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法规体系化的逻辑结构与价值依归
时间：2021-03-21 08:10: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党内法规体系化是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任务，其核心是界定党内法规的性质以及体系化的标准，而体系化标准的内在要求是逻辑自洽和价值同一。党内法规体系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应厘清其与法律体系的外部衔接；同时，其内部结构独立于法律体系，应明确其内部法规的位阶。进而，党内法规体系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法治的价值目的，体现党依法执政的理念，应将法治理念指导下的党内法规整合在依法执政的主要事项中。
关键词：党内法规；体系化；逻辑；价值
中图分类号： D262-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8）05-0091-07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8-05-010
一、引 言
长期以来，党内法规的制定工作是以各级党委“成熟一個，制定一个”的探索型立规方式进行的[1]。随着党内法规的不断出台，党内法规体系化成为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需要。2013年5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2013年11月中央颁布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首次公开提出要在建党100周年全面建成党内法规制度体系。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部分，认为“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加大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和解释力度，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首次将执政党内部法规也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标志着新时代我国对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认识的日趋深入，表明我国的依法治国全面、深入，不留死角。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承担着确定、输出和引领政治价值的重要责任。党内法规的规范化、体系化不仅仅是党内事务，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从上述一系列的文件中可以发现，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构建体系化的党内法规制度。目前学界从党内法规的定性、功能以及技术层面的完善等方面进行了一些讨论；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将党内法规置于我国法治体系的基本理念下审视，对于党内法规体系化应该遵循的标准，学界尚欠缺一个系统而集中的论证①近来，党内法规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热议。一方面，各界已经明确认识到坚持依规治党的重要性，并对依规治党的具体进路提出了建设性的方案。（宋功德，2018。）同时，有学者已经清晰地意识到，目前党内法规研究中的党内法规的定性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法治建设的重要问题，急需针对党内法规的基本范畴展开详细的论证。（王伟国，2018。伍华军，2018。）但针对体系化本身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对于何谓体系化，如何体系化，以及体系化应该遵循何种标准，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基于我国党内法规体系化的现实需要，本文试图对党内法规体系化提供一个理论上的解释框架，从党内法规内部的逻辑和价值基准的角度出发，将系统论中的体系化方法引入党内法规中，构建党内法规体系化应该遵循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标准。
二、党内法规体系化的理论前提
零散的知识不是体系，黑格尔就指出整体性对于真理的重要性，“真理具有整体性，起点即是终点”[2]69-70。党内法规和法律一样，都属于一种行为规范。对于法体系而言，大陆法系国家认为体系化是维持法秩序安定和正义的需要，法律的发展便是一个体系化的过程，法治实践促使法律呈现一个理性体系化的结构也有学者认为，法系之间正呈现逐渐融合的趋势。无论是强调判例的英美法系还是强调逻辑论证的大陆法系，体系化的思想都贯穿于张扬实践理性的法治实践中。（参见黄文艺，2011。）。“一个表现出一贯性和统一性的法律体系，远比依赖于无法综览的、互不相属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杂乱无章的零散规范群更能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3]54-56 法治本身便是兼顾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产物。
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党内法规具有体系化的内在需求，否则难以指引党员的行为。黄茂荣认为体系化指的是“趋向于目的，设定所期功能，将知识或事物根据其存在上之关联、作用组织起来的方法”[4]。这种按照系统论的进路给出的定义，能有效解释目前各类行之有效的体系，因而被广泛采纳。按照系统理论的一般观点，一个有效的体系必须具备的要素是逻辑自洽和价值同一。逻辑自洽指的是系统内部要素协调统一，层次分明而内容自洽。价值同一则要求内部规范“趋向于目的”，最终达致价值的一贯性。简言之，逻辑自洽和价值同一是系统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对于要形成体系的党内法规制度而言，体系化不是为了筑造法规堆砌的体系，而是完成逻辑自洽和价值同一的动态过程。
（一）逻辑自洽
体系化要求党内法规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规范体系，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和形式。对于规范体系，人们有一种形式化认识的内心冲动。萨维尼从哲学层面强调了体系化的重要性，“体系性是哲学的核心要素。所有的体系都来自哲学，对纯历史性的论述溯源于某种统一性、某种理念，这种统一性与理念构成体系化论述的基础，这就是哲学”[5]。如果说哲学的核心是体系化，则体系化的核心要求之一便是逻辑的自洽。在韦伯那里，体系化指的是一个逻辑清晰，具有内在一致性，至少理论上无漏洞的规则体系，即局部保持内在的一致性和逻辑的统一性[6]96-98。
规范体系内部关系理论是规范研究的中心问题，党内法规体系化关乎对党内法规之间内部结构的认识。拉兹认为规范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内部关系，内部关系的模式便是结构。在法体系的内部，规范之间的位阶不同，拉兹的内部关系理论摆脱了奥斯丁主权理论的松散结合[7]60。 凯尔森也承认内部关系的存在，法体系应呈现一个不同层次或者不同位阶的结构，内部关系就是从属性法律与授权制定法律的服从性法律之间的关系，这种生成性关系构成了法律的等级结构。当且仅当其中的一个法律是另一个法律存在的条件或部分条件，或者一个法律影响到另一个法律的含义和适用时，所谓的内部关系才存在[8]6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