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自我与迷离的人生

受访者：魏微

访问者：马季

我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温暖的东西

马季：在困境中成长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哪一代人的问题，从个体，从每个时间断面探询成长中的“爱与痛惜”，实际上是以某个时代为依据对人的考察，从《在明孝陵乘凉》、《乔治和一本书》到《流年》，你借助成长这个视角，开出了自己的“考察书”，进而表达你对世界的认识，是这样的吗？

魏微：我没有刻意这样想过，我早期很混沌，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我写小说，并不是为了要表现我对世界的认识，我对世界没什么认识，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很多观点都自相矛盾，互相冲突。我这样说不知你是否明白，我对“人”或许有点了解，对世界，我不敢，太大了，这是哲学家的事，不是我们小说家的事。我现在看人看事，界限非常模糊，好像对这世上的一切，我都能抱有一种和平和解的态度……我写小说，更多的是出于对人物、文本的考虑，而不是思想和认识上的考虑。

马季：当然，纯粹的理论和创作永远是有差别的。

魏微：是啊，我不太喜欢谈理论，主要是不懂，另一方面也排斥，就是觉得它对写作会有坏影响，作家不需要那些条条杠杠的东西，小说最动人的一点就在于它是“活”的东西，它是细节的艺术，它里头的人物，思想也好认识也好，都处在不断变动之中，不是静态的，它一直在发展，所以我觉得，好的小说它事关人生和生命，对于人生和生命，我们又能说出什么新鲜的来呢，我们只能展现和感受，然后沉默。所以我对小说理论从本质上是怀疑的，当然我身边有很多做文学批评的朋友，我是这么看的，我觉得好的文学批评、或者做学问的，或者做思想研究的，其实也是一种写作，它跟小说是并行的两条路，途径不同，但方向一样，它最终都直指人生和生命，都要有作者本人“在场”，就是把自己融进去，都是对现实和生命发言，这跟小说是一样的。所有的写作都不该是僵硬的东西，它应该有生命在场。像我最近在读钱穆和梁漱溟，真是很有感触，我觉得真正的大师就该是这样的，他们很有学问，但是他们不卖弄学问，他们把对生命的见解用一种最浅白的方式表达出来，大家都看得懂，文字里头能见到他们的真性情，很多可爱的东西，很多“人”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是在说“人”话，我觉得真正的写作就是说“人话”，不像现在有些做理论的，你读他们的文章，真的读不下去，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就是那些理论术语，好像除了那些理论术语，他们就不会说别的了。

马季：东方式的腼腆与羞涩，使你的小说里涌动着一种微妙的情感，像不出声却又不停息的溪水，在《父亲来访》、《乡村、穷亲戚和爱情》等一批小说中，那种似有若无，欲言又止的，温婉而细腻的感觉，形成了你小说的基本状态，你的性格属于忧郁型的吗？是否天生就多愁善感呢？

魏微：人家总结我的小说，差不多都会用上腼腆、忧郁这一类的评价，我听着都有点难为情，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怎么听着就像一怀春少女写言情小说似的？我自己的性格，我有点说不大好，我以前很内向，近年来有所改变，我发现自己身上还是有很多温暖的东西的，这个其实在我小说里也有的。

马季：逐渐趋于理性，这个变化应该是和你感知世界的程度有关吧。比如，《化妆》和《异乡》仍旧是敏感的，却也多了一分冷峻，而《拐弯的夏天》中的内在冲突则更加突出了，温情下面的尖锐时常有所显露。这是一种自觉的转变吗？

魏微：可能是不自觉的。我的情况是，但凡我刻意去做一件事，总是做不成的。我以前经历不是很顺，像写作这件事，是我无意间撞上的，要是开始有这个存心，可能现在做的是另一行了。写了十年，中间也不是很自信，就想着是不是也得拓宽题材什么的，现在看来没有成功，我大概注定就是写那么一类的。你刚才提到的转变，像理性啊，冷峻啊，我没深想过，大概是那种水到渠成的东西，人走到哪一步，东西也就写到哪一步吧。

马季：在道德与律法的普遍意义之外，面临的是心灵的困厄，你的小说往往是在这两者之间切入现实。你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寻求者吗？

魏微：我早期是个理想主义者，特别能坚守一些东西，现在不行，现在没有以前坚强，有一种中年心态，就是追求那种平和、冲淡的东西，保护自己的生活不再扭曲紧张，现在我还不敢说我看透了什么，我真的还不到说这话的年龄，但是我愿意慢慢看，我现在就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写小说，想慢慢写。

马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现在希望自己的生活和写作能够协调一些，能够找到一种相对持久的表达方式？

魏微：是这样。以前我非常紧张，我看重写作，所以就把生活跟写作完全对立起来。我刚才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早期啊，身上有那种非常极端、尖利的东西，有一种“苦难”情结，这个话题我记得跟林白聊过，就是我们都喜欢受苦，比如说为了理想，也不是一个很具体的理想，我们就说到当时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流放，很多妻子也跟着一块下去了，到西伯利亚去，你想啊，路途遥远，冰天雪地，就在那路上走……这个场景很诱人啊，主动放弃了舒适生活，是不是很诱人呢？

早期我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肉身是不足牵挂的，肉身上吃点苦，精神上会很过瘾。近些年呢，想法有些改变，好像比较看重生活，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提供这样一个选择，那种灵与肉的对立，所以我慢慢地就平和了。针对写作和生活的关系来说，我觉得假若有一天我不写了，也没什么，挺好的，就是写不动了，江郎才尽了，对人生也没什么表达的欲望，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原本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从哪儿来，就该回哪儿去。当然要是能协调好，找到一种持久的表达，那是再好不过了。

写作的时候，作者必须要“在场”

马季：《拐弯的夏天》这部小说是从肉身到精神的双向叙述，而现实在不停地撕裂它们的内在关系，这样一来，“温暖”成了人生若干阶段的关键词。一个人的爱情和成长，总是离不开伤感的，是吗？

魏微：怎么说呢，我其实挺悲观的，世界在我看来是凉的，也不是冷，没有温度的那种，就是有点凉。就像我们冬天里晒太阳，看着阳光普照，可能有时候都晒得鼻尖上冒汗了，可你不会忘记，这是冬天，万物萧条，就是这种感觉，有时候温情这种东西，会更加让我们感觉到周围的凉意，所以我受不了，我其实挺坚强的，就是什么劫难我都能挺过去，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一旦碰上好东西，比如人家对你好，给你一点温暖温情什么的，我就很脆弱，挺怕的，因为它提醒了你的精神处境，是低温的那种。挺矛盾的，我喜欢温暖，但又不是很习惯。

马季：《石头的暑假》、《大老郑的女人》，沿袭了你一贯的叙事方式——温情中的渐变，这种对事物细微的甄别与推演，总是让我联想到性别，这是女性的视角，我一定会这样去想，它帮助我理解了生活的另一种状态。有明确的性别写作意识吗？

魏微：没有，我又不是女权主义。我惯用女性视角，因为我是女的嘛，写起来比较方便。有一阵子我换过视角，像《拐弯的夏天》是一个男孩视角，我觉得挺别扭，写得不到位。我觉得写作的时候，作者必须要“在场”，我自己首先得“进去”，如果再把视角换成男的，那弯子就绕大了。

马季：一般情况下，你写完小说后会反复阅读和修改吗？会不会做很大的改动？

魏微：我是边写边改，所以没有一稿二稿这样的事，就是写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写完了也就定稿了。不自信啊，总是怀疑，总是以为自己还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表达，所以不断地修正，还常常卡壳，就是你脑中所想的，笔力根本达不到，比如说你想写一个场景，写很多人在一个公共场合，比如说啊，这些人很焦躁，又很无聊，有点乱哄哄的，你想写一个群像式的东西，有点像摄像机镜头一扫而过，镜头里能看到一两张脸孔，他们的神情，下意识的小动作，他们的穿着……就是一个模糊的印象，但是那个焦躁和无聊已经表现出来了。可是这个印象，当你用文字表现的时候，就太难了，尤其是你还要控制字数，一两百字之内，就是既简洁又传神，我不知道别的作家怎么样，在我是做不到的，我试过，想写一篇小说，用这样的一个开头，但是没有成功。写不出来，卡了一个多月，就是不愿意跳过去，好像跟自己较劲似的。

我觉得自己是那种技术很差的作家，比如说像风景描写，它是个基本功，可是我写不好，古典作家喜欢写风景，就是太啰嗦，那些树啊，风啊，狗啊，房屋啊……什么都写到了，语言也挺美的，可是有点“为风景”而“风景”，就是你进不去，我觉得好的风景描写必须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三言两语就能把读者带进去，让他身临其境，让他真正感觉到，他就站在蓝天底下，天地很旷远，风是软的，他读的时候会感觉自己的毛孔正在张开……可是我读小说包括像《红与黑》，大段大段的风景我都是跳过去的，我觉得是没写好。

所以我觉得技术是太重要了，作家怎么能不谈技术，而妄谈什么精神、思想那些虚妄的东西呢，要知道，没有技术的支撑，再伟大的思想你没法表现啊。我现在差不多就是这种想法，根本不敢谈思想精神，没到那程度，你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过关，有什么精神可谈，再说那是批评家的事，是不是啊，那是他们事后分析出来的。

马季：“封闭的屋子与敞开的心扉”，涉及了空间和时间两个概念，而它们都在悄悄的变化之中，写作之余，你觉得困倦吗？或者说有什么困扰吗？

魏微：我写作已经有十年了，我想十年时间，真的足够让我们对一样东西产生怀疑，就像恋爱十年，大多会分手，结婚十年，可能会想着离婚。写作的情况一模一样，我现在就处在这个阶段，很难受，累，对写作没什么激情。我前阵子读韩少功，类似的意思在《马桥词典》里也有，韩也是在写小说十多年以后，对小说这个形式产生怀疑了，这个你设身处地想想，太让人绝望了，你是干这个的，可是到头来，你对你干的事却产生了怀疑！韩的意思是，他觉得生活太复杂了，层层叠叠，头绪繁多，根本不是几个故事就能说容纳得下的。信和疑，当然无关对错，这是个人气质决定的，有的作家就很“信”，所以作品量很大，写作对他们来说，可能真的成了一种习惯。但有的作家不是这样，他们一直在疑惑，怀疑可能是一种好的品质，但是需付出痛苦的代价，此外还要承担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假若你不能从怀疑里有所作为的话，那真的可能就不写了。中国很多作家都是这样，在他们写了十年、二十年以后，到了四五十岁，写作黄金期的时候，突然不写了，我们以前会归咎于中国作家的“创造力”，现在看来还有另一种解释，就是“怀疑”，是对写作、对小说这个形式的怀疑。

马季：确实，对现实的无力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对于作家来讲，这当然会影响到写作。对生活看得越透的人，越是觉得在表达上有障碍，尤其是那些你说的有“怀疑”的作家，要么他自己去做火把，要么他就熄灭。能够站到障碍面前的人，是值得尊敬的。

魏微：确实是这样，我现在还想写一点，就是对生活还没看透，对人生还有很多疑惑，就是还想说话，当真哪一天你看透了，也就不想说了，一句话都不愿说了。梁漱溟晚年承认，他之所以研究佛学儒学，也是年轻时他对人生有疑惑，这疑惑困扰了他一辈子，所以他终其一生就做这个，后来成了思想家，我觉得还是看不透好啊，智者是凄孤的。

马季：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语，你真的有“时代的异乡人”的感觉吗？是否感到过表达上的无力？

魏微：“时代的异乡人”？我不知道。我对自己——怎么说呢，有时候认识挺清晰的，有时候又一头雾水，说不清楚。我表达确实很差的，说话是这样，写作也是这样，所以我写小说很慢，那小说看上去条条缕缕，思路清晰，那全是磨出来的，我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砍去那些枝枝蔓蔓，因为我脑子里的枝枝蔓蔓特多，生活对我来说，确实像什么人说的“漫漶的一片”，而小说不是这样，小说是要结构的，有线索，必得受约束。所以我写小说的时候，一边砍那些枝蔓，一边心疼，那些被砍去的才是生活呀。有时我觉得，生活就像水，写小说就好比把水装进瓶子里，我们隔着玻璃，以为自己看到的是水，其实还真不好说，也许我们看到的就是玻璃。

当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那就索性回到起点

马季：不得不问一问和代群写作相关的问题，作为上世纪70年代代表人物之一，你自己有所谓的“代群意识”吗？

魏微：没有，我一开始写作就没这概念，无意间被人拉入这个群体，起先还挺高兴，觉得东西好发了，因为我的小说当时还不能发表，谁认识魏微啊，刊物都喜欢成名作家。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现在你也看到了，很多人都不写了，又有新的写手不断冒出来，什么“70后”啊，“80后”啊……我现在一听到这称呼，怎么说呢，不是很舒服。你会觉得，你作为一个作家根本不成立，无论你怎么努力，你都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人家要骂你，就说你是“70后”，人家要夸你，就说你是“70后”的一个异数……这其实都是代价，也没什么好说的，可能我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摔掉这个称呼的过程。

马季：评论界一直认为，上世纪70年代作家的经验写作，是这个群体尚未成熟的标志，想象力和小说思想有失丰满，你觉得这个问题存在吗？

魏微：你不觉得这个问题，是大部分中国作家正在面临的问题，而不单单是什么“70后”的问题吗？还有你说到“小说思想”，我有一点题外的想法，小说需要谈思想吗？我们又不玩哲学，要那么深刻干什么，小说本来就是浅薄的事儿，你觉得呢？能把故事说好，有几个精彩的人物，在那说着笑着，就跟真的似的，我觉得就差不多了。要是语言还有点特色，或者典雅，或者奔放，让人家读了，心里头百感交集，或是意境悠远，这就是艺术了。我觉得小说首先是艺术，这是一个常识，为什么在中国，大家都无视这个常识，却偏偏谈思想！我不是说你啊，也许你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过是借题发挥，随便说说而已。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马季：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所说的小说思想是和小说本身有关的东西，不是离开小说谈思想，那是要命的事情。比如说，现代主义认为小说应该考虑怎么写而不是写什么。我认为，在当今的中国，这个问题到了反过来考虑一下的时候了。形而上的东西不需要放在嘴上，但一个作家还是必须面对这些问题的。你说呢？

魏微：唉，其实现在最要紧的还是“怎么写”的问题，“写什么”从来就不是问题，你说呢？什么都可以写啊，历史的，现实的，我们的文学从来就不缺题材，抗日，解放，大饥饿，死了那么多人，然后就是文革，接着就是改革开放，人心全乱了，价值观也变了，有人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我们近几十年来的生活其实是很戏剧化的，非常夸张，就跟演戏一样，比演戏还叫人激动，可是这个在我们的文学里没有得到更好的、更艺术的呈现，很多作品表现我们的现实其实是很浮面的，有的很假，有的太粗糙，就是不动人。我觉得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

其实“怎么写”不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也不是写实和变形的问题，我们应该跳出这样的思维模式，同时也要避免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某些偏执，就是看能不能尝试往回走，能不能朴素一点，找到一个更新的表达来呈现我们的现实，而不囿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类的分歧。

这个问题我不知该怎么说，有点表达不好，但意识是有了，就是想假若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方式，那就索性老实一点，写一点朴素的文字，慢慢找，也不要太着急，当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那就索性回到起点，也不要再玩什么花样了，什么变形那一类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回到起点，再重新开步走，或许就能从中找出一条新路来。这个真的不好说，可能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我这是瞎说啊。——我不是很爱说这些，觉得这都是些假大空的话，没什么意思。一定要我说呢，像开会发言，做访谈，写创作谈，我总归也能胡扯几句，听上去有点道理，其实一点道理都没有。我觉得写小说就是没道理的事，就是你状态好了，怎么写都对，你状态不好，知道再多的道理都没用。

马季：你这样说是有切身体会的。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怎么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个作家都在摸索，已经“被”强调，但是，“写什么”似乎一直被忽略了。世界如此丰富，看得人眼花缭乱，可写的东西越多，危险性就越大，容易浅尝辄止，容易原谅自己，容易上自己的当啊。其实一个人一生的写作资源是有限的，能把一件事情写明白就不错，什么都想写是很危险的。这几年很多人去写底层生活，究竟了解底层多少呢？小说光靠人文关怀是不够的。

魏微：是，我明白你意思，其实“写什么”“怎么写”不能孤立讲，我听到过一种观点，就是你“写什么”就决定了你怎么写，你“怎么写”也决定了你写什么，是不是这样呢，我看有点道理，它其实是文学的正反两面，还不单是形式和内容的问题，不能用孰重孰轻这样简单的两分法。

我有一个印象，好像作家更重视怎么写，而读者更重视写什么，当然这个读者的范围是很大的，不单是一般的读者，也包括那些做文化思想研究的，做社会研究的学者，他们更多会就“写什么”来对作家提出要求，发出责难。其实正如你所言，一个人的写作的资源是有限的，诚实地对待自己的经验，用好它，发出一点属于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文学的精神所在了。我觉得文学最忌跟风和人云亦云，就好像最近几年，大家都在谈底层，那么作家是不是一定就要在作品里有所呈现呢，是不是立刻就得下到工矿企业去，隔个一年半载去写苦难，下岗工人，矿难，看病难，弱势群体……要知道，这些都是时髦词汇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可是我觉得吧，文学恰恰应该与这些保持一段距离，用不着那么着急，那么激情澎湃的样子，应该冷静下来，多想想，多追问一下自身，就是让自己做一个局外人和旁观者，没必要那么着急发言。

这个话题不说了吧，头晕。现在都说文学浮躁，其实哪个行当不浮躁呀，那些批评文学不介入当下现实的声音不是也挺浮躁的吗？因为他们只看到了眼前的一点点，其实文学是长久的事，它应该关注缓慢发展的人的心灵，而不仅仅是急促变化的社会现象。

我在哪个时代都是外人，进不去

马季：文学当然是从自身出发又回到自身的，“我写所有人，都是在写我自己。”能就这个问题展开谈一谈吗？

魏微：这话是杜拉斯说的，我引用了而已。我近些年的写作跟自己靠得挺近的，以前不是这样。以前我写小说，非常刻意地去写那类离自己很远的小说，我想这可能是受当时“私人化写作”的影响，因为我十年前刚开始写作时——也就是1995年前后，像林白、陈染那一代作家已如日中天，那么我想，对于后来者来说，还是要避开这个锋头，写一点不同的文字，否则我们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看来，当时我对上一辈作家可能是矫枉过正了，反正这表现在我早期的作品里，主人公都是一些男人，或是一些卑微无聊的人，我后来总在想，我写这些人物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不是男人，我也不了解男人，另外我对卑微无聊也缺乏太深的体会，我对他们或许有同情，但这同情是可疑的，因为不是感同身受。

就是说，在我当初的写作里，没有个人经验，只有所谓的文学经验，这个文学经验当然是来自于我读过的那些外国名著，比较有现代意识，因为喜欢，我就生硬地把它嫁接到自己的小说里，而全然不顾中国这样一个现实是否能消受它。

那么现在，我的小说好像又回头了，离自己比较近，这个近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的每篇小说，我都希望有自己的生命在里头，每部作品我都希望带有自己的感情，我的气味，我说话的腔调……写这样的小说，我有时会非常难受，这有点像演员入戏，一个演员要是想演好一个角色，理想状态就是她必须要让自己变成这个角色，她整个人，乃至生命和感情都要注入这个角色里，最终她与角色合二为一了，我现在是喜欢以这种方式演戏的演员，也喜欢以这种方式写作的作家。

我们评论一篇小说时，常常会用到“生命感”这个词，我们会说，这篇小说写得好，因为这篇小说里有生命，那么什么是生命呢，不过是活生生的人的痛苦，欢乐，屈辱，血泪，这是每个作家都珍视的东西，那么为什么有的小说使我们看到了生命，而有的小说却看不到呢，我想这里的关键，就是看作者是不是在他的小说里。

有一次和几个朋友聊天，就觉得我们写作，每次必得放点血才行，这有点像炒菜时放的油盐酱醋，这个“血”滴在小说里，小说可能就鲜了。

马季：这个说法很新鲜，小说里有没有“血”的滋味，读者一尝就知道了。这是不是你近来写作速度放缓的主要原因呢？

魏微：这倒不是。我写得慢是因为我的写作方式很坏，表达成问题，我从一开始就写得慢，是那种字字都讲究的人，就是逐字逐句在那儿磨，我不记得是不是王尔德说过的，他说我昨天写了一句话，今天我用一天的时间把它删去了。大体是这个意思。这种写作方式怎么说呢，往好一点说，你是追求艺术，往坏一点说就是小器，就是你身上没有那种大气磅礴的东西，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的写作没有气势，只有那种“小精致”。我觉得好的作家是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或者是开一代写作风尚的，比如博尔赫斯，我们不能说他是大气磅礴的作家，但是他开了一代写作先锋，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马季：社会批判与人类精神处境，这两者虽然并不矛盾，但一个作家仍然有其倾向性，你好像更侧重对后者的表达，是这样吗？

魏微：是这样，我确实看重后者。所谓“人类精神处境”，对我来说也是很抽象的，我写小说，当然不是为了写“人类”，这个太吓人了，但是我写作的时候，心里隐隐有一个目标，就是想写一类人，他们内心的东西，精神上的东西。社会批判不是我的长项，我对“社会”几乎没什么认识。

马季：前面已谈到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其实说白了就是，人的精神背负的无价值的东西越来越多，如果一个人想把日子过好一点的话，就轻松不起来。《化妆》是不是包含了这个意思在里面？

魏微：嗯，有点这个意思吧。就是，人是该向上的，但是在向上的过程中，你付出了代价，可能这个代价太惨重了，你就只记住了这个代价，终生都不能逃脱，所以有时候，向上和向善是相反的两个方向，你只能选择其一，这个太痛苦了，会使人不愉快，可能人的一生，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不愉快的过程。像那个嘉丽，她从一个穷孩子变成了一个富人，可是她常常会一个人在深夜里大哭，因为她委屈啊，她付出了代价。可能就是这种解释吧。

马季：在《我的年代》这部随笔集中，你以一种愉悦、怀旧的姿态讲述你的故乡和亲情，那个现实为你提供了认识完整的世界的途径吗？后来你在北京的经历和它有什么差别呢？你是个很留恋往事的人吗？

魏微：是，我很恋旧。我写小说都用“过去时态”，因为有感觉呀，我一直在琢磨，这是为什么？比如我喜欢“从前”，喜欢我小时候——七八十年代，家乡小城，淳朴的生活，跟爷爷奶奶、父母、弟弟妹妹一块生活的情景……我喜欢回忆这些，有时一想起来，整个人就一下子进去了，就鲜活了。你明白吗，我有时一个人待着，突然就不能自已，热泪盈眶，其实我这人还是挺冷静的，一般不会感情冲动，天性如此，而且这么多年来，早就练出来了，特别能克制。但是一想到这些，我就不行了。我大概只剩这么一点“原始冲动”了，你说写作不靠点冲动，还写什么呀？还有什么意思啊？所以有人建议我拓宽题材，我一般是不理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块“富矿”，那就挖呗，干吗还要换地方？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不可说的，太神秘了，比如亲情这东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追根求源，自问为什么，我自忖在我的成长期，并没发生特别的事，就是一普通的女孩，大概有点敏感，跟家人之间发生了一点爱恨情仇，也爱过，也恨过，也有过冲突，因为正在青春期，很尖利，总归会有冲突，这些都很正常，每个孩子都会经历的，为什么到了我这里就变得特别微妙，连带那段时光也一块微妙了？我觉得太奇怪了。可能这就是写作的意义所在。

“从前”这东西，我真是说不太好。我在80年代的时候，开始怀念70年代，我到9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怀念七八十年代。我对“现在”真的没感觉，永远活在从前，可能要再等上二十年，我才能活在今天的2006。所以说，“时代的异乡人”这个提法，可能有点道理，我在哪个时代都是外人，进不去。

没必要强迫自己读那些不可爱的书

马季：你有没有听到过圈外的朋友，就是一些比较关心你的，但自己不写作的人，对你小说的评价？

魏微：有过。有一年我跟一个导演写本子，在杭州，这个导演有个弟弟，比我小三两岁，他是不写东西的，可是偶尔会看点文学杂志。有一天他就问我，你认不认识艾伟，我说认识啊。他说我看过他一篇小说，还是几年前发在《收获》上的，是一个长篇，名字也忘了，好像叫什么“闸”，接着他就把那个长篇复述给我听，他说我看了挺感动的，所以就记住了。我当时听了乐不可支，因为那个长篇是我写的，他把作者搞错了。

这件事让我挺感动的，我以前认为，我那一路的写法，除了文学圈会看一看，一般读者是不看的。我写的是小圈子文学嘛，有些同行可能会认可，那也是针对文本的，说的都是一些“专业”的话，可是我没想到，在我的视野之外，还有这么一个读者，他是针对我小说里的文字，那文字引起了他的共鸣……这是写作的理想状态，就是作者和读者交汇了。

我以前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应该坚持写作理想，不应该太迁就读者，走向流俗，所以一般的畅销书作家，我有点不大瞧得上。当然这个理想，你也不能说是错的，但是能有读者我觉得总归是好的，哪怕只有少数几个，有一天碰上了你的小说，他觉得不错，或者呢，再过十年、二十年，你的小说还禁得起读，让生活在另一时代的人有些感触，我觉得这就是写作的价值所在了。

马季：广州的环境，比如气候啊，饮食啊等等，你适应吗？

魏微：还好吧，跟在南京、北京差不多，这边人喜欢吃，冬天比较暖和，别的没什么不一样。

马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你还有长篇写作计划吗？

魏微：有。我从2004年就在准备写一长篇，好像什么都有了，线索啊，人物啊，故事走向啊，就缺一个开头。我开了好几个头，都没能续下去，所以就放下来了，可能是我的情绪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

马季：现在来谈谈和阅读有关的问题，你小时候有充足的阅读经历吗？对什么样的书产生过兴趣呢？还能记得读过那些书籍吗？

魏微：没有。我是普通家庭出身，我母亲是会计，我父亲是机关干部，家里的文学书不多。我们那代人，升学压力非常大，考大学是唯一的出路，我记得小时候，我父母连课外书也不让我读，家务活也不让干，一回家就得埋头写作业，太压抑了。我现在还常常做噩梦，梦见自己参加高考，一道题目也不会做，吓得满头大汗……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做过类似的噩梦。

马季：在阅读上有没有遇到过指路者，家长或者老师什么的，有谁影响过你的阅读吗？

魏微：我读书都是零零散散地看，碰上谁就是谁。就像我二十岁的时候读卡夫卡，是一本杂志上介绍他的短篇《判决》，我觉得好，便找他其余的作品来读。后来我在书店里又撞上了《百年孤独》，迷得不行，就开始读一系列的拉丁美洲文学。我那时还没写小说，又没念中文系，是一个不正规的学校，氛围很差，哪有什么人指导？就是自己瞎读，读得多了，有些东西就串起来了，连成一片了。我到现在读书都不是很系统，有一阵子想用功，就是想通读英法德意俄文学，也不管什么流派的，就是要过一遍，尤其是那些经典作品，后来觉得我这想法挺傻的，根本没必要，而且没可行性，因为有些作品我根本读不下去，我又不是做学问的，没必要强迫自己读那些不可爱的书。

马季：除了文学作品以外，你有没有阅读其他书籍的习惯，经常翻看哪些书籍呢？

魏微：早期我读文学作品比较多，读来读去，后来就挑了几本气味相近的书，像红楼，水浒，沈从文、张爱玲他们，国外的也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以前的访谈都做过。就是翻来覆去的读，在那七想八想的，后来我就发现有问题了，就是读他们的书根本没法写小说，受限制，因为我发现，读得多了，你连思维都是他们的，就好像你已经被书埋没了，而你却不能从书里站起来，这肯定是有害的阅读。所以这一两年来，我就不读小说了，文学书几乎不碰，就是读些闲书，文化，历史，思想类的，百科知识，画册，人物传记，还有就是一些资料性的东西，比如文革，民国时代的那些资料，什么人的回忆录……有点知识普及的那种，有些书其实也没什么用处，可是我现在读书，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以前我比较功利，就觉得读书是一件应该认真对待的事，因为它对写作是有帮助的，现在我读书就是为了打发时间，你想啊，一天其实挺长的，要是没什么事可做的话，就在那呆着，那真是有点度日如年了，所以读点书，让自己不焦虑，这就是我的目的了。

责任编辑：朱海涛

受访者主要作品

受访者简历：

魏微，女，生于1970年。1994年开始写作，1997年在《小说界》发表作品，迄今已在《花城》、《人民文学》、《收获》、《作家》等刊物发表小说、随笔一百余万字。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协。

作品目录：

《情感一种》（小说集）：对外翻译出版社2000年

《你不留下陪我吗》（散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到远方去》（小说集）：花山文艺社2001年

《既暧昧又温存》（散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年

《流年》（长篇）：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

《越来越遥远》（小说集）：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

《拐弯的夏天》（长篇）：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注：因此书被提名2003年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

《暧昧》（小说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

《我的年代》（散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姐姐和弟弟》（小说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