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世界的阐释
时间：2021-02-27 07:56:3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欧阳子是60年代台湾现代派著名作家，有“心灵的魔术师”之称，她的主要小说集是《魔女》。文章以人性的角度从性格——精神——人性三个层面来解读这部小说集中人物的心灵世界，力求展现欧阳子小说中凸现出的人性魅力。
关键词：性格层面；精神层面；人性层面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63（2006）3－0069－03
欧阳子是60年代台湾现代派著名作家。她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较多，擅长用纤细的笔触冷静地、客观地剖析人物的心理活动，因而被誉为“心理小说家”或“心理写实主义者”。欧阳子师承西方现代派，她曾钻研过美国作家亨利·詹姆士，更多接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因此，努力在小说中分析人物的心理。她的小说集《魔女》主要是描写人物的心理，描写夫妻、亲戚、朋友之间的现实关系及其矛盾所引起的人物的内心冲突、内心痛苦和感情的变化过程。像西方现代派作家一样，她注重揭示和描绘人物的心理和主观的情绪与体验，将笔触深入到人性矛盾的内在层次。面对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欧阳子是人心的原始森林的勇敢探索者，她在人性经久不息的涌动层面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性格层面：内敛﹑压抑﹑偏执略带自卑的性格
欧阳子小说的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她对人物心灵的关注上。她通过冷静——客观——细腻的心理分析把人物隐秘的意识及潜意识发掘出来，揭示出人性的多面性与复杂性。性格是人性层面的表面现象，正像英国戏剧理论家威廉·阿契尔所说：“性格描写是对人类本性的表现，是从一般对人类本性所共同认识、理解和接受的方面表现人类本性"，“心里分析似乎是人物性格的探索，把从未探索过的特点置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的范围之内。”[1]欧阳子在小说中对人物性格的诠释是以独特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她先选择构成矛盾冲突的事件而后来设置人物，总是先想到一种处境，或困境，继而推想，一个具有某种性格的人，在陷入这样的困境时，会起怎样的反应，会做怎样的选择。这表现在她的小说集《魔女》里，她选择人物时表现出或者更加倾向于那些具有抑郁气质的。这一类人具有内敛、压抑、偏执略带自卑的性格。欧阳子把这些人物放在一个个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他们的言行及心理的反应，从而由人物性格的表层现象去挖掘人物心灵的秘密，意在为敏感内向封闭的内心世界，寻找一条走向广阔天地的自由通道。
如《半个微笑》中的汪淇是一个安静、内向、拘谨、品学兼优的大学二年级学生。作者非常真实地展示了汪淇情窦初开却又囿于自我个性羞于面对的微妙心理。从她单独面对所爱慕的王志民时的情不自禁，到隐秘的感情被对方发现时她那种惊慌、猜疑。汪淇正一步一步地在解放着自己，但一旦获得情感释放的机会，她又压抑着自己，害怕遭人非议，害怕违背作为一个好学生的原则，害怕青春懵懂的心事被曝光于天下。她最终因心理负担过重失足跌落在悬崖下面，摔断了腿，不得不满怀心事躺在医院里，对前来探望她的不知情的好友，硬是挤出了“半个微笑”。欧阳子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一个独特年龄阶段（少女怀春）一个内敛、害羞的女孩子的心理特征，用“半个微笑”来预示汪淇还没有冲破自己编织的网，仍然背着沉重的思想重担，而要想走出心灵的禁锢，找到那个真实的自我，势必还要经历一番磨难与历练的。《素珍表姐》中的理惠也是一个具有自我压抑个性的人物。她一直生活在表姐的阴影之下，因为一向不如表姐而深感自卑，后来在初三时学习飞跃，超越了表姐。为了证明自己摆脱了表姐无形的束缚，理惠先是争夺素珍表姐的女朋友余丽珍，后来插足表姐与吕士平的恋爱，潜意识里要向表姐证明自己的存在。理惠虽然采取了不甚光彩的报复行为，但作为压抑太久的自我的一种变异性反应，却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最后一节课》中的李浩然也是如此，“压抑”是他性格中的显著特征。年轻时求爱未果当众遭人耻笑的痛苦经历成为心中的隐痛，他再也没有勇气涉足异性情感，39岁了他还一直过着单身的生活。像汪淇、素珍、李浩然这一类人，无论是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影响，性格上的偏颇发展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的屏障：一方面他们处于反抗自我束缚的痛苦挣扎中；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无视所处的社会环境、法规、舆论、文化习俗、道德规范的制约。所以，他们每前进一步都举步唯艰。尤其在遭遇生活的种种考验时，他们身上潜在的性格中的缺陷就会凸显出来。欧阳子恰如一个“心理外科医生”，她注意到了这一类人，提醒人们他们正处于心灵的煎熬和人性的挣扎中。她没有姑息笔下人物身上的缺陷，而是从病态角度入手剖析，冷静、客观的描写中还体现着一种潜在的同情与谅解，即 “意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效的注意”[2]，促使群体在建设高度文明与发达的社会的同时，给予个体更多人文的关怀和人性的关注。但欧阳子并不满足于人物性格特征的把握，她继续关注着现代人身上正常人性的缺失现象，构筑了一个“爱”的世界，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去触摸和抚慰那些处于各种“爱”之中的受伤的心灵。
二、精神层面：心底的烙印，永远的伤
欧阳子的小说题材大都围绕着“爱”，强调在爱情问题上“人心的缺陷”。她的小说集《魔女》中的十四篇几乎全是描写爱情，包括母子乱伦、恋母情结、畸恋、同性恋等。而这些处于畸恋中的人物大都表现为除了爱情，生命便是一片空白，因此永远痛苦。他们的心底永远地刻下了过去岁月的伤痕。这既成为他们心中的结，也成为欧阳子小说中矛盾的结。
《觉醒》中敦治对独生儿子的爱是变了质的，双重的。一方面她对儿子无微不至地照料与关怀，是一个称职的好母亲；另一方面，对儿子强烈的占有欲支配着她，使她对接近儿子的异性格外敏感，唯恐有第三者的介入夺走她的最爱。这种不正常的家庭关系起因是丈夫鸿年的背叛。敦治年轻时曾不顾父母的反对嫁给了鸿年，结婚不到四年，就在储藏室发现了丈夫与女仆间的不轨行为。这对她来说是致命的一击，使她对爱情失望，对人生失望。从那以后她一直无法原谅鸿年，就将自己的全部感情都倾注到了儿子的身上。儿子成了她唯一的感情寄托，她对儿子的爱也就愈发显得自私和变态。《近黄昏时》中的吉威对母亲产生畸恋，让他的同性恋伙伴余彬去勾引母亲，从而在余彬身上宣泄自己压抑已久的感情。深究其原因是他童年时没有得到过母爱，这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心理障碍。敦治、吉威这些人物，大都有着“受伤的记忆"，而这既形成了他们目前所处的情感状态，也促使他们的情感继续朝着极端——扭曲的方向发展。在欧阳子的小说中，对痛苦往事的追溯往往和现在种种的畸恋状态纠葛在一起。它们既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又为深入地挖掘人物“灵魂的根”埋下了基础。那么欧阳子对这些受伤的心灵的关注，仅在于让人们咀嚼他们的痛苦吗？就人性理论层面而言，人道主义其实是最底层的基础部分，欧阳子正是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关注这些人物的心灵，揭出伤疤的同时来疗救那滴血的灵魂。这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人的问题——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思考。文学毕竟不是制定社会改革的方案，它只要能在审美场景中让人们看透一点，思索一点，就足够了。
三、人性是多面的、丰富的、复杂的
“人是什么？”这个肯定式的自问，从它被提出的那一天起，就怎么也摆脱不了“人不是什么”这一否定式的自问。西方人本主义很早就发现了人的相对性。他们有一句古老的格言，叫做“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就人性问题讨论，争论了两千多年，究竟谁是谁非，孰对孰错，还弄不清楚。欧阳子在她的小说里也没有给这问题一个答案，她借《秋叶》中主人公的话说：“人有许多面，像建筑物一样，每一个角度，都有不同的面，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在观察，所以说来说去，就在于角度。”又说：“人性是多面的。”[3]欧阳子在她的小说中一直试图阐释这一观点。她用手术刀般的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深藏于人性之中的灵魂与肉体或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斗争，并揭示出正是由于这样的矛盾真实的人性，往往表现为善与恶、美与丑、伟大与渺小、光明与阴暗的斗争，从而构成了人世间千变万化和丰富生动的历史场面。
在《魔女》中，作者塑造了一个为爱情着魔丧失了正常人性的魔女形象。魔女20年来一直都是美德的化身、爱情的象征；实际上人性的恶魔不断地撕扯着她，驱使着她为一个根本不值得爱的花花公子耗费了半生的感情。在魔女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构成人性的两个因素：理性与非理性的激烈冲突。魔女用她有限的理性竭力维持着自己作为母亲的尊严和妻子的形象，而非理性又驱动她不顾一切地追逐所谓的“爱情"，不仅使她在女儿面前撕下了伪装的面具，而且也使她在对赵刚的迷恋中丧失了道德，也失去了自尊、自爱、自立的做人原则，变成了男性和情欲的双重奴隶。《秋叶》中，敏生表面上温文尔雅、进退有度，灵魂深处更多继承的则是美国母亲奔放、叛逆的性格。他自己亦认为东西文化冲突中形成他这样的性格是正常的，所以他依着本性，固执地违背伦理道德追求自己的继母宜芬。而宜芬也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既爱慕敏生的青春活力，在他面前焕发了青春，但又觉得失态。在难分难解中，她理智地控制了自己。敏生和宜芬身上凸现出的人性矛盾是东西方文化夹击中的人性冲突，即典型的以克制欲求为规范的道德理性（社会性）与满足欲求为归结的感官享乐（自然性）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弗洛伊德学说中“本我”与“超我”的尖锐冲突。敏生和宜芬都深深地为对方所吸引，越来越陷入到性欲望的冲动当中，但继母子的法定关系——传统的道德束缚又使他们克制自己，“发乎情，止乎礼”。他们在巨大的感情冲击波中体验到了爱的甜蜜与美好，却又不得不在面对世俗的困扰时饱尝痛苦与失落。正如西方当代哲学家佛洛姆所说：“人的本质在于人在自然中的存在与同时人超越自然之间的矛盾。”[4]欧阳子笔下的人性就是在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尖锐对抗中体现了出来，由此她为人们展示出了一幕幕人生的痛苦与种种趣味的精彩画面。
欧阳子正是摒弃了传统的思维和抽象逻辑的思维方式，以个人经验去想象揣摩发扬着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奥义与魅力。她注重揭示人性中的矛盾，并投注于社会性压抑下的蠕动的自然性，使笔下的人物时时处于灵与肉的选择——冲突当中，从而从容地展示出灵魂的复杂性，表现出人性的巨大魅力。梁实秋曾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5]笔者以为，这恰恰就是欧阳子小说在毁誉参半的评论声中，始终能够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吧。
注释：
［1］英国戏剧理论家威廉·阿契尔：《剧作法》［M］，中央戏剧出版社1964年版，第22章，第297页。
［2］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1－513页。
［3］欧阳子：《魔女》［M］，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4］弗洛姆：《人性的呼唤》［M］，毛泽应、刘莉、雷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2页。
［5］梁实秋：《文学与革命》，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二》［C］，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22页。
作者蒋义娜，女，郑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