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黔西北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个性
时间：2021-02-27 08:01:1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新时期黔西北作家群”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贵州文坛具有相当实力和影响力的作家群落。黔西北长时期在政治经济上处于贵州的边缘地位，然而，生活在这块并不富饶的土地上的作家保持着良好的文学传统。一方面，他们和贵州其他地区的作家一样，用极富特色的抒情叙事机制向贵州文学困境艰难突围；另一方面，他们立足本土地域文学，用质朴的文学抒写方式来维护和实现黔西北文学应该有的地位和尊严。在此过程中，他们各自呈现出自己特有的创作个性。
诗歌：黔西北作家高亢而华丽的呐喊
黔西北是诗歌的沃土，1949—1989年以来，曾经涌现出陈学书、陈绍陟、西篱、流韵、张永光等一批在贵州诗坛颇有影响的诗人。他们的诗歌语言清澈明亮、情感饱满，立足现实主义，倾力抒写生活的况味，尤其是把高原意象贯穿创作始终，因此获得了独特的诗歌品格。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时期的诗人继承了黔西北诗歌传统，又灌入现代意识，诗歌呈现出更上一层楼的态势。
禄琴、王家洋、鲁弘阿立、彭澎、阿诺阿布、刘馨泉等诗人大多出身农家，对农村自然风光和生活都很熟悉，所以对山川田园的歌颂成为他们诗歌题材的基本来源。而且，他们中多数属于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情感总结和精神履历的抒写是他们诗歌的共同诗性内核。“他们的诗，注重历史意象与地域声音的捕捉，从地域、民族、历史中熔炼和提取现代意蕴，揭示出人与地域的关联和宿命意识，写出了对地域和命运的深思与认同。同时，善于将地域性意象作现代性转换，将悠悠的乡情、严肃的民族精神和心中的理想锤炼成诗意，写出了地域的灵动与色彩。并通过极富地域特征和象征意义的若干物象的陈列，传达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个性，使诗的意境深邃悠远”。[1]
禄琴出生于威宁自治县，是一个彝族女诗人。她的诗集《面向阳光》荣获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三色梦境》获2001年贵州省政府文艺奖。禄琴的诗歌气质忧郁而高贵，柔婉而纯净，有着一种隔绝凡世的高傲。在禄琴的诗歌里，空灵是基本面貌。梅花是禄琴善用的意象，超凡脱俗，冷如悬冰，艳若桃李。梅的颜色、梅的芬芳、梅的姿态、梅的灵与魂，都在旷古的凄清中散发着清冽的暗香。“禄琴的诗，善于表达小资时代的日常生活及高雅情趣，注重意象的提取和诗意的营造，清新优雅，明朗简洁，充满浓厚的古典美”。[2]
王家洋出生于纳雍县，是穿青人，1995年荣获“诗神杯”全国诗歌大赛探索诗奖，2000年创办《大开发诗刊》，著有诗集《到乡下去》。王家洋是个典型的乡土诗人，他的诗歌目光倾注于乡村。农村风光、犁牛打耙等农村生活构成了王家洋诗歌的田园面貌。在王家洋的诗歌里，恬静的农村景物和淳朴的农村生活是被他理想化、艺术化了的。简单是王家洋诗歌的风格。简单不是简陋，不是单薄，而是结构意识向元诗歌的回归，是对繁复的超越和解放，甚至是对诗歌流于晦涩的反拨。王家洋的诗歌形象大多从日常生活取材，直接把诗歌的笔触挺进平凡人生，不假雕琢，不尚辞藻。“离开那些深不可测的表情及口红 /弟兄们，走！我们到乡下去/那儿的天空一尘不染/那儿的流水清澈见底/卷起裤脚，敞开胸膛/我们便成乡下人了 /我们就成好弟兄了/ ”[3]。“除了乡土诗，王家洋的爱情诗也写得真挚感人，奇妙不俗。王家洋的爱情诗都是他青春的精彩投影，都是他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只要是熟悉王家洋的人，都能将他的爱情诗与他的某些人生经历对应起来。因而读这些爱情诗时，我就不仅仅是读诗，同时也是在读王家洋的一个个浪漫的人生故事”。[4]
刘馨泉出生于织金县，著有诗集《含在嘴里的生活》、《低声说话》。他的诗歌，浅诵低吟，一唱三叹，沉郁低回，浪漫的感伤情调几乎弥漫了他所有的诗作，呈现出一种阴柔之美。刘馨泉善于从身边平凡的人和事中取材，从爱的视角打量，提炼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展示生命的价值和尊严。爱情在刘馨泉的诗歌中难得地带上了温暖的亮色。和所有浪漫的诗人一样，刘馨泉固执地爱着大自然的一花一草。这种自然之爱具体体现为诗人不遗余力地反复书写故乡。他和自然似乎有着先天的亲缘关系，一朵花，一棵树，一场春天迷离的雨，诗人信手拈来，皆可入诗。《感恩黔西北》、《素描黔西北》、《黔西北山歌》等作品是这一特征的体现。透过诗人对故乡的追寻，不难看出，“故乡”一词在诗人的世界里已经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了。黔西北与其说是诗人的故乡，不如说是诗人的心灵家园，是诗人用精美的诗句构筑的心灵城堡。
黔西北地势偏远，环境封闭，信息流通迟滞。客观环境的劣势却是诗歌创作的优势。在这块土地上有着良好的诗歌传统，并因为环境的封闭得以延续，诗人在这方热土上生生不息。诗人们不至于盲目地跟随中国诗坛东风一阵西风一阵，最后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黔西北诗人安静地生活，悠闲地写诗，保持着自己良好的诗歌品质。世俗和诗歌是一对矛盾，它们有着各自的运行节奏。令人欣喜的是，黔西北诗人从容地在这两者之间生存，他们没有被琐碎和平庸同化，他的心灵超越了尘世的羁绊，朝着纯净的灵魂之境飞升。设若他能以更加果决的态度去区分生活和诗歌的本质，勇敢地选择诗意地栖居这种方式，他的诗歌会更有力量和骨感。诗人也许可以把视野放开些，不拘泥于形式，大胆地涉足其他各类题材和文体。毕竟，诗性是所有文体的最高形式。
小说：黔西北作家深沉而悠远的乡音
毕节试验区于1988年6月成立，位于贵州省毕节地区，是一个革命老区，也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拉开序幕的地方。区域定位的确立，为黔西北的小说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毕节，成为小说家书写的焦点，黔西北小说也因此呈现出浓烈的地域特色。
苏晓星是黔西北文坛的一员老将，出生于赫章县一个农民家庭。著有长篇小说《末代土司》、《无敌头帕》，短篇小说集《彝集春好》，中篇小说《奴隶主的女儿》，中短篇小说集《良心的中伤》等。新时期苏晓星创作出了他的代表作《末代土司》，该书以广阔的叙事视野和恢弘的叙事结构，艺术地再现了彝人土司社会的终结过程。在该书的《序》中，胡维汉这样评价道：“这是他（苏晓星）精心构思的力作。这部小说跨越了漫长的时间和空间，生动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一幅幅彝族人民的历史生活画卷，显示了苏晓星扎实的生活功底和艺术功力。”[5]“贵州著名彝族作家苏晓星的长篇小说《末代土司》结构恢弘，气度不凡，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力作。这部作品把20世纪的彝族文学推向一个高峰，在两个世纪的交接点上为彝族文学的新崛起标了一个新的高度”。[6]
陈学书生于赫章县，是新时期“高原派”作家的典型代表。他出版有中篇小说集《因为有了那颗心》、《凶手》、《命运魔方》。陈学书的小说善于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把人物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在冲突的解决过程中让人物形象得以成功地树立起来。陈学书曾经是汽车司机，来自于社会底层，所以对底层生活有着深刻了解和详细记录，尤其是他对黔西北底层民众的语言有较多的研究和表现，在小说中大量使用黔西北口语、民歌、民谣等，使作品呈现出汁味醇正的高原风情。全面考察陈学书的创作，可以断定他的作品是新时期黔西北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小说扎根于黔西北这片古老的土壤，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具有乡土文学的某些特征。如果我们把他的创作和转型期的某些小说相比，就会发现后者有远离群众的倾向，而陈学书的小说却具有相当广泛的读者群，尽管他的公安题材小说有故事复现，小说的话语提炼不够的弱点，但其农村题材小说却有相当深厚的生活底蕴。他是黔西北高原的生活风俗的扩写，展现的是鲜为人知却充满真实的人物群落，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悲欢离合中很大程度上根植了作家对落后腐败的生活方式的批判”[7]。
吴勇出生于黔西县，出版有长篇历史小说《水西悲歌》、《柔远夫人》、《国之宝桢》。《水西悲歌》在贵州省内具有较大影响。该小说以吴三桂平水西为线索展开叙述，在大量历史材料的支撑下，用独特而艺术的叙事方式再现了清朝初期水西地区的历史。“作者以蕴于心灵的爱 ，热情赞美了水西人民在抗击吴三桂镇压的英勇战斗中，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出色地描绘出黔西北大地奇特的生态地貌和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并塑造出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给人以美感，感人以深”[8]。三十五万多字的《柔远夫人》是《水西悲歌》的姊妹篇，吴勇秉承了自己谨慎、扎实和艺术性相结合的文风，对历史进行深度观照和文学解读，在历史矿藏的挖掘中又不忽略现实意义的关怀，把自己的文学事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吴勇作为一个长期献身于实际工作但又有着割不断的历史情结的作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将自己生命的憧憬和心灵的期待，寓于水西和乌撒这段血与火的历史的阐述之中，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劲健超技的艺术风景”[9]。
吉柚权，原名吉友权，贵州毕节人。著有长篇纪实文学《白雪——和平解放西藏纪实》、《西藏平叛纪实》，小说集《轮痕》。发表于贵州省作家协会编辑出版的大型文学丛书《贵州作家》（第一辑）的中篇小说《野驴》是他的代表作。小说写的是藏区生活。“我”为了生存，杀了一头母驴充饥，结果招来野驴的疯狂报复。作品情节跌宕起伏，波澜迭出，有很强的文学性。
另外，新时期黔西北小说家中特色突出的还有马学文、郑吉平、曹勇等。他们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所以在表现都市题材和文学表达多样化方面有着先天的缺陷。但是，他们基本上着眼于乡土，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在对乡村作全面审视的同时也试图建立文学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色彩提高了他们的文学品味，使他们的小说散发出乡村特有的清新风气息。马学文的《木偶》、郑吉平的《李茶叶》、曹勇的《愤怒的村庄》在贵州文坛因为特色鲜明而颇具影响力。
散文：黔西北作家平实而有力地崛起
1980年，《高原》文学杂志的创刊标志着黔西北文学创作进入新的天地。诗歌和小说皆勃兴繁荣，相反，散文创作显得有些寂寞。诗歌重在抒情，直接而迅捷地反映情感和生活。小说则以其能涵盖丰富的社会内容、表现丰富的社会生活这一特点而被广泛运用，所以20世纪80年代黔西北的散文创作总体来说乏善可陈。
进入新时期，黔西北散文呈现繁荣之势，散文创作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这一时期，出现了傅立勇、陈虎、彭澎等在区内外造成较大影响的散文作者，而且，参与到散文写作队伍中的人也多了起来，表现题材较以前宽泛。新时期黔西北散文的勃兴，究其原因：第一是散文作家的知识涵养普遍提高，如刘群峰、游孟宪、傅立勇等，他们有的毕业于名校，有的则在高校任职，起点高，路子正，和文学关系紧密；第二是新时期黔西北文学氛围浓厚，许多作家都把创作当成人生理想来追求，所以散文的品质比较纯正；第三是毕节地区文联成立，作家创作活动进入有序状态，《毕节日报》在新时期扩大副刊，《毕节晚报》创刊，威宁县《草海》创刊，赫章县《樱桃林》创刊，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在副刊开辟出园地，供黔西北散文作者耕耘。
刘群峰，威宁县人。他的散文个性化特征非常明显，知识性、文学性、可读性都很强。他立足于个人喜好，广泛取材，演说世态百相，记录市井人生。大型叙事散文《梦回黑石头》是刘群峰散文的代表作，分量颇重。他采用的是平和自然的语言。经过数十年的打磨，人生的泥泞坎坷成就了作者语言的返璞归真。刘群峰文化反刍散文系列在黔西北争议较大，他以想象力为工具，对诗经、楚辞、汉赋、魏晋风度、唐诗、宋词、元曲等作了一次古代文学经典的漫游。他在对古典文学的反刍中提炼出诗意是古代文人生活的根本。
傅立勇，毕节市人。傅立勇的散文创作主要体现在杂文创作上，成就也主要是杂文。杂文这种文体因所涉及内容一般十分敏感，极容易因文致祸，所以一般问津者不多。新时期黔西北的杂文创作仅出了傅立勇，可以说是相当平淡的。傅立勇的杂文文风大胆泼辣，取材广泛开阔，思想尖锐敏捷，情感浓烈醇厚，语言诙谐幽默，文采飞扬而又有理性节制，代表新时期黔西北杂文界发出了声音。“傅立勇杂文的价值是对一些人低贱的人格、卑微的心理的透视。如《真话好说口难开》，从一种社会心理的剖析入笔，批判了那些违心地说假话之徒的肮脏灵魂，张扬说真话的正气，娓娓道来，启人心智”[10]。
新时期黔西北散文是黔西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展现了黔西北散文作家在新时期的地域文化意识，推动了黔西北文学继续向前发展的进程，凸显出黔西北人的文化特质。黔西北是革命老区，这块红色土地的文化定位，需要文学家的独特劳动，从而得到外界的认同，而散文创作队伍是其中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新时期黔西北作家群文学创作综论”课题成果之一。项目编号：黔财教[2009]152号。
参考文献：
[1] [2]喻子涵.多样化发展的贵州诗歌群落 ——《新世纪贵州作家作品精选·诗歌卷》评析.贵州日报[N].2009-12-10.
[3]王家洋. 到乡下去[M]. 福州:海风出版社,2008.
[4]陈金平.解读王家洋及其诗歌[J].当代教育,2007,(03).
[5]苏晓星. 末代土司[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6]安尚育. 挖掘现实和灵魂的深度——读长篇小说《末代土司》[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4).
[7]张运卉.从《命运魔方》看陈学书小说的审美走向[J].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05).
[8]曲沐.爱和美的杰构——读吴勇的《水西悲歌》[J].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1).
[9]安文新. 用鲜血浇开的红杜鹃——读吴勇长篇历史小说《柔远夫人》[J]. 凉山文学,2008. (01).
[10]安尚育. 社会人生的批判与透视——傅立勇杂文琐议.[J].高原,1999, (03).
作者简介：
宋 朝（1976— ），男，贵州毕节人，毕节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