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叶·乌利茨卡娅的创作思想嬗变研究
时间：2021-03-02 07:52:1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柳·叶·乌利茨卡娅是当代俄罗斯极具影响力的一位女作家，其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及持续热议，其创作思想也在一次次蜕变中逐步走向成熟：从最初为边缘弱势群体代言发声、为完美女性礼赞，再到后来为自由而战、为真理而歌，作家最终完成了与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和解。
关键词：柳·叶·乌利茨卡娅 创作思想·嬗变
柳德米拉·叶甫盖尼耶芙娜·乌利茨卡娅是当代俄罗斯极具影响力的一位女作家，其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及持续热议，其作品销售量也长居非商业性图书销售榜的榜单前列。与此同时，作家更是多次斩获国内外各项文学大奖，其作品也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欢迎，可以说是蜚声海内外。乌利茨卡娅常常被认为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因为其人及作品在得到读者及文学界的密切关注之时，作家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但作家的创作生涯却早已开启，积年累月，笔耕不辍，用心体悟，厚积薄发。
一、对苦难报之以歌
早在20世纪80年代，作家就已经开始从事与文学相关的工作，这一时期，她主要进行的是儿童文学创作。虽然其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没有给她带来知名度，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看到了作家对儿童教育的重视及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样说并不为过，乌利茨卡娅曾在2006年主持启动了大型儿童系列读物（《他人，他事，关于其他》），并在访谈中表示：“需要从小培养孩子们去理解包容他者文化，去创建和谐共存的人文社会环境，这些观念必须从孩童时期就开始培养，从儿童教育抓起，普及宽容共存的理念。”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位作家的创作热情，更是一位思想家的远大抱负。2013年，古稀之年的作家集结出版了文集（《45-53年的童年，明天会幸福》），再次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在童年的话题上，以儿童的视角去讲述那个年代的人和事，以引发人们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以史明鉴，以哲长智。这样的乌利茨卡娅不得不令人敬仰，不得不令人动容。
20世纪80年代的乌利茨卡娅还编写了一系列有关女性生存状态及命运的剧本。受到这一创作基础的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作家先后出版了《穷亲戚》《索涅奇卡》《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等作品，凭借这三部作品屡获国内外诸多文学奖项。可以说，这三部作品的问世，使作家第一次在文学领域获得了实际意义上的成功，无论是俄罗斯国内文学界，还是欧洲文学界，都把乌利茨卡娅看作是当代俄罗斯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作为一部经典短篇小说集，《穷亲戚》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作家对苦难俄罗斯民众某种可贵精神的讴歌，更是因为它体现了作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深刻思考。它就像是一组圣像画，生动地刻画了圣徒般的主人公们在艰难尘世的自我修行：即使生活再艰辛，依旧心怀上帝之爱坚强并热烈地走下去。这无疑反映出作家创作初期的一个标志：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边缘弱势小人物，闪耀着怜悯、慈悲、忠诚的生命之光，对这个苦难的世界报之以歌。小说集再版之时，作家开篇添加了一段序言：“所有的人都想要富有、健康、美丽。但不知为什么，世界主要都是由穷人和病人构成。奇迹般的恩赐一冷悯、慈悲、忠诚常常出现在生活的阴影里和边缘处。这并不是大的发现，但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世界图景就会有所变化，会出现新的原点和另外的坐标系：福音书里寡妇的两枚硬币变成了伟大的奉献，而半疯老妇人的可怜款待成为重大的功绩。几乎总是不被察觉……”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乌利茨卡娅想要继承发展俄罗斯经典文学传统及创建经典气质文本的强烈愿望。
进入21世纪之后，烏利茨卡娅一路披荆斩棘，携《库克茨基医生的病案》（下文简称为《库》）一书问鼎布克大奖。作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作家，乌利茨卡娅在获得多方喝彩的同时，也迎来了批评界的各种质疑。
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横扫各大畅销图书排行榜，可以说，这延续了《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所创造的销量神话，直至今日，《库》仍是作家的第二畅销作品，其销量仅次于《翻译家达尼埃尔·施泰因》。除此之外，这部小说所获得的正面评论也是不绝于耳。文学评论家、布克奖评委会主席伊戈尔·沙伊塔诺夫对《库》这部作品给予极高肯定，对作家获得布克大奖表示了由衷祝贺，并认为乌利茨卡娅是俄罗斯当代女作家中的第一人;佐洛托诺索夫更是强调该小说是入围布克奖决赛作品中，唯一一部“货真价实的小说”。与此同时，对《库》这部作品的负面批评却也层出不穷。评论家涅姆泽尔认为在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没有获得布克大奖之前，任何一位女作家都没有资格获得该奖项;而评论家玛利亚·列米佐将《库》这部作品定义为“极端女性主义作品”;评论家巴新斯基甚至说“小说标题拗口得让人一念嘴就痉挛”。
可以说，《库》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重视。对乌利茨卡娅来说，这部作品里程碑式的经典地位也已无须争辩。在这部作品中，作家虔诚而艰难地就生与死的永恒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这一点在开卷语“真理往往站在死亡这一边”中就得到了集中体现。如果说在《索涅奇卡》和《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这两部作品中，作家完成了对完美女性的书写与礼赞，对世界大家庭的渴望与呼唤，那么《库》则代表着作家想要通过生与死的主题，来解读自由的真理。
二、为自由奋起而战
尽管屡获殊荣，但作家仍处于不被严肃文学重视的处境。直到2006年，短篇小说集（《我主之民》）问世，这一状况才得以扭转。作家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受到（《俄罗斯社会札记》）中（我主这里啥样的人没有呀）这句话的启发，她把（主）一词大写，意在赞叹造物主的创造，并向世人宣告，要以《创世记》般的慈悲、怜悯与真诚来面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及所有的人。如果说，之前的《穷亲戚》是一组圣像画，那么《我主之民》就是一幅众生相绘卷。前一时期作家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叙述者，为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呼喊发声，发现并礼赞他们身上最本真的美好;而这一时期，作家已经弱化了自身叙述者的身份，将自己与这个世界同视为主体。草长莺飞，四季轮回，云卷云舒，新旧交替，这都是造物主的恩赐。随着创作格局与创作理念的变化，乌利茨卡娅到达了一个新的创作高度，已过花甲之年的作家大刀阔斧地进入了人类生存及人类信仰这一终极主题的探讨。可以说，《我主之民》为之后的《翻译家达尼埃尔·施泰因》（下文简称为《翻》）的横空出世奠定了一定基础。
在作家的创作生涯中，《翻》引起的轰动可谓空前绝后。俄罗斯各大传统媒体就该作品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与谴责，将其定义为“亵渎神的低级作品”;而各大新兴媒体却对这部小说予以绝对的肯定与赞扬，称之为“伟大的书”。可以说，这是作家所有作品中，受到关注及评论最多的一部。用评论家伊莲娜·法娜伊洛娃的话来说，“《翻》的问世，成为俄罗斯文学界2006至2007年度的标志性事件，即便不是整个俄罗斯，那起码也是整个莫斯科都在读这本书”。
尤里·马列茨基从神学高度和宗教社会学层面对《翻》进行了大幅度反驳和批判，对小说的文学性更是加以否定;谢尔盖·别里亚科夫在自己名为（《来自海法的唐·吉诃德》）的长评中指出，作家试图塑造基督“义者”的新形象，但这种尝试恐怕只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塞万提斯笔下才能获得成功”;评论家米哈伊尔·戈列里克则认为主人公达尼埃尔神父与陀氏塑造的梅什金公爵一样，虽忠于信念，却无法真正包容这个世界，而在身后留下了一串串令人遗憾的感叹号和问号。
可以说，这三位重量级评论家将关于《翻》的讨论推向了高潮。尽管他们都曾预言，这部小说会让乌利茨卡娅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这部小说不仅以绝对的优势斩获了年度“大书”奖，还获得了“布克”奖及“全国畅销图书”提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作家为读者描绘了一部《使徒行传》，并通过主人公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就人类和谐共存、消除信仰隔阂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刻思考。
2011年作家的又一部长篇小说（《绿帐篷》）问世，这部作品延续了前两部长篇小说对宽容理念的诉求以及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态度较之前有所缓和，萨维里耶娃在（《小人物》）中，将小说定义为“持不同政见者之书”;奥希姆西娜在（《时代谦逊的魅力》）一文中认为《绿帐篷》是一部“关于时代、历史、持不同政见者、记忆、友谊、音乐、文学、爱情、存在的小说”;该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乌利茨卡娅的（绿帐篷）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远距离对话》）中肯定了作家在道德责任及个人历史使命等方面做出的深刻思考，还指出作家秉持着诚实的态度来塑造人物形象，认为“他们既是为自由而战的斗士，也是被生活所迫的投机分子与告密者”。弗罗洛娃在（《带有“出口”标签的帐篷》）中认为小说展现了个人命运选择与国家历史发展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到底该何去何从，完善道德与追求自由该如何抉择？就这一核心思想，我们可以在三位主人公之一——米哈的身上做一解读。米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他人的同情”，这种同情就像是神对人无所求的悲悯与爱。当眼睁睁看到屡次暴力欺辱自己的穆丘金倒在自己面前时，“巨大的悲悯，穿透了米哈的大脑、心脏和身体，这是一种对所有人的悲悯，无论是坏人，还是好人，因为他们的柔软，因为他们缺乏保护，如此脆弱”。正是这种毫无限度的同情与宽容，使米哈在面对他人的痛苦时，总是感同身受。即使是面对他人对自己的伤害，米哈也会深深地体谅并原谅他们。但也正是这种毫无底线的怜悯，把米哈推向了死亡。他选择用死亡来实现成熟个体的蜕变，用死亡来平衡道德完善与追求自由之间的天平。在米哈这里，良知使他敢于直面死亡，宽容的力量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精神战胜了肉体。在小说中，作为一名犹太裔的俄罗斯人，米哈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移民，不愿离开他深爱的俄罗斯大地。其实这一思想早在《欢乐的葬礼》中就已涉及，作家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属于从没想过要移民的那一代人。但在俄罗斯，犹太人的生活经历时而会让人有迈出这一步的强烈想法。虽然我宁可死在俄罗斯，但在另一方面，生活却变得不得不让人离开。其实是非常不愿这样的。”可以说，作家把内心对祖国的深深情愫赋予米哈，但她没有赋予米哈成熟的个性，正因如此，米哈挣扎、矛盾、迷失，带着他最初的美好选择死亡。而作为一位思想成熟的作家，乌利茨卡娅在现实生活中做出的是另一种选择。
三、与自己、与世界和解
作家曾一度表示，《绿帐篷》是自己的收山之作，但2015年作家的又一部长篇小说（《雅科夫的梯子》）问世了。那么是什么力量让作家在年过古稀之时，仍旧满怀热情地完成了这样一部著作呢？
也许在作家的一席话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2011年我打开了一个厚文件夹，它在我家已经存放了很久，从我祖母去世时就已经有了。在这个文件夹里，我发现了很多书信，是祖母与祖父的，通信是从1911年开始的。我祖父曾多次入狱，但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对我来说，这些信件是一个大的发现。读过信件后，我明白了，家庭内部成员之间被怎样一种神奇的关系联结着……尽管完成《绿帐篷》后，我决定不再写任何小说，但这些信件使我再次投入到这项艰难，甚至可以说是力不从心的写作当中。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我的最后一部小说。”
正如作家所说，她明白了，家人们被某种神奇的关系联结着。显而易见，作家想要留住这样一种彼此联结的关系。在接受评论员娜塔莉娅·克切特科娃采访时，作家将自己内心的感受更加直白地阐述了出来：“我打开最上面的一封信，看到落款是1911年，大概有五百封信。我合上了信，感到恐惧，好像有一种家庭秘密要被泄露的感觉。这是已经沉默的前辈们的恐惧，我们对自己的父辈知之甚少，而且也不愿意去了解。读完了信，那是2011年，从写第一封信开始，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我知道，我死后，孩子们会把这些信扔进垃圾堆里。这又让人恐惧——这次是对忘却的恐惧，我们国家现在深患这种遗忘症。”是恐惧驱使作家去追寻那些尘封的昨日，是恐惧引发作家来思考已患有遗忘症的今天，是恐惧警醒作家去探求未知的明日。其实，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责任感，作为一个怀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乌利茨卡娅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演变史，而是这种演变过程中所傳承的一种精神，以及命运得以生生不息的驱动力。
小说故事情节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演绎了奥谢茨基一家四代人的家族史，主人公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面临着一系列重要选择;但不同于《库》《翻》《绿帐篷》等作品所反映出的“历史时代”对个人选择的强大影响作用，在这部小说中，各种因素都有可能对人产生巨大影响。不同时代、多样文化、各种世界观不断交织融合，演绎出一部独特奇妙的史诗。难怪有评论指出，这“不是一本普普通通的书。它仿佛淡化了作家之前作品所反映出的个人和国家的冲突……在这里，个体生命不再与国家机器或是历史时代的不公做斗争，知识分子们开始与一些平常且偶尔遇到的麻烦或是不幸做斗争”。作品的创作理念更是直接体现在了小说的名字当中。《圣经》里，雅各在梦中看到了通往天堂的梯子，上帝的使者沿着天梯上上下下。而梯子正是希望的象征，代表着上帝之爱，尽管人生可能历经种种艰险，但上帝总是给人以光明与希望。小说中诺拉在病危之时，迎来了孙子的出生，此刻她露出了笑容，看到了希望。
不得不提的是，作家对生死有着深刻理解，这与她常年受到癌症折磨，行走于死亡边缘有直接关系。在2015年世界乳腺癌关爱日之际，作家受邀在柏林参加交流活动。作家坦言五年前做了乳腺切除手术，几乎她所有的亲人也都死于癌症。作家有些自嘲地说到，母亲去世时53岁，曾祖父去世时93岁，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情况。这种经历使作家在暮年之时，更加体会到了生命的真谛，正如作家如下的表述：“我天性忧郁，以前不善于为生活感到喜悦，是这种沉重且折磨人的经历唤醒了我对生活新的态度。之前很多我都漠不关心的东西，原来是那么色彩缤纷。我学会了理解生命的价值，欣赏逝去的每一分钟，不错过任何机会说：上帝啊，真好啊！”
纵观乌利茨卡娅创作思想的嬗变历程，不难发现，“家庭中心”是作家的创作基石，这种家庭观念无关乎血缘，而是某种共同的历史根源与记忆，甚至是整个世界共同体的有机联系。在此基调之上，作家从最初对女性生存状态担忧、为边缘弱势群体“正名”、为完美女性礼赞，再到后来为自由而战、为真理而歌，最终，作家完成了与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