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现代生存焦虑之安慰者
时间：2021-03-25 09:35:4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汉斯·布鲁门贝格（HansBlumenberg，1920—1996）是德国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位思想巨匠。在德国群星闪耀的知识界，他是这样一颗恒星，因距离我们遥远，掩敛于天上星光的照耀。每当良夜悠悠，他孤星闪耀、独照寒秋。这位与哈贝马斯同时代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史家，生前没有配享与其成就相符的赫赫声名，只是默默地在学院里度过他授业、著述的一生。
近年来，随着国内学界对德国思想的重新引介和再度思考，布鲁门贝格与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关于现代正当性的争论重新浮出水面。凭着这些零星文章的介绍，我们略窥布鲁门贝格现代性理论全豹之一斑。《现代正当性》一书是布鲁门贝格的成名著，现已成为西方现代性理论之经典。若干年后推出的《神话研究》，一举澄清了与接受美学大相径庭的学术旨趣。返观汉语学界还是欧美学界，他们热烈地拥抱“康斯坦茨”学派，冷落了布鲁门贝格的解释学。这种颇成问题的“接受”对于布鲁门贝格是不公平的。不过，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学问毕竟不是人来人往的浮华之地。
一
读过布鲁门贝格《神话研究》一书的读者对其隐喻化书写留有深刻的印象。在《神话研究》中，思想始终借助隐喻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隐喻化书写并没有把现实事物推向一个虚构的文学空间，而是借助一般的比喻和象征把现实呈现在人们眼前。全书充满自由不羁、想落天外的艺术想象，用直观、神话和思想原型等隐喻学的力量，进行自我把握，进而把握我们的世界，并试图揭示世界的秘密：“拥有世界，通常是一种艺术的结果……”[1]隐喻反而构成理性言谈本身的“基本要素”，这堪称哲学著作风格史上的一大奇观。
据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记载，古希腊智者阿波洛多罗斯曾讲述过一个“无与伦比的美妙故事”。忒拜的狐狸命中注定不会被捕捉，雅典的猎狗命中注定能够捕捉到一切它所追猎的动物。倘若可能存在这样一个世界，这两只动物哪天机缘凑巧相遇了，这个典型的悖论对于任何世俗的意义来说，显然是最咄咄逼人的挑战和最令人困惑的境遇，它非得需要布鲁门贝格的“神话思维”来解决问题不可。宙斯的处理方法非常高明，他大手一挥，手指一点，两个动物立马化为无言静止的石头，从而摆脱这个困境。这里并非是解释学超出作者赋予文本的东西而丰富文本，而是隐喻学无法预料地涌入文本的创造中。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人类的自我理解和理解世界的进程中，能够发生思想效应的不是隐喻的意义问题，而是其功能问题。因此，布鲁门贝格把书名“ArbeitamMythos”定为动态的词组而不是名词性词组。神话研究的功能性思维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解释学理论的构建和阐释，而是隐喻技巧的运用和展示。莱辛曾计划写作“浮士德”，原想与歌德打擂台一比高低。不承想，创作手稿不知什么原因在旅途中丢失了，留下来若干的断章残简，足见不同凡响。兹举一例。当地狱里的7个精灵出现在莱辛笔下的浮士德面前时，他问他们中谁的速度最快？众人叽叽喳喳抢着回答世上各种速度很快的现象，唯有第七个精灵回答他说：“世上最快的速度是从好变坏的速度！”这个答案让浮士德很是满意。神话思维的连环拓扑突变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需要我们转换理解的技巧。
费尔巴哈曾用一个冗长的句子表达圣经乐园神话意蕴：“毋庸争辩的是，就是在亚当摘取善恶知识果实，并以丧失生命为代价的同一棵树上，他也摘下掩饰自己赤裸身体的树叶，只有领悟这一意蕴的人才成为《创世记》唯一的解释者。”[2]费尔巴哈在禁果和遮羞叶之间———它们都来自知识树———建立了小小的聯系，引发它的道德关联和由这种关联所唤醒的必然性之间深刻的含混性，因为这种联系几乎不能回答任何由人们所提出来的严肃问题。含混性不是我们清晰看到的事情的真相，而是震撼于一声巨响，从存在迷雾中重新回到港湾。布鲁门贝格从西美尔身后发表的日记中找到一个简洁的句子，做一次大胆的思想上的跳跃，又一次实现乐园神话的变体：“从知识树上摘下的果实尚未成熟。”[3]这里所展示的技巧犹如体操鞍马跳跃动作惊险复杂的翻转，但稳稳落地。它只做小小的改动，却收到最大的变形效果。从整个传统来看，我们相信这个文本指涉一枚苹果，然而，从这些图景来看，很少头脑曾对准这枚水果本身。一种不期而至的突然顿悟之光照亮灵魂的黑暗渊面，形象化的联想正在心灵中冉冉升起逐渐明亮若灿烂的朝霞。按费尔巴哈的说法，遮羞叶发挥的作用只是使人们更多地联想到知识树结出的果实很可能是无花果。西美尔用这样的事实转移我们的视线：“天堂里的果实代价只能以天堂来偿还；除了禁止和诱惑之外，他想知道这枚果实还有什么价值？它没有腐烂，但比腐烂更糟的是：它还没有成熟。”[4]
乐园神话中同一形象的每一次再度利用，都改变了叙事的细节，突出曾是次要的东西，或者缩减从前被认为是重要的内容，直至生成神话研究中一种全新的东西，赋予人类境遇以一个完全不同的阐释。比腐烂更糟？它意味着这种罪行中正确的因素被打发走了。
成熟是一种品质，它既不是诸神也不是人类所能强行占有的品质，因为它只被认为是时间的恩赐———这枚成熟的果实———但它偏偏被忽略了思考。这里的一切事物都依靠于这种论旨的如何使用：它既不是从天堂的堕落，也不是死亡对自由的惩罚，或者与仁慈的花园主人的争吵，这些都曾使后来的思想家沮丧不已；毋宁是这种苦恼是由这个事实导致的，这也是所有时代人类所具有的范式：这枚果实从知识树上摘得太快了，太仓促了，因而对丧失了天堂的补偿也被没收了。[5]
“果实的腐烂”的寓意解释会让人们明白它是一种分辨善恶的道德判断，“未成熟”意味着人们还未曾知道什么是善恶，因此，“从知识树上摘下的果实太快了”，使我们连从错误中学习经验教训的机会都被剥夺了。尽管人们认识到乐园神话是一种整体神话，但它对于人类经验来说，我们作为个体还没有成熟到来完整地认识和理解它，西美尔悲伤地“看到这枚唯一的果实非成熟性值得人类付出的痛苦”[6]。
布鲁门贝格的隐喻化书写难道只是个人风格化的结果，还是文化创造的内在选择？相信读者们和笔者一样认为，两者兼而有之。首先，除了早期几本关于现象学的著作以外，隐喻化书写贯彻他著述的一生。隐喻化书写作为个人化的风格，由他获得德国学术界1980年度“弗洛伊德散文奖”得到证明。柏拉图曾在《普罗塔戈拉篇》中言及，人无法拥有其他生物谋生的一技之长，又有最漫长的受保护的成长期（包括哺乳期），但人又高居食物链的最高端，统治整个世界。布鲁门贝格着重强调，人的无能表现在：人缺乏一个对他而言是陌生的环境的特定适应性。因此，从法理上来讲，人在世界上生存是一种非法存在。生存的困境使人焕发出创造的热情，修辞学就地取材于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以修辞学的主要命题———不充足理由律，提出“存在理由问题”的“生存动机”和“生活图景”，作为人这个匮乏生物的必要补充，帮助人类改善人的意向性生活的无能状况。而我们这个匮乏生物利用这一原则的创造力学会弥补其尴尬的缺点，练习在这种状态下生存下来，这一切作为“绝对隐喻”，在《神话研究》中，在西方审美思想史上绵延不绝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见出。
二
当现代启蒙理性在最伟大成就———科学的武装下，一路高歌理性进步神话时，我们不无颟顸地把儿时祖辈们流传下来的神话扔进了历史旮旯。可是，神话一次又一次地改头换面潜入我们的意识和心灵。譬如，进步神话就是一个现身说法的“最后神话”之典型。我们无法摆脱的事实是，神话创作（Arbeitam Mythos）至今绵延不绝。
“要将这个最后的妖怪驱逐出这个世界，对认知性的主体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主体自身成为权威。”[7]如今有关神话论争的矛头指向之处便是人类对上帝地位的公然挑战，其最锐利的武器便是德国观念论“把自我提升为神”这个最后神话。谁能说科学已经把神话扔进了历史的角落呢？在現代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中，神话功能性描绘依然能够确定主体在全部经验中起构造作用的那种必要性论证，所以，它永远是凄风苦雨中人类命运的庇护神。在伦理和审美视野中，在布鲁门贝格所谓“怀疑向安慰突变”的地方，人自由地走向意义的筹划。因为，“在上帝体验到自身能力界限的地方，人的怀疑终止了”[8]。
唯名论的“神学绝对主义”终于被现代人的“自我捍卫”有效吸收之后，它转眼之间把恩主驱逐出了形而上学的畛域。当现代人弹冠相庆“自我捍卫”之造神运动的“伟大功绩”时，“现实的绝对主义（derAbsolutismusderWirklichkeit）”依然潜藏着“神学绝对主义”的幽灵。现实绝对主义指一种人自认为缺乏应对办法来控制自身生存的境况。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完全认知它，但可以像数学的极限概念那样外推出它的存在：如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一种“缺少明确原因或特定威胁的强烈恐惧或忧虑”。因此，现实绝对主义是一种潜伏于我们的生物本能之中的生存性威胁，在我们的生存能力和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必须发展文化或者在布鲁门贝格意义上展开神话研究来克服现实绝对主义威胁。以实在论（Realismus）反对唯名论，历史的反讽力量使之无可救药地走向了“绝对主义”的不归之路。人的自主意识依然为找不到宇宙位置而焦虑、狂躁。没有了中世纪绝对统一的独断论上帝，启蒙后的多神论无法向我们指明路向，安慰现代人疲倦而苍老了的心灵。多神论神话仍然还是我们痛苦的根源，它激发了与众不同的焦虑形式。无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治疗，还是现代人在某些类型上征服统治所产生的自豪感，终究难以根除自我捍卫的绝对意志所造成的整个原子般碎裂的社会难题。
布鲁门贝格冷酷无情地宣称，就人类经验而言，这种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回避的。值得庆幸的是，世界也根本不存在令人恐惧的唯一而绝对的力量，因为《神话研究》总结出了一条权力分立的规律，我们以此应对现实绝对主义对我们生存的压迫。在此过程中，我们在某种标准叙事框架中所采纳、运用、改变和扩展的内容，总是表征着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定恐惧和焦虑形式的应对和“筹划”。因此，追问何种叙事框架或形式具有意义，它决定了我们对意义问题的态度应该采纳语用学的解释立场，因为林林总总神话故事的“变形记”总是作为相关者，或者作为被吁求者而被人援引。尽管神话并不解释什么；神话并不使隐晦者变得明朗，使难以理喻者变得可以理解……神话纵然有千般的不是、万般的无奈，但神话唯一的好处能使人“确信无疑”，具有这一点就够了。神话的意蕴在于“某种类型的熟悉与亲近，或某种可靠的预期，它的意义紧紧围绕着权力以及权力的限度问题”[9]。在援引和阐释神话创作的过程中，神话思维的“不充足理由原理（principium rationisinsufficientis）”与宽容和自由而不是偏见这些可能性联系起来。
综上所述，神话的功能能够起到消除恐惧、给人慰藉和指明路向的作用，这对于人类来说万万不可缺少，也是无法被外在权力所剥夺的。恰如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窃取火种为人类开创文明的行为，它指明了这样的神话意蕴：走向文明的生活也许是对上帝权力的公然违抗，因而充满了无限风险；它也许必定要由此遭受巨大的苦痛。但是，这种苦痛可以通过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救赎行为而告终。人类受这一神话故事的鼓舞而持续不断地进行“神话创作”。布鲁门贝格把普罗米修斯的故事纳入了考察全部人类事务的“神话研究”，因而他成为一位消除现代基本焦虑的时代安慰者。
注释
[1]HansBlumenberg，ArbeitamMythos（AM），SuhrkampVerlagFrankfurtam Main，2001，S.13.
[2]同[1]，S.234。
[3]同[1]，S.234。
[4]同[1]，S.235。
[5]同[1]，S.235。
[6]同[1]，S.235。
[7]同[1]，S.295。
[8][德]伯伦贝格：《神义论失败后的审美神话》，吴增定译，刘小枫编：《墙上的书写》，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9][美]皮普平：《现代的神话意义》，黄炎平译，刘小枫等编：《尼采在西方》，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