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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纪闻》,看唐代志怪小说的新特点

    时间:2021-02-27 07:52: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 《纪闻》是唐代一部从志怪向传奇过渡的小说集,其中许多志怪故事已经明显不同于魏晋志怪小说,它们不再像魏晋时期志怪小说十分重视教化作用,反而具有较强的讽刺意味,小说文学趣味也有所增强。与魏晋志怪小说相比,《纪闻》体现了唐代志怪小说一些新特点:淡化教化色彩;传递讽刺意味;凸显现实内容;注重文学趣味。

    关键词: 《纪闻》    志怪小说    特点

    牛肃所撰《纪闻》题材多样,既有志怪作品,也有志人作品,属于从志怪向传奇过渡的一部小说集,集中志怪性作品明显具有不同于魏晋志怪小说的一些新特色。前人对于《纪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文献价值的整理,很少关注志怪类作品的创作倾向,本文拟以《纪闻》为样本,尝试抉发唐代志怪小说的新变化。

    一、淡化教化色彩

    《纪闻》所录志怪小说与魏晋志怪小说一样,内容多涉及鬼怪灵异的种种奇闻逸事,但汉魏时期文人对志怪小说大都抱着十分认可的态度,相信志怪题材确有其事,而《纪闻》中志怪小说大都表现出作者对志怪小说赏玩猎奇的心态,甚至怀疑或否认鬼怪灵异的真实性,从侧面反映出唐代志怪小说在主旨上具有“无关风教”的特点。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对唐人小说集的评述:“然志怪之书,无关风教,其完否亦不必深考也。”[1]

    《纪闻》所载灵异故事并不都是宣扬佛法或验证鬼神,作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鬼神持怀疑甚至否认态度,如《晋阳人妾》讲述晋阳县有人杀妾,此妾死后化虎报仇的故事,文章结尾写道:“舅方为留守判官,得其头,漆之为枕。至今时人以虎为所杀之妾也。”作者在此只提到老虎杀人割头,并没有提到任何其他与妾复仇相关的事迹,只是讲述时人一直以为所杀之虎就是晋人所杀之妾化身的态度。《纪闻》所有故事都是作者对其见闻经历的加工,如果想要借此故事宣扬鬼神论,必然会提到虎和妾的相关联系,但他并没有对该灵异故事添油加醋借以宣扬鬼神的存在,只是在最后讲述了时人的看法,也未判定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可见作者对妾化虎这一观点抱着猎奇甚至是怀疑的态度。再如《张寓言》主要讲述张寓言错将入室偷窃的猕猴当鬼打死,从而为百姓除害的故事。张寓言打死猕猴时,原文如是描述:“因绝声大叫云:‘吾擒得鬼也。’”最后提到“及寓言以为鬼而杀之,一里无患矣”,作者指出现实生活中存在许多“误以为鬼”的现象,所谓的鬼神很可能只是一场误会,类似这样的故事明显不利于教化宣传,但作者还是将其选入作品之中。

    《纪闻》中许多志怪故事并非完全为宣扬风教,对鬼神的记述许多是出于赏玩好奇的心态,这是大多数唐代志怪小说所共有的特色。如李复言在《续玄怪录·尼妙寂》中自叙写作动机时谓:“田因话奇事,持以相示,一览而复之。录怪之日,遂纂于此。”[2]沈既济也自称创作《任氏传》时的心态曰:“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传之,以志异云”。[3]皆说明大多数唐代志怪小说没有像魏晋志怪小说那样故意明显地宣扬鬼神存在,反而淡化教化色彩。《纪闻》淡化教化色彩的原因,既有作者个人因素,也深受整个时代环境的影响。魏晋六朝时期生产力较为低下,人们对于自然常有崇拜、恐惧的心理,往往相信鬼神传闻的真实性。干宝在《搜神记》自序中称集录志怪的目的乃“足以明神道之不诬”[4],显然代表了当时的时代风气。唐朝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人们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更加成熟,对于自然不再只是恐惧和崇拜,对鬼怪灵异事件开始有所怀疑甚至否认。《纪闻》虽录有许多宣扬因果报应的故事,但已经不只是简单验证,其中还蕴含一些讽刺或哲理,内容比较丰富。

    总之,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改变了唐人对鬼神世界的接受态度,唐代文人撰写志怪小说目的与魏晋志怪小说相比发生了新变化,即多报以尚奇心态,教化色彩并不明显。

    二、传递讽刺意味

    《纪闻》中许多鬼怪故事并非真正写鬼,而是借鬼讽人,传递一定讽刺意味,其讽刺主要表现在对人心和社会现实的讽刺。

    《纪闻》中某些鬼怪故事实际是对人心生鬼的讽刺,如《田氏子》篇讲述一个人在赶路时将一妇女当作狐妖,将她痛打一顿,而妇女也将对方误认为狐精,还苦苦求饶:“扣头野狐,扣头野狐!”明明彼此是人,却将彼此当作妖怪,讽刺意味不言而喻。又如《修武县民》篇讲述一位新娘子在出嫁途中被劫,土匪将其奸污后割了她的舌头,她逃往村里一座小学门口求救,却被当作妖魅而活活打死。因为人心疑鬼,竟将求助的新娘当作妖魅打死,让读者不禁感叹人心生鬼甚至比真正的鬼怪更加恐怖。上述故事明显不是讲述真正的鬼怪,而是讽刺人心生鬼,一定程度上是对鬼神存在的否定。

    《纪闻》的讽刺意味不仅表现为人心生鬼的讽刺,还表现在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如《屈突仲任》篇讲述屈仲任性好杀,荒饮博戏,一天猝死后到阴间,本来应该要治其杀生罪,但因判官刚好是其姑父,便替他想了办法让他最后得以还生。再如《李思元》篇讲述李思元死后到阴间遇见两吏,与他同召还有两人,文中如是描述:“两吏曰:‘能遗我钱五百万,当舍汝。’二人不对,思元独许之。吏喜。”一个“喜”字富有极大讽刺意味,李思远通过贿赂阴间官吏获取特殊待遇,揭露了钱财在阴间亦能够改变命运的黑暗。《纪闻》录有许多类似讲述阴间营私舞弊、人情关系的故事,表面描绘鬼怪世界,实质是讽刺社会黑暗现实,作者笔下的地狱阴间实是现实社会的缩影。并且《纪闻》中许多篇目讲述鬼怪在人间因利益关系而遭受不同待遇,人类从自身利益出发对鬼怪区别对待,有利则留,无利则处死。这些篇目仍是对社会现实的讽刺,即现实人际关系一切都从利益出发,只要他人对自身有利,都可利用,不利便可处之而后快。

    与旨在传递教化的魏晋志怪小说相比,《纪闻》中许多志怪作品旨在传递一定讽刺意味,或讽刺人心,或讽刺现实,正如王汝涛先生指出:“仔细阅读一下大量的唐代志怪小说,可以从中剔拣出不少被埋没了的、有光彩的作品。借鬼狐神怪以讽世,并不是从《聊斋志异》才开始”。[5]所传递的讽刺意味虽无后世《聊斋志异》、《镜花缘》等小说集中和深刻,但它显然是唐代志怪小说新特点之一。

    三、凸显现实内容

    《纪闻》中一些鬼怪故事并非完全虚幻而无根据,而是建立于一定现实基础之上,具有一定历史现实(社会历史确有类似情况发生)或理性现实(事件不真却合情合理,富有哲理和寓言意味)。

    首先,《纪闻》录有以历史现实为基础的灵异故事,如《怀州民》篇讲述:“开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怀州武德、武陟、修武、三县人,无故食土……乃取其土至家,伴其面为饼。饼甚香。”此篇描述事件看似怪异,实则有一定历史现实为依据。据《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开元二十八年“其时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滉安,虽行万里不持兵刃”,[6]可见当时确有饥荒发生,百姓饥不择食,文人由此衍生出百姓食土的灵异事件,这与魏晋志怪小说相比,荒诞性明显减少,而现实性增强。其次,《纪闻》中某些鬼神故事富有哲理和寓言性,透露出理性现实。如《午桥民》篇讲述一群盗贼在窃盗杀人之后逃跑,其中一人看见天空有六七团大火,大火直入心中,逼他进入县衙大门,“及入则不见火……於是出门,火又尽在空中。”这则故事虽十分怪异,实则合情合理。盗贼在杀人放火后,潜意识的罪恶感像火一样烧灼着他的内心,而当他被绳之以法时,他的“罪恶之火”便随之消失。再如《洪昉禅师》篇中讲述洪昉为夜叉求情时,南天王说道:“小慈是大慈之贼。”结果放走的夜叉正如南天王所说继续作恶,验证了小慈的危害,虽描述鬼神世界,但故事富有哲理性,颇具寓言意味。

    魏晋志怪小说少有现实性或哲理性,主要因为宣扬鬼神存在乃当时文人撰写的重要目的,故事荒诞和离奇性是其主要追求,一旦现实性增强,便会有损于教化宣传效果,故而魏晋志怪小说多远离现实。《纪闻》淡化了教化色彩,所以现实性增强,许多神鬼故事具有一定历史现实或理性现实,可见凸显现实内容也是唐代志怪小说与魏晋志怪小说相比发生的新变化之一。

    四、注重文学趣味

    唐代志怪小说在唐传奇以及唐代诗文等影响之下文学趣味增强,与魏晋志怪小说相比更加注重文学性,许多故事情节曲折、描写富有文采,《纪闻》是代表之一。

    《纪闻》录有一些情节较为曲折的志怪故事,如《王贾》篇讲述王贾具有非凡之力,所言鬼神之事皆被验证为实。篇中讲其祖母的表妹死后仍在灵帐中发言并处置家事,王贾确定是妖魅而主动要求除去。原文描写王贾在吊唁完要求帐中之人说话,她先不肯说,后在无奈下不得已开口,但说话和原人声音一模一样。随后王贾又要求她伸出手,最后直接抓着她的手将其摔倒在地。王贾抓住狐媚的情节,一步一步紧逼发展,紧凑有力。再如《仪光禅师》篇讲述唐宗室琅琊王的儿子八岁时逃避武后的追捕,流浪民间,在佛的指引下出家为僧,之后仪光说出了自己的身世,继而被刺史逼婚等,内容丰富,情节曲折。《纪闻》不仅在情节上注重文学性,某些志怪故事描写还颇具文采,如《巴峡人》篇讲述有人行于巴峡时听到有人吟诗,后来发现在吟诗处有一具人骨,篇中“秋径填黄叶,寒摧露草根。猿声一叫断,客泪数重痕”诗句,以及“空山石泉,溪谷幽绝”的环境描写,使得本来极为短小的志怪故事,文采动人。

    当然,《纪闻》中文学趣味浓厚的志怪故事为数不多,但上述篇章足以表明唐代志怪小说与魏晋志怪小说相比,更加注重文学趣味。唐代文人开始有意提高志怪小说的文学色彩,注重小说的审美性,这种审美不仅只是《纪闻》所表现的情节和文采,还表现在想象浪漫、描写富有情致等。《四库全书总目》对含有大量志怪内容的唐人小说集《杜阳杂编》作出文采赞赏:“然铺陈缛艳,词赋恒所取材,固小说家之以文采胜者。读者挹其葩藻,遂亦忘其夸饰,至今沿用,殆以是欤”,[7]指出唐代志怪小说注重文学趣味的特点并予以肯定。

    《纪闻》是唐代存有大量志怪小说的一部小说集,虽然集中录有较多纯粹宣扬鬼神、旨在教化的作品,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和魏晋志怪小说明显不同的作品,它们主旨不在教化而在猎奇,借鬼怪故事以讽刺现实,情节较为曲折,文采较为动人。对《纪闻》所录志怪作品细加分析,可以发现唐代志怪小说与魏晋小说相比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包括淡化教化色彩、传递讽刺意味、凸显现实内容和注重文学趣味。关于唐代志怪小说特点研究,本文在此仅以《纪闻》为例略作探讨,该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四).中华书局,1965:1227.

    [2]牛僧孺,李复言.玄怪录·续玄怪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1.

    [3]卞孝萱,周群.唐宋传奇经典.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23.

    [4]干宝.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2.

    [5]王汝涛.唐代志怪小说选译.齐鲁书社,1985:5.

    [6]刘昫.旧唐书·玄宗纪.中华书局,1975:213.

    [7]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中华书局,1965: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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