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房子随笔

李岩，1960年生，在陕北佳县、米脂、绥德城乡长大，1983年陕西师大中文系毕业，大学时开始探索现代诗艺至今。诗作主要有组诗《台阶上的铜马勺》《陕北谣曲》《生命诗章》《春天选章》《饥饿研究》等，已刊长诗《北方叙事》《雪的版画》《现代汉语词典：小姐》《蓝色叙事》等若干。原新版《陕北杂志》主编，2007年辞职，共出“牛皮纸书”六卷。现为陕西榆林市文联公务员。

狮形陕北

我叹息着

走过荒芜的田园和废弃的土地

——《联想与组合》

人体素描

从“大道如青天”的八百里关中平原，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中向北驱驰，至铜川金锁关渐渐向上隆起，这片在切开晋陕峡谷的大河以西，子午岭以东，鄂尔多斯台地和毛乌素沙漠以南广袤跌宕、被20世纪30年代一个初来乍到的美国红色记者惊叹为“超现实主义奇妙世界”（埃德加•斯诺）的黄土地，就是地理上的陕北，在这位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年轻记者眼里，黄土地是一种有机物质。23年前，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年在它荒凉的额头上镌刻下自己的迷惘：“我们依恋和愤懑的黄土/在这里死亡在这里出生的黄土/我们原本是你的精血所至/是你大地的子宫生育的面孔金黄的子女/是你延续的赤裸的命运……我的在风中逝去的祖先/掩埋在土里/壁画般嵌进黄色土壤的祖先/你们沉郁的呼喊/你们在树梢上轻轻摇曳的灵魂/在诉说什么呢/你们溶进岩层的忍耐在期望什么呢”（拙作《北方》1985）。许多年来，只要闭上眼睛，一幅裸赤的巨大的人体素描就浮现在脑际——

鄂尔多斯草原是它浓密的发丛，毛乌素沙漠是它宽阔明净的前额，成吉思汗陵园像它银灰色的圆形头盔，晋陕峡谷中的黄河是它抠进地层内部的左轮廓，茫茫子午岭是它的右轮廓，横亘的白于山和横山山脉像它两块结实的胸肌，同样发源于白于山的无定河和洛河是它左右臂上两根粗大的血管，无定河北岸历尽一千五百年风雨剥蚀的白色城堡遗址犹如它狂跳不已的心脏，无定河东岸盘龙山上那草莽之王的土红色宫殿像它强健的肾，桥山和黄龙山麓的原始林莽则如同它下身丰盈的体毛。那“万里黄河一壶收”的龙王哨就是它的子宫，飞瀑正是这位阴阳合一的巨人在天地间交合的形象和图腾，它也是汉语人类在自然力中再生的形象。而遍布在这位巨人身上的一座座要塞堡寨则如一块块结痂的历史疤痕。它所经历的灾难深重的岁月和千沟万壑就是时间投在这幅人体素描上的阴影和线条。

战争陕北与民艺陕北

黄土地陕北远非许多人想当然的那样，是一块“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的游离逃逸在历史现场之外的伊甸乐园和风平浪静的历史港湾，而恰恰是本民族兵戎相见的剧烈冲突地带，地球上最大的军事要塞长城，并不像人们描绘的那么诗情画意，它更像一把历史的大锯，在冷兵器时代反复上演着胡汉之间的历史噩梦，这本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常识，而陕北就在血肉模糊的锯刃之上。就文学而言，它正是“边塞诗史”的美学地理现场。今天在陕北城乡酒席上仍盛行不衰的摇骰子“打关”，就是历史烽火在日常生活中积存下来的战争游戏，它也是黄土地上的男人们以酒桌为方圆，在吼喊厮拼中赤膊上阵、挥拳相向地对“战争功课”的温习与模拟。而陕北方言中至今还在大量使用的军事术语，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以眺望的战争语境，如陕北方言把夫妻或小孩打架就叫“习死”、“挣命”、“斗阵”所传递的具体入微的战争情境。黄土地陕北也是一个民间传统根性文化富得流油、书卷文化穷得皮包骨头的双料地区，陕北少得可怜的几部地方史志其实是“武备志”。久居陕北，抬眼便望见山顶梁峁上一座座被本地人叫“狼烟墩”的烽火台，光陕北境内残存的先秦与秦、隋、明长城上的烽燧就有1115个，对世代陕北人而言，“不见耕桑见烽火”（范仲淹）是民众日常生活的基本背景，与其边关要塞战争“主场”的军事性质相比，也可以说民众的日常生活是业余的生活。

人们往往从自然的角度打开历史，我却更乐于从历史的角度打开自然。战争，才是黄土地陕北历史的主体；遍及陕北的要塞堡寨，则是陕北历史的门户入口。古西河和上郡地昔延绥镇今陕北的县名与城镇大都来源于边防和战争的军事需求，或本身就是军事要塞与堡垒，“铜吴堡，铁葭州，生铁铸就绥德州”就是民谣陕北对军事陕北最简明的概括，不了解战争陕北，就无法解读历史陕北的腥风血雨。而载歌载舞的仪式性狂欢、大红大绿的民间艺术只是战争间隙的休生养息，是历史的枕头和憩园的部分，有的民间艺术形式如唢呐和鼓舞等本身就是从属于军事范围的战争响器。是战争，决定了陕北民间艺术那种要死要活极尽张扬的狂欢性质，与其说民艺陕北是一种生的仪式性狂欢滥醉，不如说它是一种以高亢激越狂欢为仪式的死的盛典。走进陕北，其实就是走进本民族胡汉相持、华夷相争的战争遗存——这是我对陕北历史文化轮廓性的基本看法，我不信任那种孤立剥离于历史残酷性之外就事论事的纯学术研究。“边庭流血成海水”（杜甫）的战争阴魂，才是陕北民俗活动所要驱除的最凶煞的邪魔鬼祟和灭顶的天灾人祸。

只有在战争血腥气息的历史时空中，我们才可能读出涵括巧女人们用心贴在农耕黄土地窗棂上的剪纸、巧男人们用灵魂守护在穷乡僻壤炕头的小石狮子在内的民艺陕北，在历史寒夜中如此温情脉脉地珍爱生命的理由。这些从属于民俗活动的民间艺术，也是这片在历史风云中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文化和民族归依感像刑天一样的土地，在“田园寥落干戈后”（白居易）心理家园的重建和精神上的涅磐与自我再生。瑞兽石狮就是民艺陕北对战争陕北疮痍的超度。

石器陕北与农耕陕北

即便是今天，一个大地上的行者或旅人走进陕北，凸入眼眶的仍然是一座座石头城、石堡寨、石头村。当他走进那些业已衰败和凋敝不堪的古老农耕村落，夺走他视线的仍然是一个由废弃的石窑洞、石硷畔、石院墙、石大门、石台阶、石窑檐、石烟囱、石碾、石磨、石碌碡、石扇车、石床、石臼、石鼓、石杵、石牲口槽和石洗衣槽、石粮仓和石肉仓、石锅台、石炕楞、石桌凳、石钵、石锁、石灯座以及更遥远的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石斧、石铲、石刀等居住与生活器具共筑共构的农耕黄土地家园的“石器交响乐”，仿佛置身于一个“石器时代”的石头王国遗址，它们横陈在草丛中低语着沧海桑田的农耕往事，诉说着农耕村庄的消亡和田园将芜，而那些镌刻在石头器具上的精美花纹则在断壁残垣的废墟间和夕阳下闪耀着“农耕美学”——陕北乡俗炕头小石狮子绝不是一个偶然和孤立的存在，而是农耕黄土地“石器陕北”凝固和遗留给我们最动人最丰富最细致的表情之一，这些散落在乡间，像星光一样从内部照亮乡民心头的小石狮子犹如这部雄浑的“石器交响乐”沉甸甸的大地音符。

已逝的黄土地原生本真文明是以非书面形态为其表征的，而不是以文字和书卷为其物质承载形态的，它是真正的“大象无形”、“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无形的文明，它的一切都融汇进貌似土里土气实则磊磊落落的方言、生活方式和生活器具这三大件盛放世界的容器之中，这是我对陕北地域文化的第二个轮廓性的基本看法。如被尊为青龙和白虎的“千家碾子万户磨”中的石磨，既是最基本也最普通的生活器具，更是汉语人类民族原型和古老哲学观念的隐喻，今天，当它剥离了具体的生活用向，审美就成为其惟一的价值。我不同意文化界普遍认同的中国没有创世史诗的说法，它在谎言密布的历史语文之外，以日常器具的方式默默地旋转着，阳扇仿佛它的“旧约”，阴扇则像它的“新约”，这部承载洪水纪和创世神话的无字的“汉语圣经”需以专著陈释。陕北炕头小石狮子是黄土地窑洞人类生活美学和生命美学的具体呈现，它不单纯是一件摆设，更是生活与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是生活与生命的灵魂所系，有时就是生活目的本身。

狮形陕北

作为陕北乡俗炕头小石狮子这一民俗遗物的收集和珍藏者，折小军完全凭藉一己之力、一己之功，在农耕文明的落日余晖和回光返照中，这些从乡贩子手中收来的农耕村落文明遗存在令我们瞠目结舌外，也依稀让我们触摸到农耕黄土地其实也是农耕中国耄耋高堂的余温。他极具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珍藏并非为了囤积居奇以期获取更大利润，而是出于纯粹的爱好和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以此挽回黄土地在现代化的不断丧失中的根脉和精魂所在。1986年岁末，面对晋京展的230几件陕北绥德乡俗炕头小石狮子，一位美术家曾有“拴马桩是拴牲口的，炕头小石狮子是拴人、拴娃娃的”（毕克官）这样的精辟之语。我们在这些珍藏中领略到不光是石头的工艺美术史，更是人的雕刻，它浓缩的是活生生的人的历史。

作为一位沉稳扎实“十年磨一剑”的研究者，他的工作与其说是从田间地头的荒野开始，不如说是从内心的爱开始，从对农耕母体的依恋开始，他评述陕北乡俗小石狮子这些由“巧男人们”创造的“饱含灵性的情感力作”一语也正好用在他劳时旷日、年复一年的工作中，本书首先是一项感情的成果和爱的结晶，它之于正在从我们脚下流逝的黄土地故乡，之于绮糜鄙俗的当代艺术界，之于对永恒之美的寻找，莫不如是。其次它才是一项“民俗考古学”的成果。他的具体方法则是，从这一民俗遗物细节的表象入手，挖掘出黄土地农耕文明的丰富内涵和沉实的文化底蕴，及其人与土地、自然、历史之间建立的多重同构关系等等。当工业陕北势如破竹地攻城略地，它的方向指向的是过去，是在此“提速时代”对痛失不可能再生的黄土地农耕家园的追忆，它是一个带表现性的抒情性学术文本。诗人穆旦写于60多年前的诗《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仿佛是写给今天的——

我们的祖先是已经睡了，

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所有的故事已经讲完了，

只剩下了灰烬的遗留

在我们没有安慰的梦里，

在他们走来又走去以后，

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

锄头，牛轭，石磨，大车，

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

本书对陕北乡俗“神兽小石狮子”有诸多鞭辟入里的细察和精确论述，作者画龙点睛的灵魂性语言是“狮形的器形是神形的人形”。狮形陕北是一个心理上的陕北，狮形陕北也是神形陕北与人形陕北、神性陕北与人性陕北、写意陕北与写实陕北的天人合一。粗朴的黄土地上的巧男人们出自浑朴自然的灵性用内心的深沉厚爱将它点石成金。

从对野史和细节的

挖掘中重现陕北往事

——高埃飞《大话陕北》序

我是在“新版《陕北杂志》米脂骨干作者恳谈会”上初见高埃飞的，在见面之前，我已将他视为新版《陕北杂志》特约撰稿人了，这是我们这儿的一个人手，一本刊物可以靠得住的作者。埃飞给我留下两个印象最为鲜明：一是他像许多陕北人一样惹眼的那头带有种族印记的大波浪型的骄傲的黑发，这在一个年过半百的人头上，一头秀发就尤显醒目、突出；二是他面部与身上轮廓分明的干练线条，我一向认为，一个成熟男人外部的线条与其成年后经历的内心冲突与动荡、思维力有关，成熟男人的外形是由其内心世界和外在生活两把利斧双向雕凿而成。埃飞比他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如命运对他稍有眷顾，他或许应是一位美术学院的教授，或文科学者，但命运会不明不白修理人。另有一种人，不尿命运。与命运相较和磨擦的结果，往往使其成为思者，思是飞翔在世界内部的刀片，在割破世界的地方就滴涌为表达者。

埃飞的文字可分三类。一是像包括《城墙外那条清澈的小河》《手机短信》这样散文小说类文艺作品。二是像包括《大话陕北》《无定河，一条生生世世流淌着陕北史话的大河》《大漠孤魂统万城》《永乐城考》《李闯王成败原因新说》《闯王桑梓行》《李健侯和他的<永昌演义>》《走笔马湖峪沟》《千里的雷声万里闪》这类关于陕北历史地理并偏重于史的文章，这是高埃飞文字的主体，也是使埃飞成为埃飞的重金属部分，其中《千里的雷声万里闪》一文是我见到的有关文字资料最丰富翔实、陈述最大胆放肆的，埃飞的文字里有一种纵横捭阖的史家味道。历史感、时间的线条，也恰恰是陕北地区其他写作者贫乏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这茬人亏欠得实在太多了，亏欠使我们疯魔和抽筋，既搅得这个世界又搅得自己不安宁。历史感的缺乏归根到底是时间感的缺乏，也即深度的缺乏，它使一个人的写作境界促狭，并局限于其智慧和胸襟，妨碍了他的穿透力，而流于呆板和平面，也只有在历史视野中展开的写作才能获得真正的现实性，才能真正与今天不期而遇——偶有人涉及，居然可以把一部北方残酷黑暗的血腥历史变为一种婀娜多姿的抒情，这无异于面对杀人的场面为刽子手引吭高歌，仿佛刽子手替他杀了人一样情不自禁，仿佛这些文人们因自己无血就对杀人情有独钟，这是我因工作关系过多接触到的黄土地陕北写作中演绎的最大矫饰。由此可见我们这代人的头脑是多么混沌，我们这代人的思维是多么混乱，我们这代人的智识是多么苍白呆钝。更可贵的是，高埃飞钩沉梳理的“陕北往事”，是被涂脂抹粉的正史活埋掉也被它自身遗忘的“北方野史”，这正是作者令人刮目相看之处，他的写作范围涉猎的是“出土的历史”，这等于重新发现了被主流思维和遗忘双重抛掷的历史真实。埃飞在一篇文章中写到：“那些大秧歌、民歌、唢呐、剪纸、说书等等都是表象的东西，是陕北人抗衡自然和人的过程中的润滑剂和调味品，也可以直接说成是产物。骨子里的东西是抗衡和抗衡的过程，而不是结果。”这是在陕北历史文化研究中为数极少的可称为发现的发现和精确之论。再如他有关李自成身世“另说”与“假说”的“新说”，均非人云亦云的创见，借用“古史辨派”顾颉刚先生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我们所知的李自成恐怕也是一个由“层累地”堆积造成的李自成，而未必是李自成本身，今天我们对历史真实的探求，要刨开的甚至也不光是三百多年历史风云际会的时间浮土，而是从属于哪个利益集团或革命在历史进程中，出于自身需要也就是所谓时代要求，对李自成这一“艺术形象”的加工塑造，以及“层累地”堆积在其上的历史观——后者才是“层累地”堆积的几块巨石，如姚雪垠先生长篇巨著中的“李闯王”与其说是一个崛起草泽的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不如说是一位集“高大全”于一身、我们耳熟能详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或“世纪伟人”更确切，附加在李自成这座明末塑像上的一切，也许就短手捧红宝书这一“光辉细节”了——顺便扯几句，那座模仿彼得堡冬宫广场彼得大帝青铜雕塑的“明朝老乡”，那个曾指挥千军万马在明朝大地上呼啸的三军统帅，不知为何三百多年后却在自己故乡“天保县”的街头，式微与萎缩成一个咋咋呼呼的截道与剪径的小毛贼，其实他是萎缩在故乡的心头，原来在人们心头强盗与英雄并无明显界限，十几年来每次从此经过，我横看竖看也“不像像”。 三是杂话，是他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历史、从历史思维的能见度中感受日常生活的随笔。第一类文学作品如同他的心灵，第二类历史散文是他的思维力，第三类杂话则是他日常性的思维呼吸，也是“刀片在世界内部飞翔”的思维训练和刻痕，那里有作者对日常生活和身边琐事的真正发现与质疑。

我对黄土地陕北写作的另一诟病，是因其缺乏最起码的精神气质和最基本的精神取向，这就是太肉，精神气质的贫乏使之涣散无神，使之封闭和自溺。气与质却正是高埃飞文字最为充溢和饱满的地方，这使他的文章思想的肌肉和语言的质感一下就跳了出来。他和绥德汉画像石研究者李贵龙一样，是我们这里，黄土地上为数寥寥的几个刚健作者和抗硬文人（贵龙是一枝好笔头子，但在陕北基本上无人知道，它证明陕北一缺标准，二缺中心城市及其衍生的传播能力，三缺的是文化地平线，归根结底是一锅烩了，最优异者反倒沉在锅底、锈在锅底，因锅巴最香嘛）——贵龙的行文更沉实、更平稳舒缓，单就那份像无定河水一样的平阔，陕北各类写家少有人能及；埃飞则更内敛，内敛使之神思激荡，笔锋如大漠黄昏飞雪，于苍茫中剑拔弩张、剑气飞扬。埃飞是翻出了历史的老底，刨出了历史的老坟，东瞅瞅西看看，一一辨识，然后再跟历史秋后算账；贵龙则是从历史老坟中挖出的几块石头上翻检出了文化的家谱，在我视野中，还鲜有人对陕北文化的梳理像贵龙的汉画像石研究这么明晰、清楚，无一丝粉饰与乡愿式的妄断。贵龙与埃飞虽素不相识，但两人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都写得一手漂亮的硬笔书法，它并不单单是写字，它是下层社会有高贵追求的人们可以企及的方便之门与自我慰藉，是草民知识者对自身圆满日常性的苛求，更是一门对爱伸手可触的简朴手艺。此外，埃飞的文章有一种廓大的气象在里面，也为他人所不及。

对神秘文化和玄学的研究，如果不是放在清澈明晰的理性和大的历史视野中，我认为最容易走火，它使我对埃飞历史语文中被他称为“唯心主义”的神神叨叨的那部分望而却步。从80年代以来，我们经历的“紫气东来”这类装神弄鬼的事早已耳熟能详，以我之见，装神弄鬼这一妖氛是远离权柄的普通中国人的政治诈术，是没有登堂入室的中国政治最原始、初级形式及其民间形态，装神弄鬼也是极权在民间节俗性的狂欢仪式。

高埃飞还是电视专题片《闯王桑梓行》的主创和撰稿人，这是我见到的陕北本土拍摄的最好的电视专题片。埃飞是陕北文人中最早投身电视制作的，这一“触电”的经历说明埃飞不是一个书斋型的文人，而是一个富有行动能力的人，他对历史的追索式写作是其“实践人生”的组成部分，他是黄土地群壑间的一位面对高天厚土的沉思者，但离开书桌返身生活，他就恢复了现实体能。他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试图穿透历史和日常生活迷雾对世界的洞悉者，埃飞的人生和写作，我以为是一种智慧者的人生，他的基本方式和姿态是追索和寻问，在寻问中揭开历史隐秘的面孔，原来蒙面的历史是个面目全非的疤子，这亦是返回真实的历程。他准备多年、正在筹拍的另一部多集电视专题片，如引发一场地震，也不足为奇。埃飞是我们陕北的写家，也是干家，想一想，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家伙，一个小县城中学的“书记”，出则扛着摄像机漫山遍洼野跑，入则在书桌前钩沉索引历史，应该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这就是生命力，我想与他小县城里的农民和知青出身这一特别而又尴尬的身份有关。陕北的电视，其实是从这个业余电视制作人开始的，但他的起步和制作从一开始又是绝对专业水准的，他的野路子比专职从业人员“挂子”更准，更在行。

埃飞胸中刻有一块陕北历史地理的版图，如果有这个资格，我期望埃飞有关陕北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写作更明彻清晰，更少些文学色彩，更注重历史细节本身，也不光是那几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更着眼于从小处入手，更少些乡愿式的断论，进而走进更开阔的历史视野观照被历史血腥浸透的黄土地经历的时间沧桑。作为一个命定的怀疑者，怀疑便是最好的方法论和道路，也如顾颉刚先生所言 “古人读书贵疑，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我希望埃飞兄能有大成，他具备这个素质和潜能，并已有所作为，光是他的陕北史地散文写作这一块，黄土地上拿出这么几篇像样大文章的人尚属少见，放空炮和哑炮的多，谝客子多，鸡飞狗跳的就更多。如同李世斌之于神府二人台音乐，艾谱、霍向贵、高万飞之于陕北唢呐，樊奋革之于陕北道情音乐，李贵龙之于绥德汉画像石，折晓军之于陕北乡俗炕头小石狮子的研究，高埃飞对李自成、高岗问题和陕北现代革命史的浸淫，业已是我们可以向其问津、至少是与之进行专业探讨的行家里手，他吃透了那些东西，而不像许多“文史”作者那样完全凭想象说话，埃飞使陕北的史地研究上了一个台阶（我曾拟与之成立一个陕北史地学社，共同调查、研讨陕北史地那本稀里糊涂的血泪账，但没跟他说过）——假如我们把上述成果以整合性思维汇集成册，而不光是几个单枪匹马的文化人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各自为阵地捣腾，那近20年来榆林关于陕北历史与文化研究也可称蔚为大观，它们是一批扎实的成果，只不过被各种尘土飞扬的伪文化现象所遮蔽以至埋没。

2006年秋我家里人住院，埃飞并米脂诸君不辞劳苦专程前来探望，病房陪床上放两本我夜里读的中国人民大学新版郭沫若《历史人物》和《青铜时代》，埃飞像见着什么好东西一样两眼放光，掳掠的眼神极为贪婪专注，恨不得立马将书中的内容连同文字叼进去，只撂下一个空纸壳子，他对历史的爱好与钻研，是出自一种内心需要的本能地对知识与世界探求的真爱好，也不光是学习，埃飞是求知欲一辈子也没有满足的那种人，并始终拥有一副健旺的脾胃吸纳着生命所需的营养。众所周知，我们陕北是个传统民间根性文化富得流油、同时也是书卷文化穷得皮包骨头的双料地区，在隐形的非书卷文化和口头传承向现代书卷文化转型的书写尝试中，“在未有天才之前”（鲁迅语），写过一篇像样文章的人都应获得我们的敬重，埃飞兄早已远不止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