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才配有真正的恋爱
时间：2021-02-27 07:55: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同样以盲女的爱情故事作为创作题材，《春琴抄》和《盲恋》分别体现了信奉“艺术至上”的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和中国作家徐訏在各自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对“美”与“爱”的执着追求。作为名正言顺的日本“唯美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谷崎润一郎在“转型期”创作的《春琴抄》既烙上了其早期受西方唯美主义思潮影响残留的“恶魔主义”印记，又有“阴翳之美”的超越。而长期被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边缘化的“鬼才”徐訏在20世纪50年代漂泊在“独立于海峡两岸文学格局之外”的香港，始终坚持自由主义的创作立场，延续对生命爱情的哲学探索，《盲恋》中的梦放、微翠和《春琴抄》中的佐助、春琴同样经受了视觉对爱情的考验，佐助自毁双目使春琴的“美”和两人的爱情得以重生，梦放为微翠的“献身”和微翠复明后的自我毁灭带有神秘的宗教救赎色彩，表现了探索“心灵与肉体的消长，精神与物质的矛盾，内心与外界的冲突”的“唯美主义者”徐訏内心的痛楚。
关键词： 谷崎润一郎 徐訏 唯美主义
一、为爱牺牲的自虐者：回归时期的阵痛VS漂泊时期的皈依
日本唯美主义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在1933年创作的小说《春琴抄》和中国现代作家徐訏在1953年创作的小说《盲恋》分别讲述了两位盲女的爱情故事。《春琴抄》中仆人出身的佐助在所爱慕的盲女琴师春琴遭到毁容后，用针自毁双目，“飞跃进入万劫不变的观念世界”“在二十一年的孤独人生中，于心底塑造出一个与往昔的春琴截然不同的春琴形象，越来越鲜明地看到了她的姿容”，①佐助为爱痴狂的极端行为既渗入了谷崎早期“恶魔主义”的余孽，又有执着于“唯美主义”的谷崎由沉溺官能愉悦到追求更高审美的自我蜕变。而《盲恋》中的男主人公陆梦放同样是个“为爱牺牲的自虐者”，容貌丑陋的梦放因自卑而恐惧盲妻卢微翠的复明，当他将其当作“上帝”对他们的爱情的考验后，他决定献出自己的生命和双眼：“我的眼睛存在你的生命里，这无形中就使我们的生命合而为一了。使我丑陋的生命，重新有美丽的复活，这正是上帝最大的恩宠。”②虽然梦放自杀未遂，但他主动受难的“施爱”精神是徐訏在漂泊香港时期走向宗教救赎的表现，与佐助“化丑为美”的禅机有相通之处。
谷崎润一郎作为日本唯美派文学的代表作家，其创作生涯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即明治43年（1910）至昭和40年（1965），长达55年之久，而日本唯美派却是个短命的流派，明治末年兴起，大正五六年之间便瞬间没落，其原因和诸多作家受西方性解放思潮影响一味追求“主观的热情、摇荡的情绪和强烈的刺激”，③沉溺于颠覆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感官享乐有关。谷崎润一郎在明治末年初登文坛时，同样颠仆在了醉心颓废的唯美主义浪潮中，“艺术就是性欲的发现，艺术的快感就是生理官能的快感。因此艺术不是精神上的东西，完全是实感的东西。”④其开创的“恶魔主义”对病态的官能刺激的渲染和女性肉体美的沉迷遭到了批评家的批判：“谷崎润一郎的作风是以空想、幻想为生命，不涉及人生现实……他的空想和幻想只同肉体和感觉紧密结合，没能达到思想的高度。”⑤唯美派的浪潮过后，谷崎开始了对自己艺术生涯的自救，首先便是回归日本传统审美，将对“美”的探索上升到超越感官的精神层面。
诞生于1933年的《春琴抄》是谷崎在“阵痛”转型期的产儿，因此甘愿受春琴百般虐待的佐助一边体味自毁双目的变态“快感”，一边自觉摆脱了视觉的束缚，“失去的是外界的眼睛，却睁开了内界的眼睛……以前虽然自己与春琴有着肉体关系，但两颗心被阻隔于师徒关系之外，现在才第一次心心相印，两颗心融合在一起，汇成一道热流。”⑥佐助实现了与春琴同享黑暗极乐世界的梦想，他们之前病态的爱情反而因此得以升华，共同在“永劫不变”的观念世界中徜徉相爱，“甚至觉得这个世界仿佛变成了极乐净土，好像只有我和师傅两个人活着，而居住在莲台之上。”此时的谷崎在力图超越“渴望某种美丽的女人的肉体，只不过象吃美食穿美衣一样，是官能的快乐而已，而决不是以对象的人格、对象的精神作为爱的目标”⑦的阶段。佐助一生为仆，忍耐春琴刁蛮的肉体和精神折磨，甚至因封建等级制度得不到丈夫的名分，他不求回报的纵容和侍奉是对“美”卑微的跪拜，是丧失平等和尊严的畸形之恋，而挽救他们的爱情和谷崎的艺术之路的是“美”的一次毁灭，他的毁目既是“在官能的偷悦中寻求新的好奇，追求肉体恐怖中产生的神秘的幽玄，而逐渐导向自我的陶醉”⑧，又是对理念“美”的重新创造，失明后的佐助和春琴的二次结合融通了灵肉一体的爱情境界，“两人在这个过程中默默地交流着细腻的爱情。仔细想来，失去视觉的男女相爱，只能依靠触觉来寻求欢乐，其间之感觉，恐怕我等难以想像。佐助对春琴献身般地服侍，春琴也怡然自得地期求他的服侍，两人都乐此不疲，这也是不足为怪的。”⑨“美”与“爱”在谷崎转型的阵痛期中以崭新的面貌破蛹而出。
时代和历史的种种因素导致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唯美主义”的流产，再加上“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主导话语是旨在为现实主义张本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文学文本的审美和娱乐价值遭到遮蔽，徐訏这位“孜孜探求个体生命体验，标榜文学审美向度及沟通雅俗分界的作家”长期被文学史忽视和边缘化，使得“我是一个企慕于美，企慕于真，企慕于善的人。在艺术与人生上，我有同样的企慕”“我愿意追求一切艺术上的空想，因为它的美是真实的”这样的“唯美主义”宣言显得有些特立独行的落寞。1949年离开大陆后，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为数不多的继续沿着既有思想艺术轨迹从事独立创作的作家”，徐訏在文艺氛围较为宽松的香港继续实践自己的艺术理想，并最终在宗教中完成了超越个体的诗性皈依。《盲恋》中相貌丑陋的陆梦放欲为所爱的女子献出自己的眼睛，“使丑陋的生命，重新有美丽的复活，这正是上帝最大的恩宠。”虽然自杀未遂，“上帝”未能给予他们爱情重生的机会，但梦放不求回报的“施爱”同样是对“美”和“爱”的救赎。
“自1949年以后，大陆易手，国民党撤退到台湾。香港夹在两个政权之间，形成了另一种政治上的边缘：在两岸言论控制之下，大陆和台湾不准谈的，香港可以淡；换言之，香港反而形成一种可以在报章杂志上论政的‘公共空间’。”⑩香港的文学环境成全了徐訏的“新个性主义”：“新个性主义必须在文艺绝对自由中提倡，要作家看重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人格尊重有觉醒而不愿为任何力量做奴隶的意识中生长。”{11}《盲恋》和《春琴抄》一样，是与意识形态无涉的纯粹探索“美”和人性的作品，梦放的自我牺牲同样达到“化丑为美”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