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隋唐至北宋道教“尚简”文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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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隋唐至北宋时期，道教思想不断丰富与发展且呈现了广大的包容性，对文学理论产生了推动作用，尚简文风便是其中之一。自上古时期道家就有尚简的文风传统，而在这一时期道教的尚简文风影响更为广泛，对社会生活、修道成仙、艺术等都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隋唐至北宋;道教思想;尚简
一、隋唐至北宋时期道教思想的发展
从公元589年到1127年，经历了隋朝、唐朝与五代十国、北宋诸朝代。在这五百年间，尽管社会跌宕起伏，但思想文化的发展却是多姿多彩。道教在此时期的发展，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首先，这归结于当时的时代背景。道教在这一时期社会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隋书·经籍志》记载，开皇年间，隋文帝即发布诏书申明“伏膺道化”的理念，而唐高祖李渊更有《先老后释诏》，以为“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这两位皇帝的诏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唐时期“崇道”已经成为基本国策，从而保证了道教组织发展的合法性。”[1]这也为道教理论建构、思想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次，在这个时期，道教思想的发展具有广阔的文化空间。尤其是以贞观君臣为代表的唐代统治者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经济恢复，文化繁荣，儒释道互相融通成为一种主要趋势，在这种环境下是非常有利于道教思想发展的。
最后，道教哲学理论在这一时期有很大的发展，尤其以“重玄”哲学的日益完善为代表。这一时期以老庄哲学为大宗的玄學将本体论、心性论有机联结起来，形成了复归本体、排遣杂念的淳化心性的“否定式”重玄思维理路。不仅如此，还有以李筌为代表的《阴符经》诠释学，以麻衣道者、陈抟为开先的唐宋“周易象数学”，以及道教哲学对修炼方法的促进，例如精神修炼、心性修炼理论的完善。
所以，道教思想在隋唐五代北宋时期这一阶段的发展，“显示了某种开放的特质，具有了广大的包容性，与传统学术中的诸多门类发生了相互渗透”，[1]其中不可忽视的就是道教思想对于这一时期的文人创作、文学理论所具有的独特推动作用。道教与文学理论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建立关系，在隋唐至北宋时期道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这种关系就愈加趋于紧密。同时，“道教的尚简时风也进一步促进了尚简文风的形成，使文学艺术作品等趋向含蓄，更耐人寻味。”[2]
二、溯源：道教思想史中的尚简思想
要想追溯道教尚简文风的思想源头，就要从道教思想渊源“敬天法祖”为轴心的宗教观念和宗教行为谈起。由于上古时期种种局限先民们发明了许多人神沟通形式，其中就有一种为“易占”。这种运用“卦爻象数”来推问事物状况的形式后来由于卦象解释学的兴起，逐步延伸出哲理的内容。《周易》就是把象征符号系统与文字解说系统对应起来的智慧成果。“易简”作为《周易》哲学的重要特点，首先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即以“易简”而得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而“成位乎其中”[3]。其次，《周易》所传达的“易简”之道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最后，《周易》作为群经之首所传达的“易简”之道，与古代哲学、政治学、道教、文学、艺术都产生了密切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时期道教最重要的经书《老子》一书虽然只有五千言，却言简意赅，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等各个方面，老子用“道”来解释宇宙万物，却又说“道可道非常道”.即便如此，此书却被朱元璋称为“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可见此书微言奥旨。战国中期《庄子》一书也多次表达了“尚简”的思想。《庄子·天运》说：“古之至人……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1]除此之外，《庄子》一书中贵意轻言的思想也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庄子·齐物论》说：“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实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感。
东汉时期的道书《太平经》卷98借天师之口：“文多使人眩冥，不若举其一纲，使万目自列而张。故万民扰扰，不若一帝王也;众星亿亿，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群蚑之言，不若国一贤良也;天道广从，无复穷极，不若一元气与天持其命纲也。”[4]这是天师在谈到“真文”“邪文”时说到的一段话。以至于王弼在《周易略例·明缘》里谈到的“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或许也可以看作是“万民扰扰，不若一帝王”思想的延伸。西晋时期道士葛洪甚至专门写了一篇《省烦》来谈到作文尚简的问题。葛洪针对礼制和章句之学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但礼节不应该过于繁琐，他提出对过去的礼制“皆可减省，务令约俭。”
南北朝时期道士顾欢在概括佛、道两教的文章特点时说：“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华而引，道言实而抑，抑则明者独进，引则昧者竞前。佛经繁而显，道经简而幽，幽则妙门难见，显则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5]这说明道教在理论上是以精、简为作文原则的。不仅如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尚简也成为了为人处世重要的准则。
三、道教在唐宋时期的“尚简”思想及影响
到了唐宋，道教更是进一步地提倡尚简文风，其影响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还影响到了修道成仙、政治生活，甚至是艺术领域。
首先，在文学创作上，唐末著名道士杜光庭在青词写作上造诣颇深，被称为“学海千寻，辞林万叶，扶宗立教，海内一人而已。”道教“词文止欲简要”“词章之体，欲实而不文，拙而不工，朴而不华，实而不伪，直而不曲，辩而不繁，弱而不秽，清而不浊，正而不邪，简要而输诚。”杜光庭在谈到青词写作时也非常注重道教的尚简文风，他说：“应青词须用上等青纸，勿令稍有点污穿破。……如启圣后，下文不得过十六句，当直指其事，务在简而不华，实而不芜，切不可眩文瞻饰繁藻，惟质朴为上。”宋代王安石的散文就讲究简洁，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笔力尖锐，文辞简洁，刘熙载评论说：“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打段，是何可贵！”不仅如此，唐宋时期刘禹锡裴延翰苏轼都有自己对于作文尚简的评论，“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工于诗者能之”“窃观仲舅之文……洁简浑圆，劲出橫贯。”由此可见，唐宋时期道教的尚简时风对文人写作讲究以少胜多的标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次，在修道成仙上，司马承祯所著的《天隐子》一书言简语约，其《易简》篇申明“凡学神仙，先知易简”，“易简者，神仙之德也”，也就是“先知易简”是成仙的先决条件。相反，如果神仙之道繁冗复杂，只会“使人执迷，无所归本”。也就是著者所说的“世人学仙反为仙所迷者有矣，学气反为气所病者有矣”;“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开目尽见，无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简。易简者，神仙之谓也”[6]。可见，修道成仙之要义是要懂得“易简”。
再次，在社会生活中，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他是宋朝十八位皇帝中生前死后名声最好的一位，这与他的“自守之道”是密不可分的。宋代道士张乾耀在回答宋仁宗的问题时曾说过：“陛下苟能返古之朴，行以简易，志虑清明，神气完和矣。”宋仁宗在位期间也一直都是坚守“自守之道”，并且“行以简易”。
最后，道教的“尚简”主张还影响到了艺术领域。北宋时期苏轼就非常赞赏钟繇、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说：“丹阳易简而理通”“思简而易从，便足以操守成业。”而王羲之的杂帖文大多篇幅不长，言简意赅，笔走龙蛇，一挥而就。苏轼就赞美其书法是“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
四、有关道教尚简文风引发的思考
笔者认为，道教的尚简文风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思考。尚简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一种文风，还应该成为一种价值取向，一种为人行事的态度，甚至是一种我们今日应当秉持的养生观。
首先，尚简是一种价值取向。“随着现代性工程在各个层面上的展开，一百多年中国也由原来的精英文化、国家意识文化、民间文化的三分天下，演化为精英文化、国家意识文化、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的四分天下。”[7]换言之，今日的中国文化始终充溢着各种各样的挑战。鉴于此种现象，笔者认为，要在当今文化的众多丰富性中寻简。
其次，尚简也是一种为人行事的态度。一是统治者治国理政须执其纲要，握其枢纽，懂得君简臣繁。二是我们在为人处世上，更要懂得简易行止，恬淡简约。三是我们在做事方面，更要懂得化繁为简，以简易的方式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后，尚简是一种养生观。在今天这样繁杂的社会，笔者认为，老子倡导的静神养生观——“少私寡欲”“去利存性”，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心境。须知净化心灵首先得去除庞杂，才能简易求真，这才是今日该持有的养生观。
参考文献：
[1]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张松辉.魏晋六朝道教与文论二题[J].中国文学研究，1995（2）.
[3]叶友琛.“易简”之道探微——论《易传》所揭示的《周易》哲学之重要特征[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4]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顾歡.夷夏论南史卷65隐逸传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成守勇.易简而法门存——《天隐子》今读[J].中国道教，2004（3）.
[7]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D].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