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的“内部取向”与余英时的“内在理路”比较研究
时间：2021-04-17 08:17: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提出的“内部取向”理论与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一书中推崇的“内在理路”研究方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理论，值得学者关注与研究。本文便以这两种理论为基础，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来解析这两种之间的相同与区别。
关键词：柯文；余英时；“内部取向”；“内在理路”；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TV2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9-0000-01
一、柯文的“內部取向”
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即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性协作研究。）从中国社会的内部按照社会自身的观点探索其历史进展，推崇“内部取向”。
柯文的“内部取向”被赋予了三层含义：第一，内部取向主要是指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因上。第二，内部取向是指认为产生历史变化的根源来自内因的。第三，内部取向是指从有别于“局外人”的“局内人”的角度来观察历史，从其自身的情况出发，通过自身的观点，加以认识。[1]（P.10）
“内部取向”理论的提出，打破了费正清等人对中国史研究的垄断，批判了“冲击——回应”理论模式。柯文将研究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层带，即外层带、中间层带和内层带。其中内层带是指注重晚清的文化与社会的侧面，强调内因的作用，这个层带在柯文看来“不仅不是西方入侵的产物，而且在最漫长的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2]（P.138）
二、余英时的“内在理路”
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提出的“内在理路”理论对于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以及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内在理路”是说思想史本身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存在自身的问题，我们可从它的发展过程，寻找出从上一阶段发展到下一阶段的线索，就是所谓的“理路”。它是从学术思想变迁的自主性来回答清代考证学对宋朝道德形而上学的取代，包涵了两层含义：第一，从学术思想的自身逻辑来理解与解释学术思想史的变化，不是完全将学术思想视为特定社会历史过程的产物，从而简单化地处理。第二，为了真切把握学术思想所要针对的问题，固然有必要理解学术思想所处的历史环境，但学术思想的最终理解仍须回到它自身的语境中。
“内在理路”的提出，有人说是新儒学时代的到来，以内在的理路作为研究核心，强调内因的作用，以中国学术思想史自身的发展来研究学术思想的变迁，展现其自主性，打破了以往以“外缘影响”说为主线的研究，但并不是与“外缘影响”理论的一种独立，而是对这种趋向的一种反拨与补充。
三、“内部取向”与“内在理路”之比较
（一）“内部取向”与“内在理路”之相同
1、内在因素的重要性
柯文的“内部取向”和余英时的“内在理路”都强调比起外因，内因更为重要。柯文写道：叙述中国近代史，不仅要说明外国帝国主义怎样侵略和扩张其势力，更主要的是要说明中国社会内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政治文化思想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而最后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3]（P.11）同时总结他的论证“外力入侵倘若不导致未被征服民族为征服者所吞并，则其内部发展的自然历程必不致中断，其基本方向，亦不致变更。”[4]（P.12）
余英时也强调“这个生命、这个传统的成长并不是完全仰赖于外在刺激的，因此单纯地用外缘来解释思想史是不完备的。同样的外在条件、同样的政治压迫、同样的经济背景，在不同的思想史传统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后果，得到不同的反应。所以在外缘之外，我们还特别要讲到思想史的内在发展。”[5]（P.57）
2、反对“冲击——回应”模式
柯文和余英时都反对西方研究中国近代史所采用的“冲击——回应”模式。在柯文看来，“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6]（P.76）对于“冲击——回应”模式，柯文在书中用一章的篇幅进行了批判，他说这种模式“它从几方面歪曲了历史：它阻碍人们去真正研究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入侵没有关联的历史侧面；它容易使人把19世纪中国与西方有关联的一些侧面单纯地解释为对西方挑战的回应；最后，由于它把重点放在人们有意识的‘回应’上，就自然会引导人们采用思想、文化和心理的解释方法，而削弱了采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解释方法。”[7]（P.42）
余英时也反对“西潮挑战——中国回应”的研究模式。余先生说：“我不能完全接受‘挑战’与‘回应’的假定，因为这个假定最多只能适用于外交军事领域，不能充分解释社会思想方面的变动。中国传统在明清时期发生了新的转向。所以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也曾发挥了主动的力量，并不仅 仅是被动地回应西方的挑战而已。”[8]（P.9）“如果史学家不能从内部观察近代中国的发展，则中国为什么以这样或那样的特殊方式回应西方的冲击也无法得到比较完整而深刻的说明。”[9]（PP.45-46）
（二）“内部取向”与“内在理路”之不同
1、研究领域不同
虽说“内部取向”和“内在理路”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方法，但两者所专注的领域有所不同。“内部取向”主要是针对“冲击——回应”模式提出的，关注的是中国近代的发展是否完全受西方的影响。这个关注的是世界观中的近代中国，是在世界史的范围内来研究中国近代的变化发展。而余英时的“内在理路”是针对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提出的，以这种理论方法来阐明理学转入考证学的过程，并展示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以及变迁中自主性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余英时的“内在理路”的研究领域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史。
2、对以往研究理论的态度不同
柯文所持的态度是坚决地批判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其实是将“内部取向”和“冲击——回应”模式两种理论对立起来。而余英时认为，他提出的“内在理路”理论只是对以往研究理论的一种补充，并不否认“外缘影响说”理论在研究学术思想变迁上的一些积极作用，只是提醒史学家们在研究学术思想时应更加注重思想内在的自主性的研究。余先生在他的书中曾指出“我在本书中虽然支持了‘内在理路’的观点，但我并未将它和‘外缘影响’对立起来。相反地，我仍然承认清末以来的政治影响说是有根据的。”[10]（P.3）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余英时并不认为“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说”是相互矛盾的，“内在理路”不过是为研究学术思想的变迁增加了一个理解层面而已，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余英时一直不承认“新儒学”这个说法。
参考文献：
[1] [3][4][6][7]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王海燕，陆伟.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及其影响[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04）.
[5]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8]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4.
[9] 余英时.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2005.
[10]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