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流氓文化述评
时间：2020-03-30 07:50:4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流氓文化”，在狭义上，是指渲染色情、暴力等内容的低劣文化；从广义说，流氓文化是指社会生活中具有流氓性质的不健康现象。它主要包括流氓意识、流氓行为及其代表流氓人物，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中的流氓势力。中国的流氓文化有多种表现。现实中的流氓文化根源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法治不健全和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错位，因此，防治流氓文化也需要综合治理。
关 健 词中国流氓文化表现根源 综合治理
作者谢维营，上饶师范学院教授。（江西上饶：３３４００１）
在持续了将近２０年的文化热讨论中，有不少文章涉及了流氓文化，其中关于王朔及其作品的性质就有流氓文化、平民文化、俗文化、反文化、笑谑文化等称谓。但对于什么是流氓文化，流氓文化有哪些特点，在现代，流氓文化又有哪些表现，根源又是什么？却并没有文章给予解析。本文试对流氓文化的含义、构成、表现和根源作一探讨。
流氓文化的含义、构成和表现
“流氓”之可称为“文化”，从狭义来说，是指与社会物质生活相对而言的渲染色情、暴力等内容的低劣文化；从广义说，流氓文化是指整个社会生活中具有流氓性质的某种不健康现象。广义的流氓文化主要有３个方面的含义，即流氓意识，流氓行为和流氓人物。三者统一，构成社会中的流氓势力。其中，流氓意识是深层文化基因，流氓行为是外在文化表现，流氓人物则是流氓意识和流氓行为的代表。以下主要从广义上界定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流氓文化。
流氓文化，从意识层面来说，可以概括为善恶倒置、言而无信（对社会而言，在小团体内部倒挺讲“哥们义气”）、蔑视公德、欺压善良、恃强凌弱、卑鄙下流、厚颜无耻、无视法律、不计后果，等等。流氓意识是通过流氓语言表现出来的。所谓“有奶便是娘，有权就是王”，“打你怎么了？你去告啊”，“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等等。王朔将其一言以蔽之“我是流氓我怕谁”？此外，中国的流氓文化还存在对女性的根深蒂固的歧视和偏见，几乎所有骂人的话都与侮辱女性有关。
流氓文化，从行为表现来说，主要是不务正业、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坑蒙拐骗、为非作歹、侮辱妇女、充当打手（甚至是杀手）、无法无天、破坏秩序，等等。当今社会，除了像强迫韩信从胯下钻过去的无赖和向杨志买刀却又不愿付钱的牛二等“传统”流氓外，那些制假贩假、制毒贩毒、强买强卖、欺行霸市、组织黑恶势力集团者显然也属于流氓范畴；某些手中握有一定权力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者是流氓的保护伞，与流氓是一路货色。
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封建专制既是流氓文化的温床，又需要利用流氓文化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中国的流氓文化源远流长，集流氓意识与流氓行为于一体的流氓人物在历史上踞高位者屡见不鲜。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流氓恶势力受到严厉打击，流氓文化一时销声匿迹。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又沉渣泛起，各色流氓重新粉墨登场，彻底推倒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切真、善、美的理想，而代之于假大空泛滥、打砸抢有理、实用主义盛行。这为后来社会上一部分人（包括所谓的“达官贵人”）纵情声色、寡廉鲜耻埋下了伏笔。
改革开放以后，在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和文化飞速发展的同时，在转型期的中国，流氓恶势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浮出水面。辽宁的段氏四兄弟，江西铅山永平的祝氏家族，河南登封市的王松黑恶团伙，甘肃兰州的“马家军”等等，都是流氓恶势力的典型。至于各种各样的造假公司、企业、骗子推销、骗子婚介、骗子医生、骗子气功、骗子律师，以及冒充军队、警察、干部、教师、医院、杂志社、出版社行骗者等等，无一不是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诚信的无赖流氓及行为，他们对社会的危害比洪水猛兽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依笔者看来，流氓文化对社会的毒害决不限于这些公开的黑恶势力，有些所谓的“弱势群体”的无赖行为同样无法原谅。据报载，曾因帮助数以千计的农民工打赢工伤官司而闻名全国的“民工律师”周立太，实行“官司打赢之前不收费”的风险代理，他所打赢的上千件工伤赔偿案件中，胜诉民工拿了钱就跑掉的几乎占了一半！② 我们对于那些黑心老板（这些人无疑属于流氓）拖欠民工工资和对工伤民工抛弃不理的行为当然极为愤慨；但是对于那些本来是所谓“弱者”的民工的“失信”行为同样无法原谅。不知感恩，不思回报，甚至恩将仇报，以怨报德，那对社会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对于这样的无赖现象，笔者难以找到合适的理由来说明，只能把它称之为受“流氓文化”深重影响的结果。
如果个别老百姓的流氓意识还只是个人行为的话（尽管同样不能忽视），那么某些所谓的“人民公仆”在这种流氓意识支配下的所作所为危害就更大了。河北省张家口市某县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财政紧张，办公经费严重不足，但是一些部门却靠打“白条”吃遍了全县上档次的饭店。该县法院几年来靠“白条”欠下了紧邻的新雅饭店十多万元，店主多次去讨债，该院领导说：办公经费紧缺，“连公车的汽油钱都拿不出来，怎么还你帐！”③既然知道没有钱，为什么还要大吃大喝？吃完喝完不给钱，是不是也信奉“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流氓哲学呢？更有甚者，有位副县长面对讨债的群众，竟然说：“没有钱，你还能把县政府关了？”这就不是一般的流氓无赖了，而是特权流氓。政府及其官员失信，哪怕是极少数的现象，然而其对于社会群体却具有极强的负面效应。
流氓文化存在和泛滥的社会历史根源
首先，是受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存在影响。王毅先生对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有精辟的论述。他提出：封建专制权力从上而下对社会制度和社会道德的瓦解，使统治中坚阶层彻底蜕变；皇权与官僚阶层掠夺社会财富的需要，使其大规模网罗和利用流氓，并促使国家权力体系本身日益流氓化；社会伦理环境的急剧“黑洞化”，反过来又推动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在全社会中的泛滥；这三点，构成流氓文化滋长的基本动因。而这种滋长又极大地影响了国民心理。④ 而威尔海姆·赖希和弗罗姆关于“权威主义性格”的理论认为，专制社会中的被压迫者具有“权威性格”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极端畏惧权威，“官大一级压死人”；另一方面却是渴望自己获得加盟专制权威的机会，而加盟的途径便是努力使自己流氓化。这种“权威性格”由极端化的皇权专制力量和宗法等级势力层层灌输普及，构成一种上下一体的“社会性格”。表现在社会心态上，则是明显的“反文化”倾向，即社会意识形态的流氓化。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氛围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呈负面特征，社会主流文化体系内部的根本的价值观反而受到贬斥。专制主义与流氓文化初看是互相对立的两极，但两极相通，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有可能互相促进，互相加强。
第二，是中国社会缺少法治传统。法治是在既定规则之下实现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法治的基点在人，个人优位观念是其基本信条，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私人生活优于公共生活，自治与自律优于他治与他律，自由和尊严对于人的价值的优先性便是自明之理。所以，对于人来说，权利始终是并且也不能不是第一位的。法治要求所有的社会活动主体高度重视和珍视自己的权利，同时又非常强调要对他人的权利给予同样的尊重与珍视；法治也要求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充分尊重并服从保障社会活动主体权利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权威，同时又要对这种公共权力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而且，所有社会活动主体要充分认识到公共权力的有限性，对公共权力予以限制的根本标准便是以基本人权为内容的个人权利。与此相适应，法治也要求社会活动主体在享受权利和行使权力时，必须切实履行相应的义务，具有高度的义务意识与责任意识。也就是说，法治不仅要求社会活动主体认真对待权利和权力，而且要求社会活动主体认真对待其义务和责任。⑤ 新中国成立以前，封建专制统治延续了两千余年，法治传统近乎空白；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法制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但由于法治的根基缺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法治仍然停留在“表层”，大量立法不仅存在着与现实脱节而难以实施的状况（即只是“纸面上的法律”而非“生活中的法律”），而且还存在着明显的“权力扩张法律化”的现象，部门、地方、单位争夺权力、扩张权力的行为比比皆是。⑥ 这也是造成社会失序和流氓文化泛滥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社会转型期的多元利益冲突和价值观断裂所致。从１９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就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一方面，传统的农业社会正在向工业社会转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让位于商品经济；另一方面，封建社会进入暮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如果按照一般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社会也将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但这两个转型由于受到列强的侵略而中止，中国日益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人民不得不把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生存放在首位，革命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仍然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转型期。当前，中国正在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型、单一的同质的社会向多样化的社会转型的阵痛时期。转型期会出现“转型病”，这在发达国家也经历过。然而与发达国家的经历不同的是，在转型的同时，中国还要从社会主义统一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利益的互相矛盾和互相冲突，产生了比一般发达国家更为严重的“社会病”，权力寻租、官商勾结、唯利是图、坑蒙拐骗等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时，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的多元化和互相冲突相联系的是价值观的断裂。孔孟之道曾经是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儒家的君子人格注重诚信，淡泊名利，重义轻利，舍已为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但在“革命”时期，这一价值观受到了诸多批判和质疑，“文革”中这种倾向达到了顶点。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重新提出要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但多年来的思维定势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改变。新时期利益的多元化又使我们曾经为之奋斗的理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先富傲视后富，社会崇拜资本，“钱”的威力使道德失色，“利”的驱动使人伦变质。资本原始积累的非道德化使一些人的心态失常，企望一夜暴富。而暴富的重要途径就是蔑视一切社会公德和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以便乱中取利，混水摸鱼。这是流氓文化在社会转型期重泛的另一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要根治流氓文化的漫延，最关键的是要从清除封建专制的遗毒入手，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培育法治社会的根基，加快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消除流氓产生和存在的制度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立覆盖全社会的诚信体系，弘扬正义向上的价值观，才能确保先进文化的绝对强势地位。
注释：
① 赵恒瑾．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０２
② 工人日报． ２００４． ４． １５
③ 法制日报． ２００３． ８． １２
④ 王毅文．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０． ２（５）
⑤ 姚建宗． 法治的多重视界． 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０（１）
⑥ 马长山． 法治的社会根基． 导言
编辑任健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