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市场经济下国家与社会顺畅的“呼—应”模式
时间：2020-03-29 07:57:5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为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构建顺畅的“呼—应”模式，需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主要社会问题和社会的重大关切要即时回应;保持与时俱进品质，推进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形成来凝聚人心、汇聚社会力量;贯彻群众路线，反映群众利益诉求并协调多元利益关系;开拓创新多元社会治理模式，推进公众参与，在社会发育过程中保护社会。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关系;“呼—应”模式;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3-0033-03
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血肉情感，是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关系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向良性互动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体现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顺畅的“呼—应”模式。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模式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下，需要构建国家与社会顺畅的“呼—应”模式。
一、“呼—应”模式及其探讨的问题
所谓“呼—应”模式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对彼此提出的期待、要求意愿等信息作出反应而形成的各种关系。“呼”是双向的呼。就党和政府而言，“呼”指作出决策，包括各种决定、号召、指示、动员、倡议等;就社会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呼”主要是利益的诉求、表达和社会反响。“应”是对“呼”的反应，也是双向的“应”。这里的“呼”和“应”也反映了双向的两种渠道：信息输入渠道和信息反馈渠道。
理论上，根据信息传递畅通性我们可以将“呼—应”模式分为：顺畅的、半顺畅的和阻隔（或不顺畅）的三种类型;根据信息路径方向可以将“呼—应”模式分为：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两种类型。据此，可以发现顺畅的“呼—应”模式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路径都比较顺畅，对彼此信息反应快速而又恰当;半顺畅的“呼—应”模式是其中某一个方向路径或者双向中的某些部分发生了阻隔;不顺畅的或阻隔的“呼—应”模式就是双向都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阻隔。
国家与社会“呼—应”模式顺畅是一个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条件，如果这种“呼—应”关系发生单向或者双向阻碍都会产生社会矛盾，引起社会问题，甚至带来社会不稳定。“呼—应”模式同党的群众路线所反映的本质基本相同，也是检验党的群众路线贯彻是否彻底的要件，因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结果能够很好地反映在“呼—应”模式之中。因而“呼—应”模式是用来分析党、国家与社会关系较为便捷的路径。
二、我国国家与社会“呼—应”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与人民群众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呼—应”模式不断发展变化。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呼—应”模式主要特征：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党和人民军队承担着引导者、组织者、领导者的角色作用，发动广大劳苦大众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社会阶级阶层形成革命统一阵线，抗击共同的敌人，建立独立的、民主的新中国。处在社会底层、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劳苦大众响应党的号召，跟着党和人民军队，成为他们的后备军，一同作战。有的时期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或一部分）、国民党（或其中的民主派）、开明绅士也成为“应”的一部分。从这个方向来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作为“呼”的主体，成为广大农村的农民和城市底层人民参与革命的鼓动者、组织者和引领者，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应”的角色，体现了这种“呼—应”模式最重要的特征性语言“跟党走”。这种“呼—应”模式体现了“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传统烙印”。[1]另一个角度来看革命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温饱等社会问题现实在“呼”，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艰难生存和发展现实在“呼”，国民党腐败官僚的反动统治在“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对现实中的这些情况在“应”。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呼—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性。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顺应人民呼声、顺应现实社会要求，带领人民群众一起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夺取革命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他们积极支持党和政府的政策，对党和政府的“呼”作出了积极的“应”。当时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呼—应”模式仍旧是“跟党走”为主体的顺畅模式。但是社会中的一部分有产者，对于他们来说，随着民主革命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他们成为革命的对象，因而他们没有积极对党和政府政策作出“应”，往往采取对抗的方式。在艰难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和政府走群众路线，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所以顺应了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向，在大部分决策和运动中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应”。当然，这里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跟从和从众心理及心理定势，或许还存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建设美好未来的期待，从而导致了“文革”这样的历史性悲剧。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转变。从“呼—应”模式来分析，改革开放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双向“呼—应”的结果。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就是党和政府对当时所处的各种条件和形势综合判断的结果。从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产生到推广可见一斑。这反映了党和政府对于人民群众的“呼”的“顺应”。正如邓小平讲的“农村搞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2]党提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人民群众对这一政策的态度是积极拥护的。这种角度来看，改革开放的“呼”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的“应”。尽管部分政策的推行需要政府反复做工作，因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依赖政府的思维定势和倾向，但是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很快在全国普遍实现;人民公社改制之后，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也很快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尽管过程复杂，中间也有过曲折和反复，但是总的来看，“摸着石头过河”下的很多政策都是先行实验，然后推广的，因此大部分的改革是有基础的，基本方略也是好的。
我们可以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呼—应”模式探讨与当时中国国家社会一体（或称为全能主义国家和总体性社会）联系起来考察。由于国家权力全面渗透进社会生活，对社会形成强大的控制，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合一的即社会生活政治化。由于党在国家与社会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在群众路线和群众“跟党走”为主体的顺畅“呼—应”模式下，必然导致人民群众与党的决策和政府的行为一致。从历史条件来看，这种“呼—应”模式对国际国内所处的历史方位判断的不够准确，但基本上同国家与社会“合一”关系状态相吻合。
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社会“呼—应”模式变动
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呼—应”模式开始发生一定的改变。从总体上来看，“呼—应”模式存在顺畅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开始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中国发展的规律来全面把握中国的国家建设，使国家建设与人类文明发展相呼应，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相贴近，与国家的现代化目标相衔接，从而为新时期的国家建设提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3]这是大方向，但在实际探索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而另一面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呼—应”模式发生了变化，表现为国家的“呼”有些却难以得到人民群众的“应”，人民群众的“呼”也难以顺利成为国家“应”的政策，从而导致了自21世纪初出现的群体性事件突然迅猛增长，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离和似乎出现社会与国家的对抗状态。这主要是习惯于“应”的社会，逐步在市场中发展为独立的利益个体和原子化、无序化、分散化的社会。这种注重个体利益者开始重新审视政府与他们的利益关系。在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税费改革中一些基层政府不断或变相增加农民的负担;在城市，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无情下岗了那些为工厂工作多年甚至半辈子的工人;社会上，贪污、腐败、用人中的不正之风和裙带关系导致了社会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下降;政府部门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中“成风”，造成了部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对立，市场中的个体开始对基层党和政府官员不信任、反感，他们不再盲从政府。这样，彼此双向因素就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呼—应”不顺畅，阻碍了社会主义所应有的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品质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能够把握自身问题，并带领人民解决社会问题。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4]因而党和政府也在为建设顺畅的“呼—应”模式而不断改革，反映在党作出的各项政策和决议之中。
四、构建国家与社会顺畅“呼—应”模式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党和政府与社会之间顺畅的“呼—应”模式。
一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主要社会问题和社会的重大关切要及时回应，在社会治理中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新形势下形成的许多问题不能再用过去的老办法获得解决，只能利用现代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手段。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场在经济领域中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农民工市民化”、“城乡土地制度”、“划分中央地方事权和责任”、“抓‘四风’和腐败”[5]等等方面都是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回应。
二是保持与时俱进品质，推进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形成，在社会建设中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社会利益分化，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导致了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大量产生。然而，中国仍然处在快速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国际化的任务和面临的形势很艰巨，仍然需要集中资源、集聚智慧、集中力量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需要党制定的战略和政策的“呼”成为全体或绝大多数人的“应”，使全社会形成眼往一处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并凝聚全体人民的力量，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推进中国现代化加快发展，才能顺利实现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
三是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反映群众利益诉求并协调多元利益关系。这是构建党与人民之间顺畅的“呼-应”模式的钥匙。习近平指出：“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6]唯有如此，方能寻找到协调不同利益关系的机制，以此来整合社会，汇聚人民的智慧，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作用，加快社会发展，奠定和谐社会发展的基础。
四是开拓创新多元治理模式，推进公众参与，在社会发育过程中保护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完全成熟及公民社会还没充分发展，需要国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回应人民“呼声”，积极培育社会，也需要国家保护社会，进一步实现社会与国家合作、良性互动。应该看到，现代化过程需要集权，而现代性社会是政治民主化社会。这就是说，现代化过程与现代化结果之间存在着悖论。如何化解这一问题，考验着执政党的智慧。在中国，这就需要在新的形势下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作用，践行群众路线，推进公众参与，广泛发挥民主作用，在此基础上汇聚民意，并以此为基础“顶层设计”出有效的政策。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要不断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现多元治理，同时也需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基础上加快发展，实现包括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刘岩，刘威.从“公民参与”到“群众参与”——转型期城市社区参与的范式转换与实践逻辑[J].浙江社会科学，2008（1）.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3]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6-7.
[4]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1-19.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6]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3-18.
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项目号：13&ZD04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都市的底层社会及其公共治理研究”（项目号：13JJD840009）。
作者系上海浦东新区行政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卞吉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