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几个争议问题之我见

[摘 要] 本文阐述了我国高等教育在五个方面所进行的体制改革，论述了大学既是事业单位又具有产业性，所以应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产业和市场，同时也剖析了高校合并的时代背景及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针对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高校“扩招风”屡屡遭受的批评，文章指出要予以理性地看待，并分析了高校扩招的必然性以及高校更名、升格的必要性。

[关键词] 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争议问题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7） 03-0004-06

笔者曾在网络里多次看到被转发的著名学者郑永年先生的文章——《中国教育改革的三大败笔》，可以说，诸如此类的否定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成果的文章还真不少。有人甚至说，6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从来就没有按照教育发展的规律科学规划、协调发展。教育在前30年强调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后20年则要为拉动社会内需、经济增长服务，所以就“一直受到折腾”。我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高等教育研究者，面对以上这些言论，不得不说几句。我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目睹者、见证者，更是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参与者，实践者。先后在5所高校工作过，在教育行政部门工作过，也在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过。以下就结合自己的体验以及目睹到的现实，对有关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几个争议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一 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成功吗郑永年先生的文章开篇就说道：“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已经有20多年了，人们不难发现，中国和先进国家的教育科研差异并没有缩小。可以说，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并不成功。”[1]我认为，此结论未免有些武断了。凡是在中国高校工作过的，或认真到高校做过调查研究的，就会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其实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一是从单一的、国有化的办学体制向一主多元的办学体制转变。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在所有制上逐步实行公有制，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在内的各类学校全部都变为公有制学校，全部由国家包下来，高校也相应成了包办型、供给型的事业单位。这种国有化的办学体制，使所有经费全部都由国家负担，导致“穷国办大教育”。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就发生了变化，如民办高校开始兴起，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于是就逐步形成了“一主多元”的办学体制。这种办学体制的好处是：有利于拓宽教育投资渠道，有利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有利于教育制度创新，有利于引入竞争机制。如截止到2013年，我国民办高校有718所（含独立学院292所），在校生557.52万人，分别占全国普通高校总数的29.5%，占在校生总数的22.5%。可以这样说，民办高校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二是从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向中央和地方两级领导体制转变。计划经济是条块分割的经济，中央各业务部门都办大学，培养本部门所需要的专门人才，这就是所谓的“部门办学”的体制。这种办学体制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1993年，全国普通高校有1065所，在校生253万人，其中，中央业务部门的直属高校325所，占31%，在校生85.3万人，占34%。[3]高校“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是适应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但弊端是导致大学变成部门所有，自成体系，自我封闭，低水平办学，规模小，效益差。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打破了条块分割的经济体制，高等学校条块分割的状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如国家把大部分部（委）属大学归属于教育部主管或地方政府主管。这样就改变了高校归部门所有的体制，便于教育部和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资源的统筹安排，大大提高了办学效益。三是从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向依法自主管理转变。在计划经济下，我国自上而下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高校也是如此，都隶属行政部门领导之下，上级对下级“统、包、管”，下级对上级“等、靠、要”。政府成为“全能”政府，集“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于一身，学校却没有办学自主权。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是：政府权力过大，行政化倾向明显，削弱了高校主动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的积极性，这样就不利于高校办出特色，发挥优势，也不利于高校之间的竞争。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为了与我国经济、科技、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模式是：“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则明确提出了高等学校具有七个方面的办学自主权。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管理职能不断收缩，改变了“统、包、管”状况，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高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权力更大了，增强了办学活力，调动了教学、科研、为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四是从单一的投资体制向多渠道集资转变。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高等学校办学经费根据高校的隶属关系，分别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各自分担，大学生不仅免缴学费，而且普遍享受人民助学金即“免费加人民助学金”，①当时这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在我国经济并不发达、财政经费拮据的情况下，对大、中、小、幼全部包下来的做法明显有悖于我国国情，“穷国办大教育”，导致教育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社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改善，对教育和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但高等教育的发展却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如此这样，政府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实行全包政策，也不可能对高等教育实行全包政策。当时，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成本分担理论的引入，人们认识到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是准公共产品，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市场规则，受教育者应承担一部分教育成本。1989年，全国部分高校开始收取学费。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建立“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社会多渠道筹资的教育筹资体制”，“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投资新体制，改变了单一的国家投资体制，增加了高等教育办学经费，缓解了国家教育经费短缺的困难，扩大了办学规模，改善了办学条件。五是从后勤行政化体制向后勤社会化体制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是一个封闭的独立体系，一切依赖于政府供给，与社会各方面联系很少。在政府统包统配下，大学成了个小社会，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商、医院，从食堂、浴室到住房、修建，应有尽有。教育部设有总务司，大学则有总务处，是学校“吃喝拉杂睡”的总管处，师生员工的生活服务全部归入“总务”范畴。总务处完全采取行政化的管理模式，职工属学校编制，拿学校工资，按教职工作息时间上下班。学校党政领导要花很大精力讨论研究总务工作。1998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高等学校后勤服务工作的改革，对于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极为重要。改革的方向是实行社会化。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为适应高等教育规模扩大需要，要“加大学校后勤改革力度，逐步剥离学校后勤系统，推动后勤工作社会化，鼓励社会力量为学校提供后勤服务，发展教育事业。”为了推动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从1999年到2002年，国务院连续4年每年召开一次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取得了显著成效。高校在探索后勤改革方面采取了多种模式，如并入方式、托管方式、联办方式、引进方式、校内独立式等。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实践，有力地支撑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4]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从1998年的643万在校生，增长到2007年2720万在校生，之所以得以顺利运行，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改革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以上五个方面的体制改革，是中国高等教育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后的重大变革，有效地带动了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增强了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求，而并非有学者所言的“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并不成功”，[1]也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中国高等教育在乱折腾”。二 大学成为赚钱的机器了吗郑永年先生在文章中说，“在中国，大学则是名副其实的产业，是一部赚钱的机器”、“大学的校长门想要提升自己，就把眼光落在‘钱’上”。[5]我认为郑先生不太了解中国大学的现状，更不了解大学校长们的艰辛。大学校长们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要走产业化的道路，是中国经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新中国建立初期，高校规模很小，仅205所，在校生11.7万人，毛入学为0.26%，直到1977年，我国高校也只有404所，在校生62.5万，毛入学率不到1%。导致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一是对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发展教育；二是大学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经济上支持力度很小。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也同时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状况严重地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如当时全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到达35%左右，欧美等发达国家已达到60-80%以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是粗放型经济，科学技术的贡献率仅占20-30%，而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则在70%-80%以上。在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4.38%，是日本的4.07%，是德国的5.56%。如果按创造同样的GDP所耗能源比较，日本为1，德国为1.5，美国为2.67，我国则高达11.5。[6]科技落后、人才奇缺的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落后。2000年，我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为5%，而加拿大为50%，日本为47%，韩国为40%，美国为39%。我国高级技工在技术工人中仅占3.5%，而发达国家占35%。我国研究生教育也很落后，2007年研究生数为120万人，占在校大专生的6%，而美国占12.7%，英国占21.8%，法国占18.8%。我国每千人口中研究生数为0.9人，而美国为3.38人，英国为8.42人，韩国为5.18人。[7]因此，要改变我国目前科技落后、人才奇缺的现状，必须大力发展高等教育。那么，如何发展呢？国家增加投入是必须的，但不可能承担如此庞大的高等教育支出，还必须通过发展教育产业、教育市场来吸纳社会资金和民间资金。发展高等教育，也是大学校长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学校长们要办好大学，为国家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就必须发展大学产业，适度收取学费。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办大学就需要大笔钱的。大学收取学费在绝大多数国家早就实行了，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实行，如果仍然按计划经济下上大学全免费，大学不可能加快发展步伐。大学校长按国家要求，适当向学生收费是合理合法的，收费标准也是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承受能力，经各地人大审议，且经财政局、物价局核实批准的。据我所知，中国高校的收费标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以上海公办高校为例，一般专业学生每年学费五千元，艺术类等专业每年一万元左右。实际上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每年三万元左右，因此学生的学费仅占培养费的一小部分，根本不存在“赚钱”的问题。在培养费总量中，国家投入大概占二分之一。有些重点大学，由于办学成本更高，学校总经费支出中，国家投入仅占30-40%，加上学费收入也只占总支出的50-60%左右，大学校长必须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增加学校收入，以维持学校正常运行，这就涉及到有学者所批评的办大学产业问题。大学是事业单位还是产业单位？大学可不可以发展教育产业或教育市场？这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现实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下，把大学划入事业单位，完全由国家投资，由政府包下来。由于大学是事业单位，成为政府的下属部门，导致政校不分、以政代校。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由国家包下来的办学模式已被市场经济模式打破。高校蕴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通过产业化运作，可以合理重新配置，扩大学校规模，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随着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的变化、行业办学的收缩，政府仅投入一部分教育事业费，大学成为非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1/3乃至1/2的办学经费缺口都要由学校自行解决。因此，就需要发挥高校产业性的特点，通过发展教育产业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刚开始，有些人反对提大学的产业性，只承认大学的事业性，并以大学的公益性否定大学的产业性。然而在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大学既具有事业性，又具有产业性。大学的产业性是客观存在的，发达国家的大学把发展教育产业和教育市场作为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的重要途径，作为教育经费来源的重要途径。许多国家不仅在国内发展大学的教育产业、教育市场，而且拓展到国外，如招收留学生、输出科学技术和高科技人才，建立劳务市场、人才市场、教育消费市场等。据统计，美国每年教育产业总产值高达2000亿美元，居美国所有产业的第四位，还同时提供了200万人的劳动就业机会。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国教育产业、教育市场也在蓬勃发展，也给所在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源和才源。可以这样说，西方现代大学通过产业化改革，逐步形成完善的自主经营机制，如美国“硅谷”的成功就是明证。我国大学的产业性主要体现为三方面：其一，大学是生产知识的产业；其二，大学是生产人力资本的产业；其三，大学有知识市场、科技市场、信息市场和人才市场。30年来的实践证明，把高等学校由单一事业性转变为事业性和产业性双重属性，推动了大学主动面向社会、努力为社会服务的积极性，拓展了教育产业和教育市场，有力地提高了大学的社会声誉和经济效益。发展教育产业，开拓教育市场，同时也增加了学校的收入，从而有效弥补了办学经费不足、改善了办学条件、改善了教职工的待遇。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校长和教师们并没有从中谋取私利，并没有成为“暴发户”。公办大学校长的年薪一般没有超过20万，大学教师一般没有超过15万。实际上，我国高校教师和管理层的工资收入与其他一些企事业单位相比是比较低的，我国绝大多数的大学校长和教授是把教育放在第一位的，而没有把“眼光落在钱上”，没有把“钱”当成中国教育改革的万能良药。可能有个别的学校、个别的人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但不能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三 如何理性地看待“高校合并之风”关于我国高校合并问题，评论性文章不断，批评之声也是不绝于耳，还有不少文章对我国建国以来高校的三次“合并”进行剖析，褒贬不一。我认为应该理性地、客观地看待高校的三次“合并问题”。实际上，三次有关高校的结构性调整，尽管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问题，但成绩还是主要的，是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的。笫一次大“合并”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即我国高校当时进行的一次较大动作的结构性调整。1952年5月，教育部颁发了《全国高等院系调整计划（草案）》，1953年基本上完成。此次调整有四方面成果：一是私立大学改为公办大学，适应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需要；二是形成三种体制的高校：中央直属高校、国家行政部委所属高校和地方行政（部门）所属高校三大块。各类高校分工明确，适应了计划经济和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三是专业结构调整，为了学习苏联培养专业性人才，把综合性大学中的工、农、医、师范、财、法等学科分离出来，建立起独立的工科、医药、师范、财经、政法等专业学院。专业设置大多数以行业为目标，按产品为内容，针对性很强，学生上岗后管用，培养了大批各行各业急需的专业性人才；四是高校规模有所扩大。1950年初全国高校205所生均数仅700人，1953年调整后为181所，校生均数1172人。此次调整的重点是突出高校专业化的发展。1952年全国高校专业仅215个，由于不断地专业化，1980年发展到1039个。[8]这次专业结构的调整，是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对满足经济发展中专门人才培养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严重问题，一是削弱了综合性大学的实力；二是学生的知识面比较狭窄，岗位外的适应能力不强。第二次大“合并”发生是上世八十年代，是为了适应当时世界新科技革命的需要。上世纪70年代初，全世界在校学生总数为4.5亿人，其中大学生占5.4%，中国在校生2-3亿，其中大学生仅271万人（1984年9月），仅占1.2%。[9]从1980年以来，我国注重并着手进行了高等教育结构的改革和调整，加强了专科教育，本、专科招生比例由1978年的1：0.37发展到1986年的1：0.83，1979年到1988年，专科类型的学校由190所增加为473所，在校生由22.3万人增加到73.1万人，分别增长3.15倍和2.2倍。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在校生的比例，由1949年的0.7：100：24改善为1988年的9：100：55。[10]这次“合并”调整了专业结构，社会急需的短线专业发展较快，财经类专业在校生占全国大学生数之比从1978年的2.12%发展到1986年的9.01%，政法类学生也有很大发展。[11]另外，增加了工科，减少了理科，发展了应用文科。第三次大“合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即郑先生文章中所提及的“假大空的并校之风”，持这种评判态度的人还有不少。我认为这次合并的主流是好的，是有成效的。这次“合并”主要是管理体制的调整，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当时的情况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校形成了“国有化的办学体制、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高校集权的管理体制、单一的投资体制”，已经不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需要，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复合型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多种多样人才培养的需要。1998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大幅度撤销、合并主管行业部委，成为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契机。为改变部门办学和管理体制，国家制定了“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针。到本世纪初，有397所高等学校合并为267所，中央业务部门直接管理的367所（这72所是由125所普通高等学校、12所成人高校、4所中专和9个科研单位合并组建而成的）。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涉及900多所高校。[12]通过这次体制改革和调整，改变了部门所有制的管理体制，扩大了学校办学自主权，并组建了一批综合性大学和多科性大学，有利于高校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利于新学科的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提高。这次调整的成绩是多方面的：一是高校规模扩大了。1990年我国高校在校生规模1920人，2000年达到1万多人，在校大学生数从1998年的643万人（毛入学率6.8%），发展到2002年的1512万人（毛入学率15%）；二是有利于形成合理的高教布局，改变条块分割、分散办学、重复办学的现象；三是多学科、综合性大学增加了，改变了以单科性过多的高校结构，有利于挖掘学校潜力；有助于建立一批高水平的大学，“有望填补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空缺”。[13]当然这调整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些地区和高校对调整合并准备不足，在师资、设备、投入等方面跟不上，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有些高校合并没有经过充分论证，“航母式”的超巨型大学过多；过多地追求高、大、全，忽视了保留一些特色学校，为部门服务的行业性大学；高等学校发展过快，招生数量猛增，一批不合格的、不愿上大学的学生进入高校，管理跟不上去，导致有些学校学风下降，文凭贬值。由此可见，中国高校的第三次结构调整，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实施的重要改革，虽然有不少问题和不足，但这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但有学者认为九十年代的并校之风是强行制造出来的，据我所知，当时浙江大学四所高校合并成新的浙江大学，起源于老浙江大学的一批离退休教授联名写信给教育部，强烈要求恢复老浙大原有的综合性特点。有人武断地认为，“高校合并，本质上是一种不改革体制、不改善教学条件下，靠扩大规模的方式办“一流教育”，是盲目求大，没有达到学科专业优势互补的预期。”事实并非如此。下面，我就以当时亲身经历的上海大学等四所高校的合并来说明这一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的上海工业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都打算申报为“211工程”大学，但担心各自的条件都不够，于是在市教卫办和高教局的推动下，建议将两校合并才有希望申报“211”。但是合并后叫什么名字呢？钱伟长校长希望叫上海大学，于是又决定把原上海大学也并进去，再加上上海科技专科学校，四校合并为新的上海大学。四校合并后，其优势立显，如发挥了学科综合优势，造血功能增强，学校科研水平大幅提高等等。总之，1994年上海工大等四校合并为上海大学是必要的、成功的。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多校区办学对管理工作带来困难、办学成本提高等。四 如何理性看待我国高校的扩招郑先生在文中批评了“毫无理性的大学升级”，“高等专科学校不见了，专门性的学院不见了，代之的到处林立的大学”。[14]类似这种批评高校扩招、升级的文章还有很多。我曾看到一篇“历数中国高等教育所受到的折腾”的文章，其中就讲到1999年开始的高等学校扩大招生所导致的三大遗症：一是高校扩招引发债务风险，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元-2500亿元；二是教育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的下降；三是无数贫困家庭的无力承担巨额的学费；四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渐突出。此外，还有人撰文批评高校扩招是经济主义的产物，是教育产业化的产物。那么，如何看待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的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即1999年至2006年的大扩招呢？1998年，我国高校在校学生仅为642.99万人，毛入学率为6.8%，招生数为108.4万人。经过8年扩招，2006年在校生达到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2%，招生数为546万人，平均年招生增长率为16.1%。[15]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是在什么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应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能脱离当时的经济社会现状，更不能凭主观想象，不顾事实地认为“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是当时教育产业化思潮的产物，具有很强的经济主义属性”。[16]我國高校扩招的动因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基于改变当时高等教育落后状况的驱动。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即1949年到1999年的5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缓慢。1978年，在校生仅132万人，毛入学率为1.56%，1998年的毛入学率仅增长到6.8%，而同期国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35%左右，[17]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加拿大均在80%），还落后于发展中国家。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教育事业要有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18]1988年9月他又提出：“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19]二是基于我国经济大发展的驱动。1992年以后，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鼓舞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大批人才，以满足各行各业的需求。一个经济大国、经济强国，必须有强大的高等教育作为智力支持，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就是有力的证明。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国家实力，才能建设一流的国家。我国要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必须办好大学，培养大批人才。从1995年以后，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等地因经济发展快，迫切需要人才，所在地高校于是纷纷扩招，以满足当地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随后才推动中央下决心，从1999年开始全国性扩招。当然在扩招中存在过快、过量的问题，以及质量的问题，但主流是好的、积极的；三是基于人民群众迫切期望发展高等教育的驱动。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大多数家长都希望把子女送到大学读书，而原有的大学规模、招生人数已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强烈上大学的愿望。正是在以上几个因素的共同驱动下，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大幅度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重大决策。8年内，高校招生数增长了4倍多（如表1所示），从而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式的发展，也使我国高等教育从此迈入大众化发展阶段。8年内，普通高校在校生数从341万发展到1739万，增长358%，2008年已发展到2021万人（总规模为2907万人）。这为国家输送五、六百万毕业生，改变了过去人才奇缺、供不应求的状况，社会各行各业也比较容易挑选到所需人才。近年来，大批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到广大农村去，对促进全国各地区域性协调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8年的扩招期间，许多地区、部门及高校为高等教育投入巨资，兴建了一个个现代化大学园区、大学城，大大加快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为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有人认为，我国高教扩招，导致“高等学校出现了庞大的贫困生阶层，造成教育质量滑坡，大学生就业难等突出问题”。[20]关于“出现了庞大的贫困生阶层”问题，可能是指有些民办高校收费高了，贫困生增加了。但应该看到，高校规模扩大了，包括公办高校的规模也扩大了，满足了更多学生上大学的需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也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表面上看，扩招后贫困生多了，实际上是贫困生上大学的人多了，这是好事，并非坏事。高校出现贫困生阶层，总比把贫困生关在高校大门之外要好。更何况我国“对每一位贫困生都确保他们不因贫困而辍学”，从政府到各高校的这一庄严承诺是实实在在的。就所任职的上海一民办高校而言，6年来没有一位家境贫困的学生不能入学，政府和学校都给予关心和照顾。关于“教育质量”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永恒的话题，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抓发展、搞改革不断加以解决，事实上许多地区和高校已就此取得了明显成效。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高中毕业生变成了大学毕业生，从整体而言，质量肯定是提高了，倘若不扩招而把几百万中学生关在大学校门之外，质量更不高；至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也要具体分析。从表面上看，由于高校扩招，近年来每年有600多万大学毕业生，的确对就业市场压力很大，但要深入考虑的话，600多万人是客观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如果大学不扩招，可能每年只有300万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肯定要小一点。但另外300万高中毕业生也有一个就业问题，也会给社会就业市场带来压力。让他们上大学，使他们在知识、能力、整体素质等方面有所发展、有所提高，比高中毕业生找工作会更容易一些，而且不少人具有了创业能力。不少文章还提到高校扩招“导致了包括公办大学大规模举债、大建大学城”等，是“败家子”。我认为许多高校，包括公办和民办高校为了多招一些学生、多为社会培养人才，在扩招过程中挖掘潜力、节省开支，甚至牺牲教职工（包括校领导）的福利待遇来发展高等教育事业，这种精神是十分崇高的，其中不少高校在政府严重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从银行贷款，少则二、三亿，多则七、八亿，用于征地、建设校舍，改善办学条件，加快了高校发展速度，每年节衣缩食地从学费中抽出一部分资金用于付息。学校领导及教职工为了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和牺牲，他们应该得到颂扬和鼓励，不应该受到无端指责和批评。高校扩招，以及新建大学城、大学园区都是利在千秋、功德无量的伟业。“增加一所学校就是减少一个监狱”。他们是在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人才，不是为个人谋取私利。有些人只盯住高校举债两千多亿元，却没有看到扩招后高校增值一万多亿元。只批评“大规模举债”而不看效益和增值，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正的。地方政府虽然资金不足，但从政策上支持高校贷款办学，是明智之举。据悉，近年来广东、江苏和上海等地政府正在帮助高校归还贷款，体现了负责任政府的自觉。由此可见，我们应充分肯定高校扩招的必然性、必要性及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要只看到不足的一面，更不能一叶障目，全盘否定。高校扩招不仅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而且“为我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21]伴随上世纪九十年代高校的扩招和合并，高校更名风盛行，引起了社会的热议和争论，一些批评的言词甚为激烈。还有人认为，我国大学频频更名，是“新瓶装旧酒”。我认为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高校更名问题。高校扩招后，规模扩大了，改变了原有的管理体制和单科性特点，原来的校名已经名不符实。还有不少高校是几所高校合并在一起的，必须改一个新名。于是先后就有六、七百所高校更名。我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而不是如同有些文章所批评的“高校改名是为了获取经费和美化形象，让大学精神变得更加肤浅、浮躁和急功近利”。我们应该看到，我国许多高校的校名是当时计划经济时代下的产物、部门所有制的产物。如以“煤炭”、“石油”、“铁道”等行业命名的高校，以“印刷”、“化学”、“纺织”等专业命名的高校，已不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若干所高校合并前的校名、扩招前的校名已经不能体现新合并后大学的特点，改名是与时俱进，而不应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再一个，我国高校改名、升格，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一定的程序、一定的标准，经教育部专家组考察、审核、无记名投票通过的。尤其是对专科升本科、学院升大学这种更名，都有严格的界线。事实上，我国现有专科学校1300多所，并非全部变成本科。许多学校在改名、升格过程中，激发了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它们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有力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也促进了教育的投入。另外，改名也是符合我国当前行政化管理体制的国情，有利于高校与社会的联系，有利于提升高校的社会地位。如何看待三十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正常现象，对不同的观点可以深入探讨。但应该多做一些调查研究，应从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状况、改革发展的状况，应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后带来的变化、产生的积极效果，全面的、客观的分析，用事实说话。切忌情绪化、简单化、片面性，要看到主流，而不要把支流当主流。我认为三十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成绩是巨大的。数量上有了大发展，体制上有了大突破，扩大了高校办学自主权，社会适应性增强了，取得了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方面的大面积丰收，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注释①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调整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学生人民助学金的通知》（1952年）。②该表根据中国历年有关教育统计公报数据整理而成。参考文献[1][5][14]郑永年.中国教育改革的三大败笔[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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