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国民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的重要信号
时间：2021-03-20 08:21:3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方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对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有关情况进行调查，分析部分职工工资偏低、增长缓慢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建立企业职工正常工资增长机制的建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表示，将采取五项措施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促进劳资和谐。消息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有评论认为，这些举措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信号，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国民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正在力图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分配比例，达到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最终共同富裕的目的。
社会期待职工上调工资落实到位
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采取的五项措施中最引人关注的一项措施是，我国将力争在未来五年内，使各类企业都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也就是说，今后职工的工资决定办法要由职工代表和企业代表协商达成，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由用人单位单方面确定职工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
实际上，社会上对上调企业职工工资的呼吁由来已久，在近年来的两会上，不断有代表、委员为此荐言献策。专家称，员工的工资收入问题事关我国收入分配秩序，如何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使收入分配秩序得到规范，不仅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环节。
从目前来看，我国收入分配秩序还存在着～系列的不和谐音。比如，国有企业分配秩序不规范，对企业工资总额、经营者收入水平和职务消费缺乏有效约束机制，工资外收入渠道多，有些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化公为私的现象仍然存在；垄断行业凭借行政垄断地位和准入管制，既享受国家政策扶持，又垄断市场，获取了高额垄断收益，并通过各种形式化为本行业的高工资和高福利；公务员工资制度外的各种津贴补助名目繁多，标准不规范；事业单位改革滞后，很多事业单位既享受行政机关的福利，又享受企业化管理的创收机制，收入分配随意性也比较大；一些企业不执行国家最低工资标准，随意压低、克扣、拖欠工人工资；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存在制度缺陷，一些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能按时扣缴，而一些不靠工薪的高收入者往往存在征管漏洞等。
专家分析，收入分配领域的这些不和谐音主要是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一些领域特别是垄断行业的改革滞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约束机制没建起来，制度缺失导致收入分配的无序和监管不力；政府对企业收入分配缺乏有效的宏观指导和监督，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完善，调节收入的税制不完善，面对社会上财产累积与占有上的日益扩大差距，财产税制建设滞后，调节无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建设滞后，金融和财产实名制及其监测体系不健全，个人收入信息难以掌握，监管缺乏依据。
经济高速增长不能以劳动者过低收入为代价
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的GDP增速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水平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上世纪90年代经济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提供上述数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红领认为，中国劳动力的价格之所以长期低下，与国家采取的竞争策略是分不开的。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要获取竞争优势，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另一种则是以人为压低工资、放任环境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
“也许就法律、法规来看，中国政府的劳动政策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难以为劳动者提供有力的支持。”王红领表示，目前在劳动与资本的博弈中，劳动者所处的位势并不平等。劳动者自发式的抗争，在资本的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于是，这就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措施来改变这一现象。
而面对“工资未涨物价先增”的现象，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立人认为，提高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他说，物价的上涨对有钱人来说影响不会很大，但是对低收入者的影响却很明显。“涨工资”的益处将直接或间接地拉动整个社会商品消费。
“我们期待上调职工工资这一政策能够真正落实，从而使政府采用经济杠杆调节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促进富民增收，这也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GDP的进一步提高。沈立人如是说。
普通职工涨工资应成为一种“常态”
近段时间，有关提高劳动力工资的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采取包括推动落实最低工资指导制度在内的五项措施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促进劳资和谐。这一做法受到许多人的欢迎和期待，但也有人表示担忧，认为提高工资会加大我国劳动力成本，削弱我国的竞争力。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必须与它的社会生产率相协调并保持适度的比例，如果工资超过这个合理比例大幅上涨，有可能导致人力资本快速上升，对经济造成损害。反之，如果劳动力工资7K平低于合理的比例，也将抑制消费，影响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导致优秀人才流失，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比如，目前中国软件人才的平均工资水平只相当于印度同类人员的40％，两国工资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使得我国一些软件开发人才外流到印度。
我国工资长期处于较低状态。国际劳工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了63.4％，超过了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这一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有效率而且是健康的。但是，该报告也指出，高劳动生产率却并没有体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上，这表明公民没有充分分享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由于工资增长缓慢，造成我国消费长期低迷不振。
这与世界银行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结论相同。世行认为，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原因并不是公民的高储蓄，而是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许多关于刺激中国消费的传统看法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过高的家庭储蓄上，但实际上，中国消费的下降可以用工资等收入占经济比重在过去的变化来解释。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
许多研究机构不约而同地把能否激活消费、拉动内需和我国工资较低的现状联系在了一起，开出的药方也是提高工资，让民众有钱消费，这难道仅仅是巧合7这一结论与我国现实情况相符。为了拉动内需，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采取鼓励性措施，但效果平平，工资未能作出相应的调整不能说不是一个根本性原因——收入低拖了内需的后腿。
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高工资导致的生产成本过高问题，而是工资落后于GDP增速所引发的内需不振问题。低工资状态下的廉价劳动力，虽然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但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却让我国经济难以走出粗放式发展的局限。
这种定位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体现得非常明显《人民日报海外版》披露的数据显示，在制造业领域，我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平均工资水平在2003、2004和2005三年里分别上涨了11.45％、11.6％和14％，远远高于印度当年的GDP增长速度。高工资加快了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步伐，并有利于留住人才。印度软件业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此。
近年来，无论是在印度、美国还是欧洲各国，劳动力工资都在提高。在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出现了将近25年来的最快增长；在欧元区12个成员国里，就业的充分强化了劳动力的短缺状况。新数据显示，德，法等国的失业率目前都处于几年来的最低水平。过低的失业率加速了工资上涨的步伐，令欧美国家忧心忡忡，但是，欧美不少国家的工资快速上涨势头已经保持多年，与我国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的情况截然不同，必须区分开来。
绝对工资额低是中国职工工资问题的症结
据全球最大的工资信息调查研究机构Hay Group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工资上涨幅度将位列全球第一，实际工资增长幅度将超过美国、印度和东欧国家。
这几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解决民生问题，在百姓社会保障、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上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已经取得效果，受到广大民众好评。特别是在农民工待遇以及普通职工工资过低等问题上倾注了很大精力。据有关媒体报道，去年中国工资增幅已有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工、普通职工工资有所增加。在政府继续加大解决民生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大形势下，可以预测中国工资上涨幅度继续增大将是一个趋势。因此，HayGroup最新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但是，中国工资增长是在长期低水平上的增长，是在绝对工资额相当低下的基础上的增加。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全面工资改革后，一般职工工资大部分都有所增加，然而，仍然有一部分职工工资增长缓慢或者相对停留在当时的水平。而同时，工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官员与一般公务员之间，企业管理层与一般员工之间收入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统计显示，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中西部城市职工工资平均在2000元以下，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可能稍高一点。就是这个工资水平，也是被官员、企业管理层高薪拉高的，在平均工资以下部分的一般职工占很大比例。再者，与美国、东欧国家在工资上基本没有可比性，比工资增长幅度史是没有意义。中国职工平均工资是美国平均工资的十几分之一，甚至更高。如何在一个工资基数异常小和一个工资基数非常大之间比较增长幅度呢?因此，可以说，中国工资增长幅度快一点不值得炫耀，不值得大书特书。这个稍高一点的增长幅度是在一个基数很小情况下的增长幅度，实际上工资绝对增长额度并不多，也是一个恢复性增长，还账性质的增长。
在中国推进工资快速增长时，有几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和处理好。要根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中、提低、限高”的要求，抓住这个契机，大力提高低收入职工的工资水平，提高普通职工的工资水平。起码要通过政府调节，使一般员工的工资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官员、企业管理层人员。
总之，必须理性看待2007年中国工资增幅将列世界第一，理性对待实际工资增长幅度将超过美国。在为这个现象高兴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好，需要处理到位。
工资增长缓慢反映劳动者权利保护的缺失
国际劳工组织近日公布数据，在过去的6年中，中国劳动生产率至少提高六成多，这一水平超过了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然而高素质人才的出现推高了劳动生产率，但高劳动生产率却并没有体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上。中国的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
为什么劳动者在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却不能相应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显然，劳动者维护和争取自我正当权益的能力还有所欠缺，这暴露了劳动者的权利落实和权利保护问题。事实上，这也对新形势下如何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三个新的启发。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新的反思：第一，“五个统筹”是否还可以增加一个统筹，即统筹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却增长缓慢，这说明劳动者的正当权益诉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而要更好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只有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推动民主法治进步，使管理更民主、法制更完善，劳动者的正当权益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才能解决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工资水平增长过慢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适时深化改革，推动民主法治进步，为公民权益提供更好保障，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护航。所以，在新形势下，必须注重统筹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进步。
第二，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之外，是否应该同时强调“增强人的活力和竞争力”。严格说来，市场经济主体不只是企业，更有包括广大劳动者在内的所有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之中的人，人是市场经济基本的因素。西方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实际上是依靠打破封建枷锁、促进人的权利极大解放才得以实现的。所以，我们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也必须让人们享有更多的权利，成为真正能够自己选择、自我维权的更加“自由”的劳动力，人的一切创造活力和竞争能力才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企业才会有依靠科技进步而不是依靠侵占劳动者权益的方法来追逐利润的动力，经济才会更加繁荣。
第三，在“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是否应该也强调”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和公民自我管理能力”。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可或缺。但是，市场经济本身就要求政府不要再做全能的社会管理者和公共服务者。许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应该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手段，由社会和公民自己去完成。就工资来说，《决定》明确提出了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但实际上，要使收入分配更加合理，不能总是单纯依靠政府的调控，更多的分配权既要给企业，也要给职工，让劳动者获得更好的权利保障，能够自己依法争取更加合理的工资收入。这才是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促进收入分配改革的必由之路。
显然，从以上三点着手，而不是单纯要求提高工资水平，才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从根本上改变劳动生产率飞速提升而工资水平增长缓慢的问题，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责任编辑 赵忠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