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美国史界对兰克史学的批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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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洲史学新方向》首先于1975年在美国出版，中国学者赵世玲、赵世瑜以此书的1984年修订版为底本的中文译本于1989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它对于当时出现在欧洲的史学新动向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探讨和研究。这本书对上世纪西方史学界观点、方法的中所蕴含的革新意识有了一个系统完备的了解，同时对国内学者而言，它更大的价值在于为学术界自身如何突破因循守旧从而走上一条新路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欧洲史学新方向;美国;西方史学
作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原籍德国，1951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并长期于该校执教。1978年起任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欧洲思想史荣誉教授至今。他对欧洲思想史、思想史造诣很深，有论文、专著多种问世。1962年，他的《美国与德国历史学中的兰克形象》中文译稿刊载于《历史译丛》。其著作《欧洲史学新方向》和《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1]二书中译本于1989年出版。上世纪九十年代，伊格尔斯的《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中文译稿在《史学理论研究》刊载[2]，1997年，《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文版在中国出版[3]。另外，其影响甚大的著作《德国的史学观——从赫德尔到当今史学思想史中的民族传统》享誉西方史学界。
本书共分五个章节，第一章首先讲述传统史学的危机。第二至四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论述法国年鉴学派的经济—人口统计史、联邦德国政治社会史、东西欧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文化史等三个新史学的主要流派对旧史学的批判，以及对新史学的探索。最后一章是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学的回顾，也就是作者对当时史学界最新动态的评述。
19世纪兰克史学的兴起，史学成为一门真正完备的、科学化规范化的学科，它的建立既是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又以一种与之相异的面目出现。“历史学处理的是在时间中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历史具有历时性和人文因素，但由于对历史科学化的需要，“受控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使得客观的知识成为了可能”，历史学家同自然科学家一样，相信客观真理的存在，人们可以通过对研究客体（史料）的研究达到对历史真相的理解，这也意味着具有虚构性的文学成分被排除在外，“历史学家的工作蕴含着科学话语与文艺话语、专业历史学家与业余爱好者双方之间的严格区分。”
伊格尔斯此书并非单纯追新逐异，而是以20世纪欧洲史学界出现的新动向作为着眼点，把它放在欧洲近代史学的发展流程中宏观地进行观察。一方面着重论述产生于欧洲的史学新方向对传统史学，特别是唯兰克史学马首是瞻的19世纪史学的陈陈相因的情况，进行了富有远见的批判，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一本讲述“学术研究的传统形式是怎样地被更新颖的历史研究形式所取而代之”[4]的书。同时这种史学新方向的出现并非天外来客，而是与当时二十世纪世界局势乃至各国实际社会背景的变化息息相关的，“自从十九世纪初期国际上就开始作为一种专业规范在运用着的那种历史研究方式，已经是既不符合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政治状况，也不符合现代科学的要求了”[5]，因而史学随之发生了变化，“有关历史的和历史学的观念，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6];另一方面，本书没有孤立地看待这一新动向，没有将这一阶段的史学从整个历史学术的发展史割裂开来，而是将其放在对传统批判继承基础上的展开论述的。虽然20世纪发生的巨大变革不断向历史学提出新的疑问，从而使传统史学张口结舌，疲于应付，但毕竟新史学是在汲取前者的养料的前提下成长起来的，而前者所创立的历史的科学观念以及在方法论上尚有许多至今无法忽视的重要价值，因而作者没有偏颇地看待这一问题，这是他很可贵的一面。作者从历史科学化的论述入手，因为这既是兰克史学之一大历史贡献，又是新史学兴起起因之一。历史学的科学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但也不是到近代才出现于史学家的视野中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就普遍认为，历史在根本方法上与诗歌或小说全然不同，历史学家的任务始终是重现并解释一个真实的过去”，[7]可见，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但促使自身科学性的建立，也给诸如历史学等人文学科进行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参考。历史科学真正意义上的建立，是从兰克史学开始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应把它的诞生与德国19世纪特有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根源相联系。兰克史学能够把历史推向科学的宝座，從而与自然科学各学科并驾齐驱，起源于当时德国的实际政治经济环境，同时它也为维持19世纪德国的政治经济的上层建筑保驾护航。兰克史学以批判其之前的哥廷根学派入手，从而完成了从传统博学多识派史学向科学派史学方向的转变。兰克学派继承其前辈的史料批判方法，但向其中注入“科学”的因素。李幼蒸指出他们“克服史学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这个问题甚至直接关系到历史认识论问题。” [8]兰克学派对前辈学者思想的主观性的批判确实具有一种科学客观的因素，主张在“在用史料构成一种具有连贯性的叙述”[9]，他们还清楚地认识到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哲学的极大差异，后二者注重的是普遍性，而历史强调的是“了解其独特性的、意义深远的人类现象”[10]。
同时，兰克学派思想也有一种唯心主义的倾向，他们强调“史学家必须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重现过去”[11]，他们利用博学家们的文字诠释学，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把某种整体论设想引进了对原始材料的分析”[12]。兰克所设想的阐释学与某些基本哲学密不可分，“历史是‘精神’王国”，“精神以个体化的形式表现自己，历史由个体组成，每一个体都有其内部结构和独有的意义及目的。不仅人们具有个性，——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巨大集合体——国家、民族、文化、人类也具有个性，——‘体现出一种扎根于现实的思想’，——仅仅通过阐释学方法，通过它们在感官世界里的表现加以说明，从而掌握它们。”“但是在感官世界里，事件的意义仅仅部分是可见的，其余部分得由直觉推理和揣测得到补充”[13]。同时，他们为防止历史的细碎化，认为历史存在内部联系。“从单个的个人排列到巨大的集合体、民族、时代、人类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以莱布尼茨的方式，完全和谐的结合起来，在这和谐之中，每一个体都能保持它们各自的完整性。这一和谐并不是静止的，巨大的‘趋势’在历史中发挥作用，使历史具有持续感和方向感。”“埋头于文献考订，以便在这个巨大趋势显现出来时重现把握它们，这就是历史学家的工作。” 历史本体是由若干具有个性的成分结合而成的一个整体，这一整体随着“趋势”的演化而演化[14]。 “‘不能’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力量’下定义并用抽象的词语表述它们，但人们可以看到并观察它们，并且对它们产生一种同情”。他认为单纯从史料出发进行因果的分析无法达到对各个历史个体的本质的认识，而这就需要史学家用主观的同情来达到这种认识。我们似乎可以从其政治哲学中找到影子。兰克“将国家视为‘精神实体’，视为‘上帝的思想’，由不能简化为外部的内部发展原则所控制[15]。”这样，他把客观的资料纳入到主观的阐释当中，注定他的史学是由主观控制下的客观的，所以“科学”二字的含义是“兰克”式的，也决定了兰克史学的叙事性特点。兰克要求对史料进行批判的考察是保证史学科学化的必备条件，但同时这种“科学”的批判也把原本包罗万象的历史过滤成官方档案所关注的政治史，更偏重于外交与军事的内容。
总而言之，兰克史学在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是不应被忽视的。它使科学化历史真正建立，在批判地使用史料、对史学家主观性的认识、政治史的撰写方面仍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反对他的新史学学者从这一学派的思想组织诸方面获益匪浅，就是对今日的学者也有重要的启迪，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抛弃了前辈学者一直以来密切关注的历史研究的多层次性，无视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也是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史学成为了帝王将相的家谱，历史学家成为保守势力的左膀右臂，这无疑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也正基于对这一点的批判，“史学新方向”涌现出来，他们对兰克史学进行批判，锐意革新史学的面貌。
当然这也应放在19世纪向20世纪演变的国际大背景下的进行观察 ，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家提出的疑问大致上仍不脱传统史学的观念，那么下半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史学界出现的这种重新定向更为明显。“这是理论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经验论社会科学与一种相对传统的历史学”之间逐渐接近。不过，新史学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完全取代兰克史学的模式，也许它们只能被描述为一组趋势，其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的主张是有一定相似性的，但由于各国不同的学术渊源，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它们无法用一个较为完备的模式来总结，正如伊格尔斯提出的“没有任何新的‘范例’能够像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初的兰克模式那样得到众多历史学家的认可，尽管后者的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16]。”新史学的各派团体的构成比其他学术或科学团体松散得多，即使用其中影响最大的法国年鉴学派来看，不但三代学者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有诸多不同，就是同一代学者之间的差异也是多种多样的。这样，新史学的学者们呈现给20世纪史学的则是一个绚丽多彩的新气象。从这一角度上来讲，20世纪的史学的确称得上史学发展又一新阶段。
参考文献：
[1]陈海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何兆武等译. 史学理论研究[M].北京，1995（1-4），1996（1-2）.
[3]何兆武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4]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P1）.
[5][6]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P1）.
[7]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华夏出版社，1989（P4）.
[8]李幼蒸.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述评[M].《史学理论，1987（3）.
[9][10][11][12][13][14][15][16]伊格爾斯.欧洲史学新方向[M].华夏出版社，1989（P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