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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范式及反思

    时间:2021-04-17 08:17: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 韩国儒学作为儒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形态,有其独特的地位与特质。目前,中国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在方法论上主要存在三种范式:一是以延边为中心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早期侧重于以唯物史观来考察和认识韩国儒学思想史,而后期则侧重于在东亚儒学视域下从中朝韩日儒学比较上考察和认识韩国儒学思想及其特质,突出韩国文化本身对韩国儒学思想的塑造;二是以北京为中心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在方法上侧重于以中国儒学为基础和参照物而突出义理分析研究,在视角上则侧重于从东亚意识来看待韩国儒学;三是以台湾为中心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在方法上从儒学多元论出发形成东亚儒学视域下的经典诠释研究,以东亚为研究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核心,重视中韩儒学之间的互动,从而探讨韩国儒学经典与价值理念的变迁。

    [关键词] 儒学;思想史;方法论;韩国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9)01 -0032 -07

    [收稿日期] 2018-02-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的思想引领与行动》,项目编号:18ZDA129;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资助项目《东亚佛教历史传统与价值冲突研究》,项目编号:2017WLJH02。

    [作者简介] 1.李海涛,男,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东亚宗教与思想文化;(济南 250100)2.方浩范,男,朝鲜族,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东亚儒学与文化。(威海 264209)

    众所周知,儒学发源于中国,并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和核心的部分一直规范和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儒学还远播至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韩国儒学、日本儒学和越南儒学等,从而与中国儒学一起构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依此而言,儒学就不仅是中国的思想,也是韩国的思想,亦是日本、越南等国的思想,而且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作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一份子都曾在儒学思想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儒学研究的范围理应囊括中国儒学、韩国儒学、日本儒学和越南儒学等,这样才能够充分揭示出儒学思想体系中的所有逻辑环节和思想发展的可能性,也能够更好地把握儒学在不同地域文化传统中的创造性发展,进而凸显儒学的地域特色。

    与中国儒学思想史研究热潮相对照,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在中国一直是一个相对冷僻的研究领域,这固然有语言和相关投入不足的障碍,但更多的是认识上的障碍,即认为韩国儒学都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只不过是中国儒学的延伸。这样一种对韩国儒学的认识正是由于中国对韩国儒学研究的不足所导致的。因此,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背景下,在总结和继承前辈学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中国的韩国儒学研究,尤其是从东亚视域下或者儒学整体视域下来考察和认识韩国儒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中国的韩国儒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延边、北京和台湾三个地区,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各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式,所以本文主要以延边、北京和台湾三个地区为中心来考察中国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

    一、以延边地区为中心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 中国的韩国儒学研究发端于延边大学。1957年延边大学的崔凤翼发表的《十六世纪朝鲜卓越的唯物主义者徐敬德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57年第1期)一文不仅拉开了现代中国韩国儒学思想研究的序幕,也奠定了延边大学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的早期特点,即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对立的立场来考察韩国儒学思想史。如崔凤翼认为,徐敬德是朝鲜历史上一位卓越的唯物主義者,其在“理气”论上的唯物主义特点在朝鲜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如此,崔凤翼还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角度把徐敬德、李珥、李瀷、任圣周等韩国儒学史上唯“气”论者和主气论者归为唯物论倾向的学派,而把李滉、李震相、奇正镇等韩国儒学史上主“理”论者归为唯心论的学派,进而指出朝鲜朝后期的实学思潮正是继承并发扬了唯物主义思想。[1](60~61)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延边大学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日臻成熟,不仅形成了以朱红星、李洪淳、朱七星等人为中心的研究团队,还出版了《朝鲜哲学思想史》(延边人民出版社,1989年)。《朝鲜哲学思想史》可谓是中国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中国以唯物史观研究韩国儒学思想史的代表之作,带有很深的时代烙印。该书以时间和朝代更迭为顺序,重点从社会历史背景上考察和阐释韩国儒学思想的发展历史、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特点。该书将韩国儒学思想史分成了三国·统一新罗、高丽末朝鲜朝初、朝鲜朝前半期、朝鲜朝后半期和近代五个阶段。该书认为,第一阶段的三国·统一新罗是儒学全面传入韩国的时期,其儒学家所提出的家国一致、忠孝一致及“三纲五常”等思想为韩国的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2](2)第二阶段的高丽末朝鲜朝初是韩国儒学从孔孟儒学转向程朱理学的转换期,其中的安珦、白颐正、李齐贤等人从元朝引入了朱子学,而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人则利用朱子学,在政治上标榜王道政治,在经济上要求改革田制,在思想上反对佛教主观唯心主义,从而维护和加强以王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制度;第三阶段的朝鲜朝前半期是韩国儒学思想走向高峰并开创儒学研究新领域的时期,不仅强调了金时习和徐敬德在朝鲜唯物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而且还重点阐述了退溪李滉和栗谷李珥作为客观唯心主义的代表如何将韩国儒学推向顶峰,并引导了旷日持久的“四端七情”论辩;第四阶段的朝鲜朝后半期是韩国儒学思想转向实学的时期,这一阶段的韩国朱子学在宋时烈之后越发空谈、保守、专制,从而在儒学内部出现了倡导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的实学思潮,其中以李瀷、洪大容、朴趾源、丁若镛为代表;第五阶段的近代是韩国儒学寻求新发展的阶段,并在西学的冲击下产生了“儒教求新论”“儒教求新论”以李健昌、金泽荣等为代表,强调攫取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实践”因素,批判传统朱子学的空洞学说,试图建立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儒学。和文明开化思想文明开化思想以金玉均、朴泳孝、朴殷植等为代表,强调要在政治上建立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工商业、在文化上否定封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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