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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特征

    时间:2021-05-05 07:54:2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中国古代史学内涵深厚,它在三千年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魅力,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宝藏。同样的,西方史学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植根于不同土壤下的史学,又带有怎样不同的色彩。本文通过从中西方史学的对比中浅显的谈一下中国史学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中国史學;西方史学;特征

    伴随着人类的产生,人类社会的历史应运而生,而史学的产生则跟文字密切相关,不同的地域和政治孕育了不同的文明,在不同文明的指导下撰述历史的方法也就不尽相同。在世界史学发展的长河中,有两支巨流,一为中国史学,一为西方史学。除此之外,其他史学也有自己的特点,但无法同中西方史学分庭抗礼。中西方史学的发展是动态的,这里就其整体而言探讨主要特征。

    一.“王者之学”和“私学”

    完善的制度化的官方史学是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最重要的区别。中国古代史学的起源是很早的,它的萌芽源自官方的记史制度。《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必举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1]可以看出中国从很早就就开始记录王朝正史,此后官方修史和私人著史一直沿袭,特别是官修史书。中国古代,官方始终予以史学足够的重视,以致于后来朝廷不断增强对史学的监控,并使史学为王朝服务。早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就有意识的加强对史书修纂的控制,汉武帝时期司马迁的《史记》也与汉武帝的支持密切相关。到了东汉时期,王朝垄断了修书,班固私下编纂了史书就受到了统治者的严惩。魏明帝时期,朝廷又设置新的官员来专门的修纂史书:著作郎。到了唐朝则更加的完善,并设立了史馆,使王家将史学牢牢的掌控,朝廷编纂历史成为制度。此后王朝政局分裂乃至统一,修史活动却并未停止,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朝廷编史制度沿袭下来。正是由于封建王朝的重视,促进了史学编纂的逐步发展,官方史学和私学协同发展推动史学长盛不衰。

    相比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在发展过程中较少的受到统治者的控制,更多的是神话色彩和口头叙述,没有严密的制度做支撑。古希腊的神话史诗《荷马史诗》就是覆盖在神话传说的层层纱幕之下的。到了赫西俄德的诗作《工作与时日》,通过文学渲染出古希腊对历史认识的萌芽。公元6世纪后创立了历史编纂学,但更侧重哲学,政治学的研究,在历史方面略逊一筹。包括后来的基督神学控制下的中世纪也未推崇历史到很高的地步,凡此种种皆可以看出没有一套严格完整的像中国官修史书的制度,多以私人著述为主,官方没有过多的干预。这种状况使得历史的撰述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因而一度时期在西方沉寂。正是这种无监管的自由式的发展,使西方的历史学家直抒胸臆,用历史来阐释他们对社会,对政治的理想,推动史学进入新阶段。

    二.“直书、实录”和“求真、探索”

    中国古代历史的记述要早于希腊,主张依据事实来“直书”,从“君必举书”到“不虚美,不隐恶”,都主张以实录的方式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通过查阅历史来找寻治国良策,所以后世的历史典籍中实录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如何更好的做到实录,就要求史学家坚持直书的原则。在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严密控制的官方史学制度下,直书可能会与统治阶级的意愿相背离,即便面对种种挑战与威胁,大部分史学家仍然能够做到秉笔直书,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传统。刘知己在《史通》里有专门的一篇《直书》,他说史家要“仗义直书,不避强御”。当然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是所有史家都能秉笔直书的,部分史家为了迎合统治阶级而歪曲事实,但这并不是主流,即使历史在当时的状态下被歪曲,后世史家也会竭尽所能的还原真相,这就是中国史学所带给我们的真实。

    西方也很重视还原历史的真实性,但双方真实的内涵不同。西方追求立意上的真,更重视的是历史的内在的规律和特征。作为个西方古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虽然有许多历史仍然有虚构成分,但对于以前的史学家来说已经实现了很大的进步,到了修昔底德更是被称作“求真的人”,他的一个论断使后人钦佩:我不相信任何的道听途说,只相信亲眼所见,或者亲耳所听并亲自考订。同时他是西方历史学中的人第一个提出了史料批判的方法,要求进行严格的考订和辨伪并且探索历史表象后面的原因。凡此种种,说明西方历史追求的是通过不断的探究而找到最终的真相,这与古希腊语中“历史”的真正含义相一致,为后来的历史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历史编纂形式的多样性与单一性

    纵观古代历史史籍,卷帙浩繁,体例众多。史书有多种体裁、多种形式,从不同角度、方面适应社会的不同功能。各种体例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来弥补旧体例的不足。中国史书体裁丰富多彩,在全世界的史学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每一种体裁都有不少的代表性著作。有《春秋》、《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史书;有包含了历代正史的纪传体史书,更有历朝纪事本末体;除此之外还有典制体、学案、评论体史书、笔记体史书、史注等等,这些体裁互相补充、互为依托,反映了中国史学的全貌。

    纵观西方古代史学,叙述体是主要的叙述方式,从希罗多德创立叙述体之后,这种撰述历史的方式被后世各个史家所沿用,成为西方历史的主干体裁。这种叙述方式融合了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再加上“演说辞”,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后来又出现了年纪和编年史,但仅仅运用在很小部分的创作中,所以西方史学记载比较单一。

    四.文献资料和口头撰述的演讲辞

    中国记事的历史,早在商周时代已经初步出现。中国史学重视文献,历史资料浩繁,单单说典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就有10254种,关于史学类就占据了五分之一以上。西方史学家浦朗穆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以朝代与朝代相接,而积有大量历史档案,其浩繁与西欧的历史资料相埒” [2]。可见中国人从古到今都很重视文献的记载和积累。

    反观西方的史学,渊源于古希腊,在希腊殖民地艾奥尼亚出现了一些散文记事家和民间艺人,他们将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用手弹竖琴等各种方式传唱,这就是史学的雏形。公元前七世纪,西方人政治经验丰富时仍未记录历史,仅仅依靠史诗来提供,这给后世的史家带来了难题,只能写口头记录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再到波力比阿斯都认为直接观察和目击者的口头语言比文字更可信,因而他们写出来的历史多为亲身经历的近现代史。以至于后来的史学家仍然沿袭了这种传统,主要是通过口头传说资料完成著述。所以相比中国而言古代文献资料就相对较少,且不具有连续性。并且西方史学家撰述历史,多为辞振奋人心的演说辞,文学色彩强烈,有时候为了博取读者的好奇心理,竟不惜将道听途说的内容也放入史书中,这是与中国传统史学所不一样的。

    五.经世、垂训和记载功勋

    中国在很早时期就有很强烈的历史意识,重视历史的态度显露在各个典籍中。中国是擅于书写历史的民族,也是留恋过去的民族,总是希望恢复过去的面貌,孔子一直倡导“周礼”,这可以说就是一种崇尚过去的表现,正是这种观念促使了史学的产生。在这些理念的指导下,根据历史作鉴戒就贯穿在整个古代。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一般来说,都有“未尝言事而言理”得传统,重视社会实际,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后又逐渐发展成经世致用,后来经世致用又被赋予了很多的新功能:垂训、惩治、劝导、教化等等。司马光编纂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之所以比较受统治者青睐,就是因为经世作用明显。发展到明清时代,史学的经世作用更加明确,虽然这一时期考据学盛行,但经世仍然被仁人志士提及和倡导。因此这些重视人事、重视经世致用的社会性的历史意识最后作用于现实生活,指导人们的实践。

    古代西方的历史意识是很淡薄的,不重视历史的功能,虽然也有一定的经世和垂训作用,但更多得是记载伟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功勋,到了中世纪,成为神学的附庸后,仅仅是为神学服务,把人事都归结在上帝那里,则离现实更是相去甚远了。

    六.记载的连续性和间断性、内容的全面和单一

    除了上述的一些特征,中西方史学还有许多的区别,比如古代史学记载和撰述的连续性,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全面丰富的特点,这些都是基于官方史学制度性和组织性所衍生下来的,文献资料的保存使得史学绵延不断的记载,这些特征相互依托,形成中国古代史学特征。同样的,由于西方资料的选取重视口述,大多是史学家亲耳所聞、实地考察和对目击者的采访,不可避免的缩小了时间和空间的范围,仅能撰写为近现代史,且大部分后继无人,无法长期而连续的记载事情。也没有专门的有组织的制度做保证,使得史学延续性、跨度较差多,且内容相对较为单一。

    结语

    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历史基本特征的论述,它显示了我国古代史学的魅力。梁启超学者曾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但史学发展到后来不断讲僵化,且不注重探究事物之间的规律和因果联系,多为简单的记载,传统史学逐渐衰落。而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主义观念兴起,近代史学开始发展兴盛。19世纪末,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势力侵入中国,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化的渗透,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史学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创新史学发展,仅仅依靠采用和模仿西方史学方法开始了中国史学近代的发展之路。甚至一度时期,中国的传统史学被彻底否定。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应该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传统史学,辩证的发展才适合当今的发展趋势。后来,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继进入中国,中国史学又开启了新的春天,那就是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总结和吸收中国古代的优良传统,中国近代的精髓,同时借鉴外国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在中国史学的土壤中承载更有鲜活力的史学,将中国的史学推向新的阶段是广大史学工作者未来所要努力地方向。

    注释:

    [1] 班固撰.《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参考文献

    [1]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张广智:《西方史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杨豫:《西方史学史研究导引》,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乔志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5]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作者简介

    韦丽(1992-),女,汉族,山西省左云县,研究生,中国史专门史。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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