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峰上的灯塔

一个作家群的形成,必然有许多内在和外在因素形成了一种合力,促使那些潜在的写作者对文学产生兴趣和热情,并在长年累月中坚持写作,最终取得成就,从而像一股股涓涓细流汇入到文学的长江大河中一样,直接构成作家群本身。依托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院师生而存在的独秀作家群,像其他校园作家群一样,具有一个其他非校园作家群所没有的特点,即比较自觉的理论支持,这一点在独秀作家群身上又特别明显,因为这里积蓄了一群广西乃至全国有影响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毫不夸张地说,独秀作家群的形成,离不开独秀作家群里面的理论家和批评家群体的培育、支持和鼓励,也离不开其宣传与总结。

虽然我们将这些聚集在广西师范大学或出身于广西师范大学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概括为独秀作家群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研究的需要,因为如果对对象没有必要的分类,我们将失去研究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独秀作家群里的理论家和批评家确实具有类同的地方,共同参与到独秀作家群中并不是因为面目相同,而恰恰是大家各自面目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缘和教育背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论渊源,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独立的见解,独秀峰不是由一块石头组成的,也不是由相同尺寸和样貌的石头组成的,而是由各式各样的石头组成的。

本文不拟对整个独秀作家群里的理论家和批评家群体进行全面的归纳与总结,而是试图围绕着两个关键问题来选择自己的分析对象,一是在长达数十年的独秀作家群的发展过程中,哪些理论资源具有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哪些批评和文学活动促进了独秀作家群的形成和发展壮大,另一个是独秀作家群里的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创作虽然并没有对独秀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可是在自身的领域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进而言之,理论和批评本身也是一种创作,也是独秀作家群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为有源头活水来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的文化领域里占压倒优势的思想一直是左翼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马克思主义更是以官方哲学的面目成为唯一可以大肆宣扬和传播的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难免狭隘化、教条化,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是不停地发展着的活的思想,而不是僵死的、凝固的理论尸体。对独秀作家群来说,也有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谱系,从较早的林焕平开始,到较晚的王杰,我们能看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命力,正在于它从现实中汲取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水。

林焕平在抗战时期就成为独秀作家群的一员,在他之前,陈望道、夏征农等左翼作家在广西师专(广西师范大学前身)的教学和文学活动已经为独秀作家群留下了宝贵的火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焕平长期在广西师范学院(后为广西师范大学)执教,致力于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并在全国有广泛的影响。综观其思想发展脉络,林焕平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一个基本思路,即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来考察文学,不管是文学活动、文学现象或文学文本,只有置于具体的现实中,与当时的社会生活,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得全面而准确的理解。也就是说,林焕平从来不是为了文学而谈文学,他是从战略的高度来理解文学的,可以说,他试图超越文学,直接把握具体而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也许从一种所谓纯文学的观点来阅读这样的理论文章,会感到似乎离文学有点遥远,可是,这样的理论文章一旦同具体的现实背景联系起来,立即会获得非同寻常的理论含义。如写于抗战时期的《论抗战诗的诸问题》、《抗日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作为一般倾向的新式风花雪月》、《敌人对东三省的文艺侵略》、《再来一次语文革命》等文章,都不是纯粹的文学论文,但其中蕴含的理论能量却绝不是单谈文学的文章可以达到的。进一步说,面临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却去侈谈所谓的纯艺术,“隔江犹唱后庭花”,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了。以《敌人对东三省的文艺侵略》这篇文章为例, 我们即可看出林焕平先生的着眼点。文章首先详细列举了日本侵略者在东三省所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学政策以及大量的具体活动和措施,表明作者深刻地认识到日本殖民政策的目的是对中国文化进行毁灭,从而为殖民统治建立永久的基础,“欲灭其国,先灭其文”。文章最后呼唤反侵略的文学抵抗,表现出文学批评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如果我们仅仅以文学论文的标准要求这样的文字,其实是降低了它的意义。写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文艺工作者当前应注意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艺术方法》、《略论“ 向内转” 文学》、《论多元与主流》、《论多元化的可忧虑现象》等文章, 也必须将其历史化,才能很好地理解其意义。可能他的具体论述有不够深入和全面的地方,具体的论断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作者对文学与现实必须紧密联系的坚持,对理论原则的坚持,在形式主义、相对主义、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却具有难能可贵的理论勇气和现实意义。

虽然我们不能说独秀作家群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流派,不过,有相当多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像杨炳忠、陈学璞和梁超然就是其中的代表,虽然他们每个人研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对自己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和基本观点,他们一直是牢记着的。如梁超然,他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并且研究的专长是唐代诗歌,但他对当代文艺现象,却比很多人更强烈地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进行观察和评价。他喜欢用杂文的形式来讨论当代文学和文化问题,对当代文化中的软骨症、崇洋媚外症、民族虚无论等多所针砭。杨炳忠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来观察和分析当代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也是在不停地发展着的,文学永远不会脱离社会现实。他与刘江合著的《邓小平文艺思想研究》,是国内第一本较全面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文艺思想的专著。陈学璞在他的文艺批评论著中,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具体论述,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考察、分析和解释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如他对发展“文艺生产力”、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的多层次结构的论断,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给人深刻印象。正是像陈学璞这样的批评家的创新的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永远葆有旺盛的生命力,能对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文化和文艺现象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

以上讨论的批评家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总是在具体的环境和具体的问题上发言,很少试图去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使他们能纵横捭阖,予取予求,不拘泥,同时难免也会给人不系统的印象,仿佛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似的。在独秀作家群中,王杰可能是最能体现自己对理论体系有所追求的。从《审美幻象研究——现代美学导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到《审美幻象与审美人类学》等著作,我们能看到作者的理论雄心,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来审视“审美幻象”,并将之与审美人类学打通。众所周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注现实问题,使许多人误以为马克思不关心审美幻象和审美变形等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误会。“王杰教授所着力研究的审美幻象及其相关问题,正是在全力寻求打开现实关系的美学窗口,推开这扇窗子,才能使死的书本上的空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变为鲜活的、与现实相关的真正的‘站起来的理论’,或者说,成为现实主义的美学理论 。”① 而王杰对审美人类学的关注,无疑正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为着眼点的。马克思本人晚年对人类学非常关注,作了许多笔记,如果假以时日,可能会出现与《资本论》相媲美的著作,而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的许多文字,是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的,马克思的“人类学转向”,意味着一种批判性的转折。在今天,寻找不同民族的发展道路,肯定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已然是一种时代思潮,王杰的审美人类学研究,即是对这种时代思潮的回应。除了构想审美幻象论和审美人类学理论,王杰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贡献了一部翻译著作,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伊格尔顿的名作《审美意识形态》。翻译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而许多重要的作家本身就是出色的翻译家,如鲁迅翻译的作品比他创作的作品字数还要多。林焕平也曾经从日文翻译过许多有关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王杰等人翻译的《审美意识形态》曾再版重印,证明在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过程中,这本翻译著作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林焕平到王杰,独秀作家群里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对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活水。

二、 万紫千红才是春

独秀作家群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们的贡献并不只是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家,他们常常独辟蹊径,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中探索新的出路和方向。像用“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重构美学的黄海澄,力图用新的科学方法来重新研究美学原理,从而摆脱原先单一的认识论模式,重新估计艺术价值的来源,展示了一种突破局限、别开生面的理论勇气与追求。虽然在今天看来,其理论有某种一味迎合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主义”嫌疑,但其求新求变、冲决一种理论形态一统天下的网罗的理论追求却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袁鼎生在自己的美学研究中也展现了建立自己的体系的决心,他紧紧围绕着“审美场”这一核心,尝试建立自己的“生态美学”理论。不管是“审美场”,还是“生态美学”,都有一个整体的视野,试图将主体与客体、逻辑与历史结合起来,注重整体、系统和相互关系,防止偏枯。如果说这种理论追求受到生态学的影响,那么,生态学在这里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科学理论,更重要的是,生态学具有重要的政治面向,它所要定义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这样,将生态学引入美学,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了。至于生态美学体系的副产品,如民族审美生态学、生态艺术哲学等,也体现了作者同样的理论视野。

散文家徐治平在自己长期坚持散文创作的同时,搜罗大量资料,注入自己的心得体会,在散文史、散文美学等领域得到不小的收获。由于公认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典范,而小说又是现代文学的霸主,非常流行而普及的散文处境相对较为尴尬,仿佛人人都可以操弄一番,却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徐治平致力于研究散文,因此显得难能可贵。同样是毕业于广西师大来到相思湖畔,陆卓宁致力于台港和海外华人文学研究,取得不错的成绩;黄晓娟则从事女性文学的研究,也能自出机杼。

前面讨论的两位美学家主要从哲学的视野出发研究文学艺术,角度比较宏观,而徐治平这样的研究者则是从具体的文学体裁或文学文本出发,探讨文艺的源流和创作的得失,相对较为细致微观,而在这两种视野之外,张利群将他的目光聚焦在文艺的生产机制上,突破了所谓的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局限,当然,对他的《文艺制度论》来说,侧重点在文艺活动的保障和规范上,借用布迪厄的概念,即文学场的运行上。以往人们的类似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艺政策上,突出了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作用,但相对忽略其他制度形式,如文艺机构、成规惯例等因素在文艺生产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张利群比较全面地考察了在历史上文化政策、文艺机构和文艺制度的相互作用,较清楚地揭示了文艺生产的动力机制。一般认为文艺制度具有较多的负面作用,如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进行干预,扼杀作家的创造性,阻碍言论自由等,可在作者看来,文艺制度其实具有生产性,好的机制可以鼓励和促进文艺生产活动。对文艺批评本身的理论建设,张利群提出文学批评理论必须实现蜕变和更新,也就是进行重构,他的《批评重构——现代批评学引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批评的性质、标准、方法、主体构成、风格等问题,在文艺批评学的建构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为新时期广西文学研究界卓有建树的理论家,李建平学术上的第一桶金来自他的抗战文化研究。他穷十年之力,写成了《桂林抗战文艺概观》。虽然大家都知道桂林因抗日战争而一度成为中国的文化和文学重镇,但对其中的具体情况并没有全面而细致的描述,李建平通过搜集整理大量的原始材料,对当时桂林文化城的文艺发展情形作出了简明而深入的叙述,再现了那一特殊时空里的历史景象。在史料的丰富、梳理的全面和分析的深入方面,都代表了桂林抗战文艺研究的新标高。他与黄伟林等人合著的《文学桂军论》则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广西的文学事业的发展状况,分析文学桂军之所以能够形成气候的原因,对重要的作家作品作了较深入的讨论,对全面了解和评价广西的文学和文化事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上我们所讨论的理论家,从不同侧面对独秀作家群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由于他们的存在,人们才能感觉到文艺事业的真正的繁荣,在文学的大花园里,百花齐放总比一枝独秀好。

三、 绿阴初不待薰风

当今的独秀作家群,如果从较纯粹的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应该是收获最丰的时期,这与出身于广西师大的作家们自身的努力有关,也与文学场里的相关人士的鼓励和支持有关,这个场里有两个关键的位置,一是作家们在大学里接受的文学教育,一是文学作品的发表、评论与奖励,这两者的支持才能带来作家创作的兴趣与持久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直在广西师大任教并坚持文学评论写作的黄伟林,与一直坚守评论阵地、鼓励作家创作的张燕玲,是独秀作家群里既坚持自身创作又对独秀作家群的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学评论家和文学活动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黄伟林就一直坚持文学评论的写作,他在广西师大的教学活动也同时影响了当时在校园的一大批年轻的独秀作家。黄伟林本人的兴趣广泛,其著作《孔子的魅力》曾由大陆和港台的四家出版社分别出版过,其书的重要价值,并非还原那个颠沛流离、一生曲折的孔子,也不是从历代统治者的歪曲利用中挽救有血有肉的孔子,更非是参与到“儒学救世”的力不从心的歌唱中,而是用现代的视野,重新体会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的孔子的精神内核,从中我们能读出作者试图通过此书重建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努力。仅此一点,我们即能看出作者并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的一个人,他的学术工作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他的参照系非常宽广。这样说,绝不意味着黄伟林的研究大而无当,恰恰相反,他的研究总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他的《桂海论列》、《转型的解读》等著作研究的大都是广西本土的作家,提出的问题也非常具体。像后者,论题不可谓不巨大,因为转型问题涉及的绝不单是一般所说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背后更大的转型是政治性的,更有文化和文明形态的,如平面印刷媒介文化向视觉图像文化的转型,小农经济的消失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等。黄伟林把当代广西作家的文学创作置于这样的大背景下,去发现作家们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时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分析他们如何把这些各不相同的感受和体验转化为各具特色的文本,其中既有作者自己饱满的热情,也有他对对象及对象的对象的冷峻思考。《中国当代小说家群论》则将当代众多的小说家按时代、地域或创作倾向等分为一个个群体,概括出每个群体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将这些群体所共同面对的文化语境,如全球一体化等揭示出来。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开阔的视野。对广西作家、中国当代小说家与对中国文化命脉的关注,同时呈现在黄伟林的文字中,而在这背后,更有其本人对自身使命的体认,这种体认即对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的感知和实践,这种感知和实践在黄伟林身上构成了一种气质,被著名评论家陈晓明形象地概括为“文人格调”②。他像一个散淡的人,对世事并不特别热衷,当然这不意味他对生命没有热情,而是他对世俗的功利带着一种警惕,这并不妨碍他想做一些事情,如推动对“独秀作家群”的认识和讨论等。他很像孔子的一个精神传人,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不是激励中国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地追求自身使命的精神来源吗?从这一点看,“独秀峰”的独并非孤独之独,也非吃独食之独,而是近似特立独行之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