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伪装与自我的真理
时间：2021-03-02 07:52: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任何哲学的形式，从某方面来说都有反文明的倾向。因为当人类将目光投向那永恒的无垠之存在，就会发觉人类的渺小和智性的失语。在王威廉以哲思为特点的小说集《倒立生活》中，也展现出了这种原始的探索，以及对于人类文明的犹疑态度。这种犹疑，来源于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盛行之下人类的物化，也来源于文明本身对于人性的反噬。在已经祛魅的现代社会中，文明代表着规则与制约，它需要人们与强烈的情绪保持距离，“文明的推进靠的是提高身体的亲密、原始性欲和暴力的厌恶或鄙弃这一门槛……在已经祛魅的世界，不仅有坚固的内在/外在界限，而且更进一步针对强烈的身体欲望和身体迷恋树立起屏障”①。人成为了有尊严的主体，并将自己的内心与外界对立起来，将他人与自我对立起来，严守着理性的、优雅的界限。然而这种界限并不是无法破除，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经历了马克思所谓的粗野的儿童、早熟的儿童和正常的儿童三种文明形式，在“正常的儿童”，即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衍生下，一种肯定人性欲望的非理性文化，多次战胜了以克制为美德的古典文化。无论是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思潮，抑或是现代派的哲学观念，本质上都是反文化理性的。只不过，相较西方而言，在中国特殊的文化体系中，“欲望”难以被承认，直至进入所谓的“后现代”信息社会，状况依旧难以改变。西方舶来的种种理论显得“水土不服”，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接受这种文明的“倒退”——因为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一个正常的人始终应该是理性而克制的，我们早熟的超前文明造就了难以破除的规则。这种兼具理性、世俗、功利和闲适的文化形态，让哲学显得格格不入，哲学的反文明性，为其自身的接受带来了某种难以言说的难度。因此，在这片贫瘠的哲学之地，年轻的作家正用一种艰难姿态，探索着西方古已有之的文明难题。
而王威廉的犹疑，其实见证了一代人对于西方文明理念的理解与接受。因此，21世纪的80后作家，谈论的仍是西方19世纪的哲学问题，这并不奇怪。在一个已经祛魅的世界中，作家能够做的，就是建立一种神秘感，用哲学的思考替代神的力量，为人的存在找寻恰当的返魅时机。人，回到本质的欲望，回到浪漫的想象，回到对无限的探索中去，这是一种超越现实的能力，也是构建哲学思维的基础。在他的小说集《倒立生活》中，可以看到作为思考者的主人公，初步具有了这种能力。这些人物，如《倒立生活》《看着我》《我的世界连通器》《信男》等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底层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基本都穷困潦倒，却有一颗向往诗性的心灵。这种对诗性与自由的向往，具体表达为对既有规则的反叛。比如，在《倒立生活》中，主人公在女诗人神女的指引下，将家具钉在天花板上，与其一起倒立着生活；在《辞职》中，主人公一直想辞职却又没有实际行动，在相亲女友鹳替他提交辞职信之后，他终于实现了辞职这个想法；《老虎来了》讲述了“我”的朋友老虎无缘由地屡次想要自杀的过程；《看着我》用一种更为极端的方式去反抗：“我”因为别人说话时不正视自己，对这个虚伪的世界感到愤怒，最后杀死了自己的领导。与其说王威廉企图表达的是某种哲思，不如说他在描写诗人之心的没落。现实以其巨大的力量拉着人类走向哲学思考的反面，每一种哲学表达，比如说倒立生活、辞职、自杀或杀人，都在用极其艰难的形式与日常逻辑形成对抗。在这种对抗中，人的本性是被压制的，规则的力量就像无法消除的重力，对任何企图反抗的人起到一种反噬的作用。比如说《辞职》中的“我”，在辞职的想法真正成为现实之后，反而感到了一种不知所措和隐隐的恐惧。
这种将人性拉回地面的巨大力量，也就是所谓的人类文明的力量。社会规则从某方面来说渗透在集体无意识中，每个人的固有观念包括潜意识的形成，都来源于现有的文明基础和文化环境。当所有人都认为正常人必须工作，辞职就代表放弃了生活保障，那么作为个体的人在真正辞职的时候一定是惧怕的、犹疑的，反抗这种固有观念一定会付出代价。王威廉实际上提出了“文明进程不可逆”这个隐性命题，人类面对压制却又无处可逃，也无法表达。在《病足》中，他就借病足这一意象隐喻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我脱了裤子，第三条退化的腿昂首跃出，在腥咸的海风中宛如一條饥饿的海蛇。我低头好奇地打量着它，好像第一次发现它。我觉得它充满了愤怒，但，为何而愤怒？它作为我的一部分，却如此表达着我，和我伤感的心脏完全不同。这样的不同难道不正是生命的深邃之处吗？我必须接受，也许，它也是我的病足之一。”②
无论是脚的真实疼痛，还是被压制的生殖欲望，都是人类存在不可摆脱的证明。疼痛让人反观自我，欲望让人心生恐惧。而文明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压抑了个体的恐惧和欲望，让人逐渐感受不到自我的疼痛，让人始终带着虚假的希望前进。揭露文明的面具，对于作者而言显然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在《他杀死了鸽子》中，王威廉描述了这种让人心生恐惧的人性本质：一个听贝多芬、看《沉思录》的老人，某一天晚上在客厅外发现了一只鸽子。鸽子阴差阳错地飞进来了，平时不喜杀戮的老人在一刹那间有了“吃鸽子”的想法。他回忆起往事，想到自己妻子和最好的朋友的逝去，同时对这只鸽子闲庭信步的“藐视”感到愤怒：他觉得鸽子在蔑视他的苦难。终于，他起了杀心，捏死了鸽子。这个小说有一种非常残酷的真实：人本是兽，但人的兽性只有在披着社会性观念外衣的情况下，才可能被触发。人类的文明掩盖了这种兽性：老人平时可能是慈祥的、安静的、心怀悲悯的，然而，当他给鸽子的行为套上某种观念的外衣时，鸽子就成了一个拟人的对象。鸽子的闲庭信步、毫不畏惧，在他看来是一种挑衅，鸽子作为一种小动物，理应对人类的强大感到害怕，而老人失去爱人、朋友的苦难，理应在这个小生命身上得到慰藉——可惜，鸽子无法承载人类的情感和观念，因此也就成为了牺牲品。杀死鸽子的，不仅仅是“想吃鸽肉”的兽性本身，而是人类文明观念使然。正因为人不是兽，所以有自己的尊严，正因为这种尊严不可侵犯，所以鸽子必须死。这是一种令人感伤的悖论，它道出了人类仇恨的本质以及文明与兽性之间的界限。
另外一篇作品《市场街的鳄鱼肉》在批判文明的主题上更为深入，小说以荒诞的形式，描写了一个人和一条鳄鱼互换大脑的经历。占有了鳄鱼身体的“我”，开始习惯于鳄鱼的生活，并感受到巨大的力量。在“我”吃了很多人之后，终于被人类抓起来，送去市场屠宰，而杀掉“我”的那个屠夫，正是占用了“我”人类身体的鳄鱼。在这里，王威廉其实指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即人的本质是由什么决定的？是大脑中的观念，还是身体？占用了鳄鱼身体的人，和占用了人类身体的鳄鱼，究竟哪个才能算是真正的人？小说给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在“我”的大脑装进鳄鱼身体之后，“我”感受到了鳄鱼的力量，经历着鳄鱼生活的环境，“我”的一举一动和思考方式都开始变得像个鳄鱼。这其实是典型的“环境决定本质”的自然主义式的结论，这种环境，包括外在的自然环境和身体本身。这就好比将一条狗放到野外任其自由发展，它就有可能成为狼，这既是一种退化，也是一种自然性的适应。在这种观念之下再来反观人类文明，就会发现文明其实是非常可疑的：它要求人类以一种身体上的退化，对欲望和本能的封闭来完成观念上的进化。但其实这是一种本末倒置，因为身体才是第一性的，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拥有的力量。一个残疾人所体验的生存情感与一个15岁的健康少年一定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成为不同的人，然而却被规约到同一个文明法则之下，并统称为“人”——似乎人只能是这样的形象。但往往人会变化，就像《他杀死了鸽子》中那个老人，平时被认为是善良的、安宁的，但在特定的环境中，他获得了某种相对强大的力量，也因此起了杀戮之心，彻底成为“兽”。
而且，小说所揭示出来的人性的悖论就在于：人成为兽是一件极其容易、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它只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或触发条件；但兽成为人，却需要常年的驯化，且几乎不可能实现。比如说那条获得人类身体的鳄鱼，只能成为屠夫这样底层的、带着本能存活的角色，它不可能再上升为具有人文精神的人类；而人到了鳄鱼的环境中，很轻易就成为了鳄鱼。这种人性向兽性下滑的力量是极其强大的，它预示了文明的脆弱性。文明必须通过更强有力的规则，来使自身避免下滑为兽，文明进化到越高的层次，人类就离本性越来越远，人的兽性与规则之间的冲突就会越来越激烈。但是人类文明只有前进或迂回前进，不可能倒退到野蛮时代或古典时代，因此人类只有在“病”的路上越走越远，文明的内部危机就在于此。
叔本华就曾指出，欲望是痛苦的根源，人在欲望的统治下，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所谓自由，“人格的人尽管是自由意志的一个现象，他却绝不是自由的”③。文明的本质就是压制部分欲望的同时去满足另一部分欲望而这种欲望无论是被压制，还是被满足，都会导致痛苦或虚无。在叔本华所强烈抨击的黑格尔看来，自由却不是关乎欲望，而是关乎理性，当人们理解规律的时候，是与规律“同一”的。人们认同文明对人类本性的掠夺，是因为这种束缚已经成为了他们无意识中所理解的、可以利用的一部分。比如当人学会了用刀叉吃饭并感到方便的时候，他就不会认为受限于餐具是不自由的，甚至他完全想象不到该怎么用手去吃饭。黑格尔用晦涩的语言阐述了那个有名的悖论：“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可。④”在这种有规律的文明进程中，人们掌握了生活的技巧、思考的方式，获得了科技的进步和物质的产出，因此我们很难说自己在这种文明中是被束缚的，相反，文明可能带来了人类某方面的自由与解放。这些西方19世纪就在研究的哲学命题，如今依然徘徊在青年作家的心中，正如王威廉在《倒立生活》中思考的那样，像重力这样的规则本身——看起来合理，人们平时也体会不到重力的束缚，但束缚真的不存在吗？现代文明一直着力缓解神性与兽性之间的紧张冲突，企图建立一个宽容的、理想的、人性化的文明境界，但也不可否认，这种目的本身暴露了血淋淋的事实——倘若不是历史上每次文明变革时期的战争、殖民、掠夺、杀戮，文明的理想也不会成为理想。撕开文明的外衣，代表着深入人性的本质，王威廉在这里看到了人成为兽的本能，并真正回到了个体的角度去思考存在的困境。他眼中的文明，不再是带着意识形态的中国与西方文化之争，也不仅仅是人类在文明进程中对于自然的掠夺，他甚至也不去思考金钱与暴力之间的冲突，于他而言，文明是一种对自由的习惯性无视。人习惯性地将自己视为人，从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但往往这种被文明所规约的“人”的概念都是值得怀疑的。
随着文明不可逆的前行，“人”的概念势必会产生变化。比如量子力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极大地颠覆现有的一整套哲学体系和伦理体系。王威廉从物理学到人类学的教育背景，让他比一般的作家更具有整体的思考能力，甚至可以说是预言能力，他能穿透生活现象的干扰，看到人性本质不变的东西——那就是没有什么不能改变。他将人看成一个复杂的、由身体和环境共同塑造的有机体，那条装着人脑的鳄鱼，就是最好的例证：环境造就了人，也造就了兽；人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兽。从某方面来说，当人类给自己下定义的时候，就意味着对自己另一面本质的屏蔽，这恰是自由的终结。在自由与无限性之间，王威廉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视角，展现了深刻的思考。个人与文明之间的摇摆关系，包括个人与自由之间的辩证，成为了《倒立生活》这本小说集的主题，作者一直试图指出，面对被忽略的规律，人们能做到的就是进行某种反向思考：怀疑任何合理性，不做观念的囚徒，撕开文明的外衣。在这件刺绣着金色人文理想的外衣之下，是生活本身的虚无，与千疮百孔的人性。然而，王威廉也发掘出了绝望之下的希望，当他用荒诞的笔法写鳄鱼人看着自己的脑子被切开，写老人捏死鸽子时，那些伤痛、后悔和眼泪却是真实的。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这样一种近乎残酷的辩证：只有当处在绝境，或是从极恶中，才能发掘出微弱的善和强大的人类情感，只要这种情感仍然存在，那么人就能从他自身发展出无限的可能性。这让我们联想到这样一种判断：“正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还有一些其他人）向我们揭露了我们的许多文明外衣的虚伪性，并教育我们注意权力、愿望和个性的主要动力，正如卢梭和华兹华斯首先表明，真理在大多程度上扎根于自我而不是扎根于任何抽象的价值体系之中。”⑤在人类精神领袖和先觉的写作者不断的怀疑、反问、揭露中，个体存在、个体情感逐渐凸显出重要地位——这种对于自我的肯定与再发现，将人类的文明世界引领向一个恒定的理想，那就是自由。
注释：
①[加]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张容男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65页。
②王威廉：《倒立生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98頁。
③[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96页。
④[英]以赛亚·伯林：《自由及其背叛》，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页。
⑤[美]MorrisDickstein：《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方晓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