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溪与抗日小说集《紫色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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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笔者二舅程朱溪是一位爱国文化人士，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始终坚持抗日立场，在当时知名报刊杂志如《东方杂志》《国闻周报》《大公报》《晨报副刊》《徽音》和刘天华先生创办的“国乐改进社”出版的《音樂杂志》（1929年创刊，为国内首家全国性音乐刊物）发表了大量抗日作品，翻译出版了哈代、高尔基的小说集，其中1937年出版的抗日小说集《紫色炸药》，更是声出肺腑，饱蘸血泪。
程朱溪之父程修兹为清末秀才，曾任教于歙县英国美以美会创办的中西蒙学堂（后更名崇一学堂），教习国文、修身，学生有陶行知、洪范五、姚文采、朱家治、汪采白、汪嵩祝等。笔者大舅程万孚、二舅程朱溪在崇一学堂启蒙上学，与陶行知等亦过从较密，终身为友。陶行知自美留学回国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请其介绍一名国文教员，陶行知推荐了程修兹，程修兹便携同万孚、朱溪兄弟北上。1924年程朱溪于南开中学毕业，赴京求学之余，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尽可能多地参与社会活动。这期间，程朱溪参加了知名音乐家刘天华建立的“国乐改进社”，笔者迄今仍保留着他入社费大洋2元收据原件，日期为“中华民国十六年五月十八日”。程朱溪入社不久，即在1928年《音乐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发刊词，可见已成为社里的骨干人员。
通过刘天华，程朱溪结识了刘半农，很快成了亦师亦友的知交，刘半农长程朱溪15岁，1991年1月《新文学史料》载《刘半农日记》（1934年1-6月），有数处关于与程朱溪夫妇往来文字，另在程朱溪北平《家用账本》（1932年6月-1934年6月30日）所载在刘宅打小牌与日常往来文字，也印证了他们交情非同一般，尤其是1998年初《青海日报》副刊登载《朱溪旅行书简》（1932年6月程朱溪由北平返回徽州屯溪省亲途中与留平的未婚妻潘君璧的通信），其中6月9-12日，潘君璧寄自北平的信，详述了刘天华去世及出殡详情，亦可见其交往关系密切。
关于程朱溪在北平期间与文化界人士交往情况可以在《家用账本》上得到印证：“1932年9月20日请巴金东来顺涮肉1.8元”；“9月25日与巴金公园喝茶0.3元，买鸡及牛肉请巴金，1元”；“1933年8月12日，代（沈）从文付达子营39号定金7元”；“10月12日送从文三哥杨宝忠胡琴一把，4元”；“9月22日晚，请巴金、从文、卞之琳、靳以吃饭，7元”；“晚与巴金市场买书，1.6元”；“1934年1月20日请巴金‘平安’看电影《归去来兮》，2元”……可见他们当时往来频繁。在此期间，程朱溪与潘君璧在中央公园水榭结婚，证婚人胡适，当时《北平画报》刊登了婚礼合影，出席的有刘半农、杨仲子、徐悲鸿等众多文化名流。
程朱溪在北平期间任全国性民间组织抗敌会总干事，抗战时期在重庆又任全国慰劳总会总干事、空袭服务总会总干事，直到任职国民党重庆特别市党部书记长以后，才结束了总干事的任职。
程朱溪文学创作高峰期是1930年代上半期。据《家用账本》记录，他白天上班，晚上大多用来写作，除在《东方杂志》文艺栏和《国闻周报》发表《父与子》《绞》和《敌人经过的村庄》《俘虏》等中短篇小说外，并在北新书局出版了散文诗集《天鹅集》和《哈代短篇小说集》、高尔基小说《草原上》（再版时改为《二十六个与一个》）等，还在《东方杂志》发表《新年感语》《惆怅呢惭愧呢？》及悼念徐志摩文章《想到志摩的归宿》，还有零星发表的为周鲠生冰心等人整理的演讲和散见于《音乐杂志》上有关音乐理论与译文等。当时稿费相当优厚，是他补贴家用主要来源，往往写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由此养成了吸烟与吃零食习惯，这种生活方式，潜在影响了他的健康。
二
因发表作品渐多，影响渐起，经国民党元老张厉生推荐，程朱溪于1936年调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总干事，翌年上半年将陆续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汇集，命名为《紫色炸药》，交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共收入《 紫色炸药》《俘虏》《父与子》《 洒鞋》等8篇作品。 笔者保存的是表弟训义由原书复印寄给我的一册。
《紫色炸药》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后，战事转移到长城古北口南的密云县，在北平一家电料行干了38年电工的宋仁，请假回家乡密云县想接家小到北平避难，但到家时发现房子被敌机炸毁，爷爷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小侄儿全被炸死，自己的房子侥幸还在，但妻子被鬼子兵强奸死去裸体倒在屋内血泊中，半边胸部被削平，肠子从肚皮刀口流出……怀着血海深仇的宋仁，遇到守护密云鼓楼下地窖里军火弹药的连长，宋仁的悲惨遭遇使他成了连长的朋友。当知悉敌机又要轰炸密云的消息，宋仁窃取了地窖的紫色炸药系于胸腰，闯进承德机场敌军会议室，滚倒地上，强烈爆炸声中，他与侵略者同归于尽！小说中叙述日军时，只能用“敌人”和“XX 鬼子”，不能明写“日本敌军”或“日本鬼子”，这对于不理解当时国民党高层“不抵抗主流”的历史背景的读者，是一生动教材。
《俘虏》讲述了7名弹尽援绝的抗日战士被关在地牢里，坚持与敌斗争的故事。
《父与子》发表于1934年《东方杂志》文艺栏，是较长的中篇小说，也是程朱溪所写抗日小说中最感人的一篇。主人公周福成老汉是一家学生公寓的伙计，“我”住进公寓时，觉得老周老态龙钟，想另换一家，经过老人哀求，还是住了下来，经过接触，“我”开始同情起他来。1900年八国联军烧毁了老周在海淀的小店，女人死了，他抱着刚周岁的儿子逃了出来，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养大，现在儿子在西北军当上士，驻防河南。新年到了，儿子给寄来挂号信和5块大洋，老周高兴得热泪盈眶。几年过去，每年“我”都为老周念几封信并代写回信，儿子对老周十分孝顺，想回到父亲身边，但无法实现。九一八日本占了东三省，老周儿子部队移驻通县，离北平40里路，儿子终于来到公寓看望父亲，但只能住一夜就要回部队，开拔蓟县。晚上，“我”为老周向掌柜的请了假，邀请这对父子到东来顺吃涮羊肉，沉浸在喜悦中的老周翌晨送走了归队的儿子。热河失守后，老周儿子的部队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老周每天盼信，盼望胜利消息。但“我”为老周写的寄到蓟县的信退了回来，贴着邮寄的条子，说是部队已开走，无从投递，又过了几日，万分煎熬中的老周接到了信，顿时心花怒放地要“我”念给他听，但这是那个可爱的上士同一队伍里的朋友写来的，老周的儿子已经在战斗中牺牲——面对老周那急切的目光，“我”嗓子发硬地假笑着，对老人撒了谎：你孩子信上说，喜峰口作战，杀死敌人不少，我们的兄弟也损失了大半，不过——“我”接着说，你孩子却一点儿没有受伤。老人的胡须颤动着，欢悦的眼泪从眼角滚下来。“我”又说，你孩子说日内就要开到宣化一带去，开拔期间不能再写信，叫你不要挂念呢！老周也笑了，他说，还叫我不要挂念呢！不念着他，我活着还有什么啊？“我”把信装进信封，交还他，他双脚轻快地走出“我”的房间，不一会，小嗓子低低地哼着梆子腔的戏文，从厨房里飘扬出来，充满整个公寓……
可以说，这个故事感人至深，直击肺腑，使读者为老周的不幸潸然泪下！抗日时期《父与子》被选入高中课本，当年著名的古典文学家陈友琴战时在屯溪的建国中学与安徽中学任教，讲授这篇课文时说：作者程朱溪的家就在距此不远的隆阜珠里村，这是大家的骄傲！
《洒鞋》描述了一个国民党部队的士兵大麻哥，在对日作战中负伤被截去双脚。出院后，因生活无着，在街頭露宿。一天熟睡的大麻哥做起梦来，他走进前门外门框胡同一家衣庄，要买一双洒鞋，好说歹说，掏出一块大洋把新鞋穿上脚。走出店门，迎面就碰上连队的兄弟，绰号小牛和王瞎子的，他俩早已阵亡，现在却与大麻哥畅叙别后情愫，并且一起到古北口参加阵亡兄弟们的大会。会场上有人上去演说，控诉日本鬼子的暴行，揭露长官们的贪污腐化，敛财享乐。大会快结束了，大麻哥建议会方给每人发一双鞋，让大家舒舒服服地走回去——他看见台子上堆着无数的洒鞋，青面白底，跷着宽鞋鼻，大家争着取鞋子，嚷着笑着响成一片。大麻哥笑醒了，天麻麻亮，身旁停着一辆装着鸭子的排子车，鸭子呱呱叫着，同梦中听到的笑声一样……
这部小说集的《紫色炸弹》《俘虏》《父与子》《洒鞋》正面描述了抗日战火，其余则从另一角度叙说了由于日寇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
三
程朱溪的性格中深藏着对老百姓的同情与关怀，他在1932年6月由北平返安徽屯溪省亲沿途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火车车厢）头二等非常清爽，一到三等如入‘人林’，不觉非常气愤，因为生产、纳捐的都是穷苦老百姓，而享福就归有闲阶级。为什么要挂一节空的餐车而不加挂一节三等客车？为什么头二等人那么少还开着电扇，安置又软又宽的沙发床铺，在三等车厢里连挂衣服的钩子同放茶壶的板子都没有，还让那么多老百姓坐在走道地上！我本想换二等票好畅睡的，但想到大众都吃这苦，我为什么吃不得？在南京见到要人时，我要提起这事，并且劝劝要人坐坐三等车，才也许有改革的一天！我们老百姓太能容忍，而政府官吏又太麻木，所以才有这一列火车前后分做天堂地狱的情形”。
程朱溪的思想状况还反映在1938年秋，他从重庆寄给屯溪父母家信的一幅照片背面题字内容上。当年9月，他工作途中经过遵义乌江渡口时为随行家人摄了这幅照片，背后以毛笔章草写道：贵州遵义与桐梓间之乌江渡，对岸为高山，公路上岸则盘山而上，无停留余地。江水势猛急，为极险要处，昔年红军由此渡江……使用“红军”而非其他有敌意与贬义的称呼，最有力地证明，程朱溪思想深处对工农红军的态度是有倾向性的，和给妻子通信中那些为老百姓抱不平的叙述结合起来，更能说明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程朱溪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奴役杀戮同胞的暴行采取坚决反对立场，更是顺理成章，符合逻辑的。1930年代初，他就担任了北平全国性民间组织抗敌会总干事，在南下途中了解民意和抗日动态，在《家用账本》上有几次去古北口喜峰口前线的记录，凡此种种都说明了程朱溪的抗日思想是一贯、自觉、坚定的。笔者还保存着十几封程朱溪妻舅、君璧胞弟君武的亲笔信，君武与东北军将领万福麟有亲谊，故在麾下当了陆军团附，九一八后，开拔到长城一线与日军作战，信中讲述了日军残暴与战时的惨烈。家书既是程朱溪所写抗日小说素材的来源，又是写作的动力！
从文学创作角度看，《紫色炸药》是程朱溪写作的“终点”。1937年出版后， 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战争，程朱溪举家搬迁到重庆东郊唐家沱，这时他仍以文化人身份出现于社会，在1941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选举名单和1945年换届选举名单中都有他的名字。尽管他代表国民党方面，然而与当时活跃在文坛的左倾文化人士巴金、卞之琳、李霁野、韦丛芜、靳以、丁玲和徐悲鸿等人仍交往密切。此后他担任重庆特别市党部书记长，跻身“高官”，但每次回乡，对村民仍是谦恭有礼，嘘寒问暖，总是一身朴素衣服，从屯溪回村，很少乘黄包车，也没有自行车，五里距离总是步行往返，他常说，家乡父老乡亲面前，切不可摆架子讲派头，大家才不会背后骂你。
1948年春，程朱溪从安徽第十行政区督察专员任上调到南京社会部任总务司长。一年后，淮海战役胜利，解放大军即将渡江，国民党政府人员纷纷逃遁广州香港台湾，程朱溪也去了广州，并拿到了飞台北的机票，但最终决定退掉机票，回到已经解放的南京。
这时，刘伯承任南京军管会主任、市长，但实际上由副市长柯庆施负责，柯为徽州歙县人，早年在笔者祖父胡晋接创立的第二师范（今休宁中学）上学，与笔者父亲胡广平是同班同桌好友，与低班的程万孚、程朱溪也属同学之谊。故南京解放后，程万孚乃去见柯，谈话中柯庆施问及程朱溪情况，并说可约个时间面谈，表示只要认识罪错，愿意跟共产党走，先去革大学习，再分配个合适工作。但不久程朱溪却进了拘留所，禁止探视。
1951年，程朱溪在南京病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