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年风雨共经历

开拓文化史

一九八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学术界萌发“文化研究热”，朱先生的著述渐渐增多。一批卓有见识的中年学者率先摆脱用“阶级斗争”解释历史的“唯物史观”窠臼，想到的另一个解释体系首先就是“文化模式”，于是“文化史”研究应运而生。“文革”以后，全国只有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挂着“半块文化史的招牌”（庞朴先生语），这批学者常来上海活动，复旦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全国学术界提倡“文化史研究”的策源地。朱先生和《历史研究》主编庞朴先生等人一起筹划“文化史研究”，开始并不热，目标不过是编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超过一九三。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的同名丛书就好。“文化史研究热”，演为“文化研究热”，再演为“文化热”，都是以后的事情。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旬，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复旦大学第九宿舍的招待所里住了周一良、李学勤、马雍、严绍璗、刘家和、张琢、严敦杰、冯世则、宁可、金维诺、谢辰生、史树青、刘泽华、朱杰勤等先生；上海的王元化、顾廷龙、唐振常、胡道静、沈之瑜、罗竹风、陈旭麓、叶亚廉、黄裳、施宣圆、丁凤麟等先生也前来复旦参会；还有本校的周谷城、蔡尚思、杨宽、章培恒、李龙牧、王华良等先生，也在会议期间出席。这次座谈会上，决定组织相关学者，分头撰写一批“水平较高的‘中国文化史’专著”，出版一套新的“中国文化史丛书”。朱维铮先生和庞朴先生实际主持了这次会议，记得李学勤、宁可、金维诺、刘泽华等先生到老教学楼一一0三阶梯教室的演讲，都是朱、庞两位先生陪同和介绍的。

“文革”刚过，各校经费都很拮据，很少开会。复旦的座谈会很有影响，全国的学者纷纷响应，都觉得搞“文化史”是找对了方向。一九八四年，朱、庞两先生开始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不少作者跃跃欲试，上海人民出版社请缨出版。情景可见于本丛书的《编者献辞》。丛书的编辑委员会，主编是周谷城，编委依姓氏笔画为序，有王尧、叶亚廉、刘再复、刘志琴、刘泽华、朱维铮、纪树立、李学勤、李致中、张磊、张广达、金冲及、金维诺、庞朴、姜义华、陶阳。其中朱维铮、庞朴是“常务联系人”，主持编辑工作。按计划在“五年内先刊行五十种……十年刊行一百种”。按分工，庞先生在北京组稿，朱老师在上海组稿，复旦历史系毕业生王有为担任编辑。丛书稿件都汇集到上海，由朱老师校订刊发。那一时期的学生们，还有上海和各地到朱老师家里谈话聊天的学者们，都会看到第五宿舍三十四号朱寓（即后来朱老师自题的“破壁楼”）地板上堆满了稿件。一九四九年以后第一套文化史研究著作，即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化史丛书”，都是在这里发稿的。

为了给“中国文化史丛书”发现作者，辟建课题，积累篇章，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轮流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集刊的顾问由双方各自邀请，上海方面请了周谷城、顾廷龙、谭其骧、蔡尚思，都是老学者；北京方面则请了于光远、刘大年、李新、胡绳、梅益、黎澍。集刊的编委有丁守和（主编）、方行（主编）、王学庄、刘志琴、朱维铮、汤纲、李华兴、耿云志、姜义华、黄沫，都来自沪、京两个单位内部，集刊的单、双辑分由上海和北京方面轮流编辑。方行先生曾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文管会副主任，兼复旦教授，正式给我们上课。丁守和先生则是近史所的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主任，《近代史研究》主编。朱老师和近史所方面的黄沫为集刊的常务编委。北京方面组稿完成后，仍由朱老师校看，签发后交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一些论文和资料都很有价值，刚刚出版，就看得出是同类刊物中办得最好的一种。钱君訇设计，顾廷龙题名，既有观点鲜明的新作，又有章太炎的轶文，翻看起来非常舒服。其中一些“文化史”研究的论文，开了当时的风气，对“拨乱反正”的学风建设有益。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和文化史”研究，卢云的“文化地理”研究，王子今的古代史研究，谢选骏的神话研究，最早都在集刊发表。当年的经济条件下，每年一集，支付稿费、印刷、发行等成本，对已经开始追求“经济效益”的出版社来讲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另一方面，因为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学者们的“文化研究热”转变为社会上的“文化运动热”，“文化”成为热门话题。一九八八年前后，北京、上海的“文化热”，开始参与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带走了很多人，学界陡然乏人写稿。其间朱老师又去多伦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访问，时间还不短。《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在众多的困局中，出到第五期就终止了。此后，复旦大学出版社曾经几次和朱老师商议恢复编辑，因为种种原因，最后还是没有复刊。

一套丛书、一本集刊之外，复旦大学的两次会议也对全国范围内的“文化研究热”有影响。一九八六年一月在上海龙柏饭店举办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和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在复旦大学本部举办的以“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气氛。前者是在热烈、开放，各种不同观念的争辩气氛中进行，与会学者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气息。原先答应与会的美国费正清、法国谢和耐、德国鲍吾刚等先生最终没有前来，但美国魏斐德、杜维明、成中英、陈锦江，德国庞纬、傅敏怡，加拿大秦家懿，日本大庭修和苏联齐赫文斯基教授，都从各国汉学界带来了不同观点，激烈碰撞。还有，文化史研究一开始就和海外“汉学”联络，这也是一九八。年代的复旦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开创。

外界所称复旦思想文化史研究“三驾马车”之外，与会学者中的王元化、庞朴、汤一介、李学勤、张广达、李泽厚、萧萐父、金冲及、来新夏、刘泽华、孙长江、冯天瑜、陈旭麓、包遵信、金观涛、林岗、黄万盛等先生，都是思想活跃，富有创见、激情和才华的中青年学者。以后的很多年中，不断遇见这些当年学者。回忆起来，大家都认为像这次会议这么认真、热烈、全面地讨论中国文化研究之盛况是空前绝后的。从朱老师拟定的本次会议论文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的《编者说明》中，可以看到这确实是“近几年蓬勃展开的中国文化研究的一步坚实脚印”。

相比来看，“第二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是在凛冽的严冬气氛中艰难度过的。本次会议原定一九八八年秋天举行，谢希德校长决定动用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的资金全力支持。然而，当年秋天一时拖延，次年学术界的环境变得异常恶劣，很难凑齐一个稍好些的会议阵容。再次负责筹办会议的朱老师，打了退堂鼓想不办。但是，谢校长坚忍不拔地要开这次会议，说越是没有人敢开会，复旦越是要开会，还要开国际大会。谢校长点名让“小朱”到校长办公室来，坐着打国际长途，一个个地恳请海外学者来参加，并保证开一个纯学术会议。于是，朱老师和章培恒、潘富恩、陈允吉等先生一起，将这次会议的主题定为“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克服困难，勉力举办。在大多数国外学者拒绝来华旅行的情况下，美国学者杜维明、司徒琳、陶慕廉、罗思文，德国学者郎宓榭，香港学者马丁、艾林森参加了本次研讨会。这次会议是当年下半年举行的少数文科类学术活动，更不用说还是一次国际会议，其意义正在于此。用这样的方式坚守“中国文化史”研究，继续学术生活，其中的艰难、曲折和隐衷是需要告诉后人的。重读朱老师写的（《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编者说明》，或许能够明白那一特定时期学者们的处境。

收在朱老师序跋集中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编者献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稿约》、《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编者说明》、《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编者说明》，可以印证他和他的同道、同事们在恢复和开拓“文化史研究”中的印迹。在以上这一系列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开拓者的名单中，我们能够看到作为“当代史”的中国文化研究本身含着的厚重历史。如今，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热潮的这段历史已经被人们翻过，乃至于有意无意地遗忘。然而，朱老师的这些序跋，至少可以为一九八。年代激荡的中国学术史留下一张存根。

继承经学史

“文革”刚结束，朱老师受周予同先生本人的委托，编辑《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一九二六年，周先生发表《经今古文学》，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经学史”，是国内坚持最久、成果最多的经学史家。一九五九年起，周先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课程中开设“中国经学史”。经学史研究被目前的学术界炒作得发烫、发焦，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前却是一块“冷猪头肉”（周予同语）。无论如何，经学曾经是儒者用来论证儒教思想合理性、合法性的学问。“四书”是宋、元、明、清科举制时代的教科书，“五经”的地位也类同教学参考书，“十三经”是儒家的根本学问。近代“废科举”和“新文化”运动以后，经学被视为“孔家店”的供奉，如同牛、羊、猪“三牲”一般，是一种祭祀品。吴稚晖不无过激地说，把线装书都“扔到茅坑里去”。大约是针对这一类话，周先生的回答是：“经是可以研究的……好像医学者检查粪便，化学者化验尿素一样……”（《僵尸的出祟：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1926）

一九二。年代中国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中间对经学有保守、批判和研究三种基本态度。老一代抱残守缺，尚在把玩和留恋之中；中一代则想尽快“中西兼修”，补充一点新东西；青年一代中的大部分人则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倾力于“新学”，排拒旧学，尤其抵制儒家经学。周予同先生是“五四”中人，他去过当天的天安门广场，参与了那次“火烧赵家楼”，他也一直反对在大、中、小学校强制“读经”。周先生的政治态度肯定是进步主义，而不是保守主义，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周先生的经学史研究，一开始强调的并非主观的“批判”，而是客观的“研究”。事实上，周先生就是不满意以批判代替研究的风气，才说出“经学是可以研究的”这样的话。当代的尊经者们有说周先生、朱老师的经学史研究是批判的，因而并不是“尊孔”的，这个当然是对的。但是，更正确的说法是：周先生、朱老师的经学史秉承的是客观的学术研究精神，而不是主观的喜好和厌恶，绝非仅仅是“批判”。周先生主张客观研究的经学史态度，在一九六0年代的反传统气氛中更加突出了。批孔气氛中，中国大陆各大学、研究院的文、史、哲学者中，只有范文澜、蒙文通承认自己还在做经学史研究。三位经学史学者中，范文澜一味批判，蒙文通偏于传统，周先生则是综合了古今中外的经学研究成果，较好地融入了科学的方法，将这门古老学问带入现代，保存于大学。

整理、出版周先生的“中国经学史”，将之作为复旦大学的一个学术传统继承下来，在一九八0年代是一件悖时、冷僻、不讨好的事情。当时脍炙人口的是“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博弈论），大家忙着用“超稳定结构”模式来分析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经学史”与之相比尤其不时髦。然而，历次运动的时髦当中，复旦大学总还有一些人在坚守传统学术。一九八二年，复旦恢复了经学史教学，周先生的研究生许道勋老师给本科生授课。一九八三年秋天，朱老师给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生上“中国学术史名著选读”，又把初版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送给我们。本科和研究生的笔记，朱老师编的经学史选集，还有周先生注释的皮锡瑞《经学历史》（1959），加上以后陆续影印和重版的马宗霍、本田成之、范文澜、蒙文通等人的著作，我们这一批学生得以接触“经学史”。

一九三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卷入了很多重大问题的争论。论战之中，学者常常把自身弄得很空洞，似是而非，难以说通。周先生以及朱老师等主张用“经学史”来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学者，与一般的论战学者很不相同，并不“海派”。“经学史”当然对认识中国文化有作用，但它的作用不是借来主观发挥，而是提供客观的解释。“经学史”不同于“经学”，它不是为了发挥义理，“六经注我”地去读经。为了读懂中国文化，经学史学者借用了“我注六经”的方式去理解经典，最终却是为了解释历史，这在方法论上也有点像章学诚讲的“六经皆史”。两种方法各有千秋，也难以互相说服。朱老师要求搞思想史的人，先要搞清楚历史事实，不要一上来就满口义理，云里雾里。还有，学者不但要鸟瞰中国文化的宏观走向，更要说明在重大转折关头的关键细节。无论如何，“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周先生等学者为“经学史”奠定了基本方法。这种方法，绝不是当年“批孔派”的基调，用今天的话说是“知儒派”。一九八。年代，朱老师用这样的严谨治学态度，来答复当时京中一些学者针对复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海派”之讥。

如果我们把“经学史”与“经学”区别开来，那周先生一辈学者就是经学史的开拓者，朱老师这一辈则是经学史的继承和发展者。如此，清末民初的学者们如王闽运、廖平、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就是世所称呼的“经学殿军”人物了。朱老师指出：“周予同先生已再三指出，经学已经死亡，经学史的研究却必须开始。”（《周予同<群经通论>编校说明》，2007）说的就是“经学”与“经学史”的区别。朱老师刚去世时，不明内里的媒体人称道他是“最后的经学家”，用心是想赞美，实在却是曲解了周先生、朱老师关于“经学史”的原意。经学史可以帮助理解经学，理解经学当然也可以帮助理解中国的思想文化，但它并不提倡读经，与时下一些人的主张很是不同。

按现代学术的习惯，不同观点的学者谈论理想、价值、概念，首先会寻找一些大致接近的事实基础，然后讨论异同。无论是否提倡读经，都要尊重事实，这是讨论问题的基础。例如，目睹一九。五年之后科举、书院、国子监、翰林、孔庙等制度一一崩溃，先不论各自对于儒学当代价值的然否态度，大家都会同意周先生的判断——“经学已经死亡”。周先生把民初残留的读经主张称之为“僵尸出祟”。同时，海外新儒家学者则是基于同样的事实，哀叹儒家思想已经沦为魂不附体的“游魂”。态度和价值观允有不同，但在事实、逻辑乃至修辞上都是具有共识的。周先生的经学史观点与熊十力、冯友兰的儒家道统思想不同，他在课堂上说孔子私生子的故事。但是，周先生与熊十力先生在上海过从甚密，谈的就是经学和儒家。王元化先生与熊先生是同乡，并有患难之交，是这层关系的见证人，他好几次在衡山宾馆寓所谈过这件事情。朱老师是周先生一方的知情者，他在《群经通论·编校说明》中提到：“当代新儒家的真正宗师熊十力，晚年在上海与周先生成为道不同而往来频密的诤友”，正是“和而不同”的学者风范。

一九九0年代“经学”热潮起来之后，周先生和朱老师的经学史著述愈受关注。朱老师为周先生的经学史编了很多种书。一九八三年的初版之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一九九六年再版增订，都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版权。后来上人社的编辑重印不力，朱老师曾考虑将本书版权撤回，交给复旦大学出版社，也算是让周先生的学问返校。此时，新任领导王为松总编辑嗅到阅读市场的气息，他请王元化先生打招呼，又让我与朱老师商议，在二00七年果断重印了《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同时，还拆分本书为四种单行本，作为普及本出版，于是周先生的经学史著作为更多读者知晓。由此，朱老师为编辑周予同先生经学史所写的序跋类文字，有如下各篇：《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编者说明》（1981）、《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后记》（1981）、《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前言》（1996）、《周予同：经学和经学史·编校说明》（2007）、《周予同：孔子、孔圣和朱熹·编校说明》（2007）、《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编校说明》（2007）和《周予同：群经通论·编校说明》（2007）。从这些序跋文字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周先生、朱老师对于“经学史”的认真态度，也可以体会到朱老师对于周先生学问的负责精神。

朱老师的经学史著述，自己整理刊印为《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文革”结束后，“中国经学史”课程由周先生的研究生许道勋老师开设，我们那几届的学生上了他的课。许老师去世后，朱老师觉得更有责任写一部系统的《中国经学史》。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京、沪三联书店编辑们的催促之下，几度展稿，数次讲授。《中国经学史》的拖延一方面因为太忙，另一方面也是想把基础打得更加扎实。为此朱老师接受了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钱伯城先生的邀请，出任《传世藏书》“经库·经学史”的主编。一九九。年代初期，政府并不举办“文化工程”，更无“软实力”的说法。《传世藏书》调动民间财力，整理出版儒家古籍，数百万的投资，算是大项目，但有些做法大家很有保留。朱老师犹豫再三后还是答应了，他希望借此机会把经学史的基本书目建立起来，再指导一批博士、硕士生做出扎实研究，《中国经学史》就可以大展宏图。

在《传世藏书·经库·经学史》中，朱老师选择了二十一种著述作为“经学史”研究的代表作，书目可见于《中国经学史十讲》所附“中国经学史选读文献提要”。孔、曾、孟、荀等早期儒家著作，所谓“五经”及“诸子”，没有列入“经学史”研究书目。同理，从经汉学到经宋学，再到经清学，两千年中形成的“十三经注疏”也属于“经学”本身，列在“经类”。朱老师以为：经类著作“应属历代统治者的直接陈述，不选人（经学史）本类不等于否定其历史地位”。另外，研究经学史也不等于不需要研究经学。按朱老师的设计，当代经学史应该首先研究那些“学与术两方面具有承前启后或推陈出新的实际效应的著述”。故此，他把汉初经师伏胜的《尚书大传》列在开端，把清学殿军章炳麟的《国故论衡》放在最后。二十一种著述当然不能囊括“经学史”研究的所有书目，这份书目是朱老师对待经学史的大致框架。

把“经学”与“经学史”区分开来是周先生的意见，他在《经、经学、经学史》（1961）中解释了这个主张。按周先生的区分，要对“经学”作“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处理，将其作为“批判和继承的我国的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经学史”就是这样一种新学问，它提倡客观的研究方法，与是否尊孔、尊经的主观态度没有关系。周先生在课堂上讲叔梁纥和颜氏女野合生孔子的故事，朱老师在《孔子思想体系》中考证孔子是“私生子”，都不代表他们是在蔑视孔子、嘲笑“圣人”。“实事求是”地讲经学历史，这是清代儒者早已经做到的事情，为什么现代儒家却要敏感如此，讳言如此？事实上，周先生、朱老师无意“辱圣”。周先生一九六二年在曲阜召开孔子会议的时候，和冯友兰等人一起在孔陵行鞠躬礼，“文革”中还因此被拉出来批斗。朱老师至去世时，一直还是孔子基金会的理事，并没有辞职，只是对当时当地的“尊孔”者不能容纳“经学史”的观点有看法而已。继周先生辨析“经今古文学”的不同传统之后，朱老师进一步理清“经汉学”、“经宋学”和“经清学”之间的分别。朱老师乐于研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重大事件，考证其中错综复杂的人事政情。基于这些考证，朱老师认为中国文化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儒学思想的重大转折都伴随着经学运动中的“学随术变”。

交谊海外。提携后进

一九八六年，朱老师开始给朋友、学生们的著述写序。他为我们几个人的翻译作品《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写的“代序”，是这里的第一篇序文。“文化热”中间，上海人民出版社新成立文化编辑室，张志国主任策划了一套“文化新视野丛书”。当时我们在课余读着一本是加州大学人类学家Philip Bagby的著作，自荐后纳入出版计划。我约了同学夏克、陈江岚翻译好了以后，又请朱老师的老朋友纪树立先生校看了一遍，也请序于他。朱老师的慷慨答应，尽力帮忙，令我们很是感激。张志国稍晚筹划了一套“思想者文丛”，邀请朱老师加入为第一本著作。朱老师爽快地赶了出来，成为反响很大的《走出中世纪》。作为知情人，这里要附带感谢一下张志国、倪为国两位朋友的厚谊。即使在一九八0年代的“文化热”中，出版文化著作也是叫好不叫座的事情。张志国果敢，拍定了选题。编辑倪为国则拉来一些赚钱的会计、管理、经济类书籍，充实了文化室的出版实力。上人社的文化编辑室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亮点之一，“思想者文丛”中还有一本刘某某的《与李泽厚对话》，因挑战权威获得关注。

朱老师以行文严谨出名，写序也绝无应酬之作。朱老师当“博导”很晚，一九九四年才用自己的名字上目录公开招生。毕业后的博士生将论文出版为专著，他会应允写一篇序言推荐，我和廖梅、高唏、邓志峰、张有智、刘海滨的著作，因此都冠有了本师之序。朱老师写序的认真态度，就像他写论文和指导学生一样，大部分的篇章都在讨论问题。一九九八年，我的博士论文《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出版，朱老师的序言并无一句虚言，也没有客套的祝贺，他说：“作序似应就书论书，多多美言，但我想对于这部书来说，如此循例，既无必要，也无帮助。凡是关注三百多年前中西文化交流和基督教在华传播等真实历史的人，只消一瞥本书目录和附录，便不可能不想置诸案头。我以为就本书讨论的历史过程而言，略述我的若干想法与积疑，或许对于李天纲继续深入地研究相应课题，不无参考作用。”忽略朱老师对本书的推荐不论，他的严谨态度无疑应该作为序跋文风的一种准则，即：不赘言，不夸饰，不炒作，实事求是，只谈问题本身，哪怕是自己的学生。只可惜当今文人间的批评文字，十之八九并不如此。

廖梅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出版时，朱老师有着由衷的喜悦。廖梅是他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汪康年则是他自己也感兴趣的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关键人物。顾廷龙先生将上海图书馆所藏《汪康年师友书札》整理出版后，朱老师非常兴奋，不断鼓励学生们来发掘这座“富矿”，做此研究。廖梅自告奋勇，啃起了这块硬骨头。朱老师治学有个特点，或师长，或同辈，甚或学生已经选择从事的领域，他会尽可能地回避。一边是尊重分工，不要撞车；一边也是避嫌，不要在研究成果上有过多牵扯。老一辈的学者有这种不成文的纪律约定，不似后来同行、同事甚至师生之间为了那些项目你争我夺。廖梅做了汪康年研究以后，朱老师就转而在边上欣赏她的工作。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再历三年时间的修改，廖梅十年磨一剑，终成大作，朱老师写序时的高兴，洋溢于字里行间，可以参看。后来，高唏的博士论文《德贞传：良医能治国病》（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邓志峰的博士论文《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出版，朱老师也都是以这样的赞赏态度来推介他（她）们的成果。在朱老师的培养下，他（她）们都顺利地成长为“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第二代，挑起了大梁。

朱老师为他所尊敬的朋友写序，态度也一样。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先生是朱老师交往的前辈学者，饶先生很欣赏朱老师的严谨学风。一九九五年秋中，饶先生在国内外学者中独独邀请朱老师为他家乡潮州兴建“饶宗颐学术馆”题写碑记。罕有人知道朱老师做四六体骈文的功底也很好，饶先生发现了这一层。《建饶宗颐学术馆碑文》中有句：“淡泊守智，屏禄利于身外；热腹育人，延华学于一脉。……”果然合辙。一九九六年八月，朱老师参加饶先生家乡潮州市举办的“饶宗颐学术研讨会”。本年年底（“乙丙之际”），朱老师又应饶先生邀请，为他所编著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写序。饶先生未必拥护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论”，他是从“道德批评”的角度来衡量“正统”之是非。这个观点与朱老师把历史上的“正统论”只作为客观对象来研究的主张还不相同。朱老师坦陈自己的看法，将此问题摊开，并“请饶先生有以教我”。这样的序文一点都不敷衍，严肃讨论，却是十分的友好真诚。学者之间的纸上人情绝不寡淡，饶先生印行了这篇序言后，特地手写了一幅山水画、一副对联，作为答谢。朱老师去世后，选堂先生特为题写了“怀真集：朱维铮先生纪念文集”。

卜正民教授是一九七五年到复旦大学留学的加拿大学者，多伦多、哈佛大学毕业后，曾在多伦多、UBC、斯坦福、牛津各大学任讲座教授，撰写了《剑桥中国史》的明史部分，是国际明清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Tim曾校阅《走出中世纪》的英文翻译稿，情义厚重；朱老师也曾经几次和我们一起拟订与Tim的合作研究计划，但因种种原因，诸多愿望并未实现。于是，今天留下来的《（鸦片政权>中译本序》（卜正民主编）就是两人学术交往的见证，也是朱老师对Tim的报答。卜正民的著作之外，朱老师还给另外两位北美学者的作品作序，它们是《南明史》（司徒琳著）和《中外比较教育史》（许美德著）。这些作品都是朱老师带回国内，组织翻译，敲定出版社，有的还亲自编辑加以出版的。一九）kJk年起，朱老师以中年学者身份开始了一系列的出国访学，目的之一就是开渠放水，引进欧美的“汉学”、“中国研究”。至今仍然记得他临行前的躇踌满志，说要为“中国文化史丛书”联络一批海外作者和著述。余英时先生进入大陆的首部作品《士与中国文化》，正是朱老师在此期间引进的。

序跋集收录的最后一篇书序，是为傅杰兄选编《辛亥先哲诗文选》做的“代序”。我们看到了朱老师的亲笔书写，依然是那种坚定独立的“朱体”，却已经出现了颤抖的痕迹。最后一段，朱老师写道：“罹病逾年，握笔为艰，草此小文，即耗时一周，已失信于傅杰教授。只好贻读者以草率之讥。倘蒙指正，将至感。”艰难地放下沉重的水笔，已是“二0一一年农历辛卯八月丙子”，即二0一一年九月十八日。朱老师记得这日子，又署上一笔“逢‘九一八’八十年矣”。当天，离朱老师的去世只有一百八十天。傅杰兄的幸运，在于他是得到朱老师最后一篇序文的那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