫上的拥抱。但作为散文创作毕竟不同于历史研究,其一它必须体现作家强烈的主观感受,其二必须洋溢作家灵魂跃动的真情,其三必须闪现出理性的光辉。正因为如此,作家在散文《为了一个可怜的皇帝上景山》便是对历史的一种美学图景的显示。作家上景山的目的并不那么复杂,“就因为半山上有一棵歪脖子老槐,这老槐上吊死过一个皇帝,这皇帝又偏偏是大明王朝的末代天子崇祯,不得善终的亡国之君,其故事极其悲惨动人”。真实的景山风景并不是作家原来想象的那般迷人,所以他的心思就直接奔向了那棵老槐树,在“天色阴晦、湿雾沉沉、冷雨霏霏”的氛围里,他便一下沉入到三百多年前的那个春天和由这个春天演绎的悲剧历史:“崇祯十七年(1644)那个春天,崇祯帝孤独地品尝着历代天下帝王最大的悲哀与绝望。山海关外,除吴三桂的宁远一镇之外,全部为清军所陷。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以陕西为根据地的大顺军潮水般涌来。”三月十五日,大顺军对京城形成合围之势;三月十六日,李自成的军队兵临城下;三月十七日,大顺军猛攻京城;三月十八日,大顺军急攻西门、平则、德胜诸门。在作家快速流转的笔下,历史悲剧中最为悲惨的一幕便像潮水般朝我们涌来:崇祯命周皇后自缢,催袁贵妃自杀,拔剑砍嫔妃,提剑杀长平公主、昭仁公主,最后是自己上吊老槐树。作家又并非如历史学家那样,或是对历史作真实的记录,或是对历史进行理论分析,他更不想只是对历史作那种非常浅表的形象描述,所以在越过历史的悲剧后,他将自己的理性审视直入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内层,对崇祯的该死还是不该死进行着富有现代性意味的辨证思索与审美探求,并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崇祯不该死,因为崇祯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前提下匆匆忙忙即位的,而此时的大明皇位就如一个火炭,大明王朝更是千疮百孔,积重难返,即使有励精图治、中兴国家的宏大愿望的崇祯也无能为力;但他又认为崇祯该死,根源在于崇祯不仅没有拯救大明王朝的雄才大略,而且性情急躁、待人严苛、独断专横、遇事多疑、朝令夕改、忠奸不辨、冤杀良将,进而造成新的倾轧与党争,使大明王朝愈发羸弱,不堪一击。但作家毕竟不是学识渊博、学问高深的理论家,他明白自己对历史的审视是

审美形态的,所以他笔锋一转,以一个平凡的现代思想作家的审美领悟写人的幸福涵义:幸福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思想方法,是一种健康的心态,是人的感觉。拥有权力不一定幸福,拥有财富也不一定幸福,妻妾成群更不一定幸福;嫉妒不会幸福,眼红不会幸福,偏执与过激也不会幸福。透过历史悲剧的沉重和惨烈,跨越现实生存的迷茫与惶惑,作家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人存在的根本就是要竭力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之外的一切都不过是过眼云烟。这才是我们应在历史总结里得到的真谛。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思想内涵和现代探索意识的当代散文作家,陈霁的关注视野与美学观照又并没有止于某些单质的历史层面上,而是启动自己的全部感觉广泛地在历史的烟云中寻觅、发现、开掘,也由此为我们创造出一幅幅生动的美学图景。作家或是以一个审美者的智性切进“黑暗王朝的官场另类”历史,着力表现海瑞这位旷世清官的清正廉洁、无私无畏、高大伟岸;或是以一个现代行旅者的情性目光穿越“雪地上的甘州”,极力窥探西部民族的历史文明得以矗立的精髓;或是一个文化人的步伐细致丈量“多伦路上的上海”的繁华岁月,竭力发掘民族文学之所以能够在现代性的进程中迈上颠峰的真谛;或是以一个回归者的心情进入阔别已久的万州,在一种往日与现实交叠的时空里感受岁月的匆匆,并在这样的感受里品味人生的繁复韵味;抑或是在品茶个中“问茶”,在风景如画的丽江寻找灵魂,在剑门古道上对三国历史的再度沉浸,都或多或少或浓或淡或深或浅地表达出作家对历史的审视对现实的探寻。所以,倘若我们把作家的《黑暗王朝的官场另类》、《雪地上的甘州》、《多伦路上的上海》、《再见万县》、《杭州问茶》、《独步丽江》、《摩梭夜语》、《出入剑门》、《阿拉鲁的子孙们》缀合为一系列的美学图景,就不难发现作家是在一个悠长阔大的历史、现实时空里探求与思索,是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向度来表达自己的审美取向、人生意识、价值判断和哲学追问、终极关怀。

当代作家北村先生在《因为默示而写作》一文中说:“不是只有牧师和高僧才深入人生的最高境界,人人都在接触和实践真理。……从信心的角度而言,没有实验一说,因为在信心里看到的都是肯定的东西。只有信心不足的人才会对自己有所保留。就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和这些最前列的实践者区别开来,因为我们不但信心不足,而且常常保留自己,不愿意将自己奉献到真理的祭坛上,以为一放上去就会立刻烧成灰,其实正如亚伯拉罕献上以撤一样,献上的瞬间是有别的东西来代替你作为牺牲的,但人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不敢这样做,因此一般的写作者一生都在矛盾中写作,他的写作有时候有意义,有时候却掺杂着并无意义的失败体验。而真理实践者的写作虽然也有万般痛苦,却是在祭坛上的。这就是我们的写作和高贵的写作的区别。……一个写作者并不是因为明白了为什么写作才写作,而是写作让他明白了为什么。而解决为什么的答案是行动和信仰。写作是一种记录。至于他用笔或用锄头写作,完全出于真理的差派,那是一个天职。”尽管北村先生更多的是将文学写作者的创作视为是对真理的传递对真理的发现对真理的运用,但他又毋庸置疑地给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提出了一个更高更考人水平的问题。所以文学不只是某一个浪漫心灵的产物,也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化合物,心灵、语言、意识形态,它们不仅构成了复杂的回环关系,而且共同地左右着人的精神表达和对文学的生产。一个好作家就不应该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态度,而要关注文化和人类生存的种种问题。一旦获得了这样的境界,还要有足够的勇气。作家最重要的品质是诚实,作品最重要的是它的真实,人类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一条超越时间的河流,惟有那些真实的东西将永恒地流淌。陈霁在他的“仰望精神高地”一辑散文的创作中,正是体现出了自己诗意灵魂的真实。

有评论者把唐诗比喻为中国诗歌的珠穆朗玛峰,把诗人李白象征为中国诗歌的太阳。无论这样的比喻是否准确地把握了唐诗在中国诗歌历史的卓越地位,也无论这样的象征是否准确地评价了李白对中国诗歌的特出贡献,但有一点是无须置疑的:如果没有李白诗歌的存在,唐诗的光度一定会有所折损。或许正是因为李白在中国诗歌历史上的杰出贡献以及他的豪性满腔、浪漫飞腾、不畏权贵的灵魂真髓与精神风骨深深地吸引着引领着陈霁,作家才几乎是不顾一切地《追随李白而去》。作家的心灵仿佛始终如一架既现代又灵敏的摄像机,随着它的前进后撤、左顾右瞻,这位远去了一千三百多年的诗仙又生动鲜灵地复现在我们的面前:“李白兼游侠、剑客、道士、酒徒的风骨于一身。他一生萍踪浪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个人命运大起大落,沉浮不定,荣辱无常,频繁出入于地狱天堂。但他凭借一支如椽大笔,驰骋八极,蹴踏九州,出神入化,写出了一千多首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歌。”面对这样一个诗仙,作家又怎能不生发出良多的感慨:“大唐有幸,李白有幸。因为只有大唐的辽阔天空才配得上绝代天才李白。而一个半人半仙的诗人李白更加辽阔了大唐的天空,有了他这座前无古人至今尚无来者的极峰,中国文学史才有了一个俯视天下的高度”,“他的每一首诗都是心性的自由放飞,他的一生就是一条大河随心所欲的流淌”。在此情此景下,作家不由地想走近李白,想与他对话和对饮,但又深知李白不是一介凡人,而是太孤傲太高不可攀的诗仙。于是,作家便以另一种方式走近了李白——对李白的整个生命历史轨迹作形象的描述。在作家的这些描述里,我以为最富有想象力最具有审美价值的所在,还是他对李白、月亮、故乡这三者之间的那种既神秘又显在的关系的崭新发掘:“李白以为触摸到月亮就触摸到了故乡。……李白在采石矶扑月而死,原来是准备投入故乡怀抱的。”尽管这样的发掘有着某些牵强的成分,但从艺术创作规律与审美想象精神的本质看,它又是大胆的合乎情理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描述中,我们得以真正进入到李白的生命历史、精神世界、诗意人生的内层,作家能够再度领受到在诗意行走时的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愉悦和幸福。由是,作家在“仰望精神高地”一辑里所传达的精神指向,我们便可见一斑。

从艺术角度来审视陈霁的散文创作,我以为它主要体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色。其一是作家的散文写作视阈与审美创造精神的宽阔博大。作家并没有因为自己生活存在空间的限制就止步于对地域性一类的自然风光、人文象仪、现实景象、历史往事的审美表达,而是竭力通过各种方式的出去或进入到地域性之外的广大空间寻求丰富的写作题材,以更为阔朗博广的视阈书写民族的历史文明、社会现实、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深刻发掘隐藏在其中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真髓,充分体现出一个当代散文作家的宽阔视野。其二是作家以现代审美方式的有机处置来传达富有现代艺术美感内涵的心灵意向。他的散文突破了传统游记散文的艺术桎梏而富于崭新的艺术气象,一方面他不单纯地滞留于对山水景观的物态描绘,也没有将自己的散文艺术固执地凝定于某个层面,而是充分体现出现代性的艺术风范;另

一方面,他以心灵视角作为散文创作基点,通过对描写对象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情性过滤、审美关照和艺术处置,使之完全成为自我心灵的艺术存在体,成为经过他的“内宇宙”的反复铸造而不断外化出的系列性的美学图景。沿着这样的美学图景漫步,我们就既能够体验到作家所创造的“第二种自然”的审美内涵和现代散文的艺术魅力,又能真切地触摸到隐蓄在作家思想深处的心灵意向。其三是作家在散文艺术视角上表现出的灵性活泛、丰富多样的特质。或许是因为从小就接受过较为系统的绘画训练,并对绘画艺术的进入方式有着很深体验和丰富经验的缘故,作家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有意识地将它们纳入以显示散文视点切入的灵活自由、多彩多姿。他或是以现实景象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某个具体物象的理解与感悟而自然地进入历史往事的深邃甬道,最后再回复到现实;或是一开篇就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切进事物的本质,再借助对事物之围的其他方面的描绘,来进一步深入对象的本质;或者是一开始就在几个矢向上同时切进,对写作对象进行多种维度的艺术观照,而使表达对象本身的丰富性多样性得以充分体现。其四是作家的散文语言具有诗意性、抒情性、叙述性、论说性相与叠合的特色。作家常常以对现实生活、存在现象、历史事实和人物的意韵生动感受作为创作的基础,首先是以新颖独特、文采斐然的技艺予以诗意的表现,再有效地兼容了深挚沉厚的抒情、灵动活泛的描写、犀利而充满思辨色彩的议论、机智精警又诙谐幽默的叙述,他的散文语言便在诗意这个主色调的基础上又显现出复合性的特色。所以,倘若我们仅从艺术的角度看,作家在散文创作中为我们呈现出的一幅幅生动别致的美学图景就决不是某种单质的体现,他的艺术成就不仅折射出西蜀散文优秀的程度,也给西蜀散文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评论家谢有顺先生在《从理想国的梦中醒来》一文里曾这样论说道:“理想主义,是新时期的一个重大的文化命题。当我们回望这二十年的心路历程的时候,任何一种概念性的结论都显得苍白和无力。所有的言说方式,比如社会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文化的,作为冷静的观察者,都在对我们所处的历史时空进行有效的分析、反思和批判。但这些研究提供给我们的解释,是否可以完全化解我们内心的疑虑和困惑?或许化解本身就是一种奢求,我们应该学会寻找另一种更加柔和的方式,来亲近我们的疑虑和困惑。”显而易见,他认为要面对并解决我们社会当前存在的疑虑和困惑,仅仅依赖于某些学术性质的研究是难以奏效的,也是存有很大疑虑的,而采取理想主义的方法或许才更为有效。当然,他所提出的这种方式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能否收到实质性的效果尚有待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证明。陈霁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是否也存有这种理性主义的思想,或者说他是有意识地借助散文美学的实践来张扬理想主义的情怀,以此召唤理想主义精神的重回人间?我以为这是肯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就是通过作家对现实存在、社会生活、人生历程的审美观照与艺术把握来显扬理想主义的思想内涵、生存意向,从而引领自己逐级迈向理想的目标抵达理想的精神境界。散文则尤其如此。当不少散文作者一味地沉浸于玩赏自慰、虚浮相矜,或是更多的沉溺于单向度的自我表演空间里时,陈霁却以一个坚执的理想主义者诗意地行走自己的散文大地上,非常勇敢地显扬出一个当代散文家严谨的创作态度和深蕴其作品的真挚情怀、诗意灵魂、美学追求、终极关怀,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但愿他在散文之路上走得更稳健更深彻。

(作者单位:绵阳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　黄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