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人间,,聚焦健康
时间：2021-05-05 07:56: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相对于发展成熟而多元化的西方医史，中国医史或医疗社会史在中国史学范围里的‘妥当性’似乎仍受到置疑。近年来我经常被问到我为何仍在做医疗史，为何不回去做传统的社会史。言下之意，医疗史在中国史里是有点偏门、有点不入流，甚至乏味，所以浅尝其中滋味即可，不宜久留。”[1] （p.3）
梁其姿教授在其新著中的这段告白，确乎道出了目前从事医疗史这一国内尚算不上主流史学研究的研究者的心声。本世纪以来，这一研究在不断兴起的同时，似乎也遭受到正当性的质疑。一方面，在众多从事主流史学的研究者看来，医疗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虽然也可以研究，但终究不过是无关宏旨的“芝麻”。另一方面，医疗史作为“新史学”的一分子，在展现新意，推动研究领域的拓展、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等方面，似乎亦未能尽如人意。而且，随着“新”意的日渐褪去，因“新”而受关注的“红利”的不断消却，这一尚未成长起来的研究如何在中国史学界取得更进一步发展，显然已成为当下一个亟须面对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国际史学发展的趋向出发，立足国内的实际情形，对这一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出自己的思考。
本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的医疗史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近十年来，基本上每年都至少有两部以上这方面的著作问世，相关的论文亦不时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清史研究》等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上。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以及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日渐密切，医疗史研究正日益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关注和投入。国内一些颇具影响的学者在总结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时，也往往将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兴起视为新世纪中国社会史乃至中国史研究引人注目的重要成绩，而且还将其视为未来史学发展“潜力股”。比如常建华在较近的社会史研究回顾中认为：“融合疾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医疗社会史属于新的学术领域，虽然起步晚研究者少，但研究起点很高，学术成果引人注目。”[2] （pp.389～390）王先明在评述近年来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史时指出：“社会史新方向的拓展。……其二是医疗社会史。这也是‘新史学’向纵深发展而产生的一门社会史分支学科。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令人关注，……这些论题的问题意识十分强烈，而且提示着近代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群体和发展方向的生成。”[3]不仅如此，国内的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机构和团体，也对此给予了肯定。比如，在1999—2011年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比中，共评出历史学的优秀博士论文34篇，其中就有两篇这一领域的论文①。2005年，《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六卷《〈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其中有“社会史”卷，该卷共收录26篇论文，而医疗社会史的论文就有3篇②。这些似乎有理由让我们对其后续的发展抱有一定程度的乐观。
目前虽然国内的医疗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若整体来看，就像本文开头说指出的那样，情形似乎并不令人满意，这一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都还十分薄弱，尤其是与国际学术界的情况相比，更是如此③。在西方，由于现代医学在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方的医学史研究本来有相当深厚的基础。而到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降，随着学术思潮不断演进，医疗史的研究不断经历重要的转变，其中新文化史和医学人类学则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新文化史是西方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逐渐兴起的一个新的史学方向或流派，这一研究不再热衷于结构（更遑论规律了）、真实的存在和因果关系这些以往历史学重点关注的问题，而特别强调历史现象的建构性与意义的破解和诠释，该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林·亨特在其主编的那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文化史》中谈到：“文化史是一门诠释的科学，其目的在于‘含义——当时人铭刻下的含义’。于是文化史中心任务是破解含义，而不是因果解释，就像吉尔兹将破解含义认作文化人类学的中心任务一样。”[4] （p.11）他们希望通过对以往宏大叙事的批评和解构，将人尤其是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和体验呈现于历史的叙事之中。这就像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达恩顿所说的那样：“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挖掘出事件背后我们的前人所经历和体验的人类生存状况……不管什么标签，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不是去徒劳地寻找对这一伟大哲学之谜的终极答案，而是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寻和了解前人对此问题的答案。”[5] （pp.6～7）为此，他们借用人类学的深描法和后现代的叙事理论，力图通过细节的刻画和历史叙事来重现文化现象及其意义④。新文化史研究者关注的主题各式各样，使用的方法也各有不同，但似乎都对“权力”特别敏感，这正如姜进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新文化史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目标的话，那也许就是通过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调查去研究话语、仪式、再现（representation）中的权力运作的机制、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以及所达到的成效，从而揭示权力是如何通过控制知识的生产来展开博弈的。”[4] （p.7）显然，新文化史希望通过对文化自主性的强调及对意义破解和阐释的重视，来凸显历史上“人”的多彩性和个别性，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并进而揭示和反省历史与当下社会中的“现代性”。由于医学是直接处理人的身体异常（包括病变和感觉）的科学和技艺，所以很容易成为社会建构主义与新文化史研究者关注和实践的领域⑤，与此同时，一些医学人类学家以自己深入的研究令人信服地展现了现代医学中的疾病与医疗所包含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让人们充分地认识到，疾病并不只是可以科学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病人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医学若只是仅仅关注疾病（disease），而对病痛（illness）视之漠然，那就并不能真正消弭人类的苦痛。无论是疾病还是医疗，都深深地具有文化的意义①。这些论述很容易进一步打动和吸引那些受到新史学思潮影响的历史研究者从疾病和医疗入手来展开新文化史的探索，再加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文化转向的影响，于是，以技术和医家为中心的传统医学史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医学史的研究日益关注疾病体验、身体感觉、医患关系以及非精英医疗者等，渐以意义为中心。在新近西方编纂的一部总结探讨医学史理论与方法的论文集中，虽然编者极力倡导医学史研究的多元主义，反对对传统医学史的过度批评，但从前言、编排体例以及一些选编的论文中，还是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这种转向的不可逆转②。显然，医疗史研究在西方已成为新文化史研究中非常活跃的领域。受这一趋向的影响，近年来，在西方中国医疗史界，也出现一些具有新文化史色彩的研究论著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