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小说集》研究综述（1980—2013）
时间：2021-02-25 07:59:0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作者简介】刘亮亮，男，江西吉安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硕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域外小说集》封面 1909年出版、由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外国短篇小说集的单行本，从文本选择、翻译方法到思想内容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是翻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然而，作为在当时上下两本各只卖出了20多册的书来说，又不能不说是一座“失败”的界碑。时隔近一个世纪，《域外小说集》的读者群日增，更重要的是学界对这部小说集的重视程度引发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众，使《域外小说集》一度成为周氏兄弟研究和翻译文学研究的“显学”。本文对相关研究做一综述。
一、关于文学史意义与影响的研究述评有关《域外小说集》成功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早在1980年，时萌就以《鲁迅<域外小说集>的启蒙意义》（《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3期）一文对其进步的契机与倾向、译者的思想倾向、忠实于原著的丰神与语言做了分析，开了研究《域外小说集》的先河。接着是袁获涌在《<域外小说集>：成功与失败》（《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5期）一文中分析了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
进入新世纪，这方面的论述更为深刻和全面，表现为分析其的现代性、先锋性、人道主义思想、新文学理念、文本的语言分析等等。比如周羽先生在《试论晚清短篇小说译本的现代性——以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为个案》（《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中指出，正是有了《域外小说集》的尝试，中国短篇小说的现代性追求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近十年已经从摘取生活片段的“横截面”结构代替首尾俱足的完整情节叙述、以诗化抒情为
中心取代以情节曲折跌宕为中心、以内在心理活动为叙述中心取代以身体动作为叙述中心等三个路径突破了中国传统短篇小说固有的情节为中心、以叙述首尾连贯的完整故事情节为主要结构支撑的结构模式，取得了中国小说现代性的初步成果。何敏则在《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域外小说集>在晚清译界的先锋性》（《文史博览》，2011年第1期）中就翻译方法、翻译目的、翻译选材，失败原因，体现出周氏兄弟的“新文学理念”这几方面探讨了《域外小说集》在晚清译界的先锋性。在新文学理念研究方面，杨联芬发表了《<域外小说集>与周氏兄弟的新文学理念》（《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4期）一文，阐释了周氏兄弟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诗化叙事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意义与影响的探讨除了在文学史上，还有在语言、文体上。如王云霞与李寄的《<域外小说集>欧化标点符号的文体效果及语言史意义》（《上海翻译》，2009年第4期），指出鲁迅在《域外小说集》中进行了晚清最为大胆的欧化尝试，有意识地系统地输入了欧化标点符号，并进行了极富创造力的运用，取得了极佳的文体效果。还有袁一丹发表的《试论<域外小说集>的文章性——由周作人的“翻译文体观”谈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第1期）一文，她将小说当作文章来解析，从而内涵着这样一个判断：所谓“域外小说”还是作为文章——不是关系群治的经世之文，而是执著于艺术之境的“醇文”——来经营的。
二、关于接受失败原因的研究述评
《域外小说集》的重大意义和影响在上文已做了综述，但作为在当时上下两本各只卖出了20多册的书来说，不能不说周氏兄弟这次尝试是失败的，对此，学界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这些研究成果表现出一个亮点：运用某一理论或从更高层面来对此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探讨。
周忠良发表《论<域外小说集>译介失败的原因——以翻译操控论为观照》（《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0年第1期）一文，运用翻译操控理论进行探讨，从译作的翻译方法、文本择取、语言风格、审美旨趣等方面与晚清翻译文学风尚进行对比，简要分析了二周译作失败的根源。而张婷婷以《从诗学角度看<域外小说集>之接受失败》（四川外语学院英语学院，2011年）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安德烈·勒弗维尔的诗学理论为指导，对《域外小说集》在晚清接受失败的深层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域外小说集》接受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与晚清主流小说诗学格格不入。还有从更高层面来探讨的有张惠近期的《跨不过的文化与夭折的直译——以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安乐王子>为例》（《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5期）一文，文章以《安乐王子》具体文本为例，从文化的角度得出翻译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译文“句子生硬”、“诘诎聱牙或运用古文的不合时宜等原因，而是在存在巨大差异的中西文化、中西文字中坚持直译注定是会失败的，是异于西方的封建道德标准让周氏兄弟的直译夭折了。
·文化艺术刘亮亮：《域外小说集》研究综述（1980—2013）三、关于译介方面的研究述评
作为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外国短篇小说集的单行本，译介方面的论述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上世纪的研究主要是从具体文本出发来分析周氏兄弟的文艺理念和所受的外来影响，如林志浩的《从<摩罗诗力说><域外小说集>看鲁迅早年的文艺思想》（《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2期）和史福兴的《谈<域外小说集>中鲁迅所译四篇小说对其创作的启示》（《求是学刊》，1986年第5期）两篇文章。林志浩从《摩罗诗力说》和《域外小说集》出发得出鲁迅早年的文艺思想主要是为人生而艺术、主张真善美的统一。而史福兴则从鲁迅翻译和校订的《谩》、《默》、《四日》、《红笑》四篇文章出发，分析鲁迅自觉不自觉地借鉴或融入安德列耶夫和迦尔洵所运用过的构思、形式、手法、语言等技巧。
进入新世纪，从具体文本出发来探讨的文章也有不少。如潘青的《“别样”的呐喊——重读<域外小说集>中鲁迅的译作<默>和<谩>》（《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一文，探寻鲁迅走近安德列耶夫的原因，以及这一选择之于鲁迅的意义和影响。罗寰宇发表的《传统与现代的紧张感——<域外小说集>前后鲁迅的翻译与创作心理》（《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2期），进一步发掘翻译与鲁迅创作心理的深层次关联。他以《域外小说集》为论述的中心：由此向前，勾勒出鲁迅古奥与欧化相结合的翻译思想形成路径；由此推后，探寻鲁迅最终转向白话文创作以及其文章风格的形成原因。而韦健的《从<域外小说集>透视鲁迅早期翻译观念形成的历史意义》（《兰台世界》，2012年第19期）一文，则是试图还原鲁迅“创作”历史初衷，使翻译研究成为理解我国文学从文言到白话、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手段，深化鲁迅翻译思想对现代翻译文学的意义。
新世纪的研究，对传统具体文本的探讨是有所突破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以译介学的角度从宏观上来进行论述
2005年顾钧发表《周氏兄弟与<域外小说集>》（《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5期）一文，大体从翻译篇目的选择、翻译目的、翻译的重大价值、翻译风格的转变、所受国外现代主义新潮的影响及其译介《域外小说集》的分工与合作等方面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这些论述对《域外小说集》做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2006年，黄琼英发表《鲁迅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外语研究》，2006年第3期）一文，从民族身份、新型文学与文化的构建、译者与读者的认知形态以及翻译小说的地位等方面对《域外小说集》的生成与发行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探讨。2009年廖七一也发表了《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翻译规范的失与得》（《外语研究》，2009年第6期），从翻译规范的视角考察了《域外小说集》难以得到读者认同的原因：周氏兄弟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翻译语言形式以及选目的文学现代意识均偏离了主流的政治叙述和翻译规范，不易转化为中国近代急需的文化资源。同时也指出其的失败却促进了周氏兄弟以及译界同仁在新文学运动中探索和参与新兴翻译规范的构建。而叶依群就这一问题也发表了《<域外小说集>译介研究》（《浙江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一文，分别从翻译背景、翻译选材和翻译方法进行了考察。
（二）借助某种理论就某个点进行系统的原因阐释
如周忠良以《重思抵抗式翻译——以<域外小说集>为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2009年）作为其硕士学位论文，向我们展示了由劳伦斯·韦努蒂提出的抵抗理论在实际翻译活动及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并依据《域外小说集》的个案研究分析结果对抵抗理论的实际效果进行了重新思考。还有何敏的《百年呐喊有先声——从<域外小说集>看迅早期文化交流活动中的解殖民意识》（《山花》，2010年第20期）一文，从解殖民化（也叫非殖民化）的角度分析鲁迅的翻译选目：偏重弱国；翻译策略：文化求真；翻译诉求：重造国民性。还有曾文雄的《“译经意识”与文化资本流通——以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译本为例》（《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以“文化资本”理论为切入点，探讨了译经意识与翻译策略二者间的互文性选择关系。
四、关于营销策略的研究述评
《域外小说集》作为翻译文本，除了对其意义、失败原因、译介方面的研究，也包括其在当时的营销策略。而这方面的考察也是随着相关文献的公布而展开的。1992年郭长海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了《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广告》（《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期），公布了鲁迅在1909年留学日本时期为《域外小说集》（第一册）而写的一则广告文字。关于其价值和意义，马蹄疾先生在同刊发表《“别求新声于异邦”——读鲁迅佚文<域外小说集>第一册》（《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期）一文从四个方面给予介绍。类似的还有林深发表在鲁迅研究动态上的《<域外小说集>第三册》（《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5期），是根据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珍藏的《域外小说集》初版本的复印件披露了周氏兄弟对《域外小说集》第三册内容的设想。
到了新世纪，与文献相关的文章也陆续发表。赵龙江的《<域外小说集>和它的早期日文广告》（《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2期）一文则根据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第五〇八期《日本及日本人》一书，进一步确认了东京版《域外小说集》最早评介文字的来源。谢仁敏发表的《新发现<域外小说集>最早的赠书文告一则》（《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1期），该则文告的发现，对考订此前相关《域外小说集》的某些成论提供一些参考，比如文章推测这则“赠书志谢”可能是一次广告营销案。还有于静的《钱玄同、林辰藏书中的<域外小说集>》（《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2期）一文，就北京鲁迅博物馆特藏库中所藏的钱玄同、林辰的三本分属东京版、群益版和中华书局版的《域外小说集》，从版本、封面、印刷、装帧、序言等方面做了详细而全面的介绍。
而专文研究《域外小说集》营销策略的是杨益斌的《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呐喊”<域外小说集>初版营销的广告实践》（《艺术教育》，2009年第10期）一文，虽然《域外小说集》初版虽然行销惨淡，但文章就广告媒体策划与选择、广告投放的地域考量、广告文案的写作等方面探讨了鲁迅巨大的热情和强烈的广告意识。
五、关于收赠、遗存数量、拍卖的研究述评 谢其章在《<域外小说集>拍卖亲闻亲历记》（《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期）一文中就初版《域外小说集》拍卖经历和存世数量做了介绍。而杨益斌发表《鲁迅收赠<域外小说集>略考》（《山东文学》，2009年第6期）一文，就鲁迅收赠情况给予考证，对谢其章先生在《〈域外小说集〉拍卖亲闻亲历记》所说的“寄到北京有日记可查的是19套书送了13个人”提出了质疑，并推断出：鲁迅收赠《域外小说集》最早的时间是1912年8月，最晚是1926年10月，如果推延到1932年致增田涉的信中谈论该书，1936年阿英向他赠送《域外小说集》初版，那么几乎贯穿了鲁迅文学生涯的始终。
综观上述前人对《域外小说集》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成果呈现增长趋势，并在2009年达到最高峰（与译介出版100周年有关）。与上世纪学者对其的研究相比，在新世纪，无论是对其意义和失败原因的探讨，还是对营销策略的分析，特别是译介方面的探索，都有相当的成果出现，并呈现出了某些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当然有些地方还可以加以提升，如周作人的相关研究。这就需要我们新世纪的学者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以期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