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理论视角下意识形态对张谷若译作《大卫·考坡菲》的影响
时间：2020-04-03 08:01:4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活动，本文以操控理论为视角，侧重分析意识形态对张谷若译作《大卫·考坡菲》的影响，探究特殊的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的影响和制约。
【关键词】意识形态；翻译选材；翻译策略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呈现一派多元化的趋势，突破传统的文学或语言学的模式而上升为一种文化的反思。两种不同语言文本的转换过程中，因时代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对原作的内容进行增加、删减、意译以及文化背景移植，对原作进行再创造，其实质是一项以交流信息为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顺应当时的社会和文化意识趋势。美国翻译学者勒菲弗尔提出，“翻译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而改写是文学服务于某种权力的操控。”译者在解读原文本的内容与信息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当时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的影响，同时融入译者个人的阶级立场、思维模式、审美观念等因素。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时期伟大作家狄更斯，是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欧美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大卫·科波菲尔》是世界文学的经典，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贪婪与虚伪，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这部小说在中国有多种译本，张谷若版本堪称译作中的精品。
二、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材的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语境、翻译动机、译者立场、文化取向、读者审美期待等诸多因素都制约和影响着翻译的选材，而这些因素又处于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中。
张谷若的译作《大卫·考坡菲》第一版于1980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界开始了对‘人’的觉醒和对文学的反思，翻译文学又一次成为突破僵化的文学观念和陈旧的文学创作模式的先锋，填补了因文学创作匮乏、陈旧而形成的文学真空，成为创作文学的一种富有刺激性的借鉴、仿效的对象。”正是译入语文化的强烈文学内需，大量启迪民智的优秀西方文学作品被译介和重译。张谷若选择翻译这部小说，因其主题被认为具有进步意义，小说弘扬人道主义的博爱和仁慈，抨击了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社会现状，同情社会弱势群体的困苦生活，其内容恰好迎合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
三、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翻译不仅是信息在文本之间的过渡，更是在文化之间的过渡。在翻译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经典的操控，不仅表现在对文本的选择上，还影响并制约着译者的翻译策略。这种操控有时是无形的，有时却明显地流露出意识形态的痕迹。
张谷若的翻译策略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这个时期的翻译工作者，更专注于语言的文学表现形式，对语言的价值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张谷若提出“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他强调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绝对不能逐字逐句地硬译，必须用地道的语言对原文进行翻译，忠实原文意义。他认为翻译在再现原文风格的同时也要表达得自然，让读者在阅读时有流畅之感，要保留原文艺术性和异国风味的传达。对于读者较为陌生的原文中的一些地理知识和民间传说，张谷若采用注释的手段。译者也逐渐意识到“稳步地吸收异国情调的表达方式、语言结构能给汉语提供外来营养，有助于丰富汉语的表现力，促进语言、文学、文化交流。”张谷若在译作中张弛有度得运用了大量的四字格，短小精悍、生动活泼，使得译文富有美感、精彩无比，地道传神提高了译文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例1：She laughs，and told me they were impudent fellows who talked nonsense.
张译：她听了笑了起来，跟着说，他们这几个人，净胡说八道，真不要脸。
张谷若对这句话的翻译是他一贯风格的精髓。语言意识很强，作品中的人物语言符合他的身份和个性。这是大卫的妈妈听到别人对她的评价后说的话，短语“胡说八道”和“不要脸”往往被中国家庭妇女用来开玩笑或严肃表述一些不得体的语言或行为，译者结合具体的语境使译文中人物的话语符合其身份性格。译文没有过多去迁就原文的词汇和句法，没有刻意去保持形式的相同，但是说话的语气和意义都传达出了原文的效果，保存了原文的韵味和感染力。
例2：Ham Pegotty，who went to the national school，and was a very dragon at his catechism，and who may therefore be regarded as a credible witness，reported next day…
张译：汉·坡勾提是在国家学校里上学的，学习《教义问答》像龙一样，因此可以看作是靠得住的证人。他第二天对人说……
注：西欧古代传说中往往说龙守护宝物，专心致志，昼夜不眠，如希腊神话中锋的亥斯拍利地斯的龙，此处言汉于《教义问答》之诵习，亦专心致志，如龙之守护宝物。
“龙”的形象在西方和东方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解读。在中国文化中，“龙”是幸运、皇室和权力的象征，而英语中它最初是指大型凶猛的动物。由于地理位置、社会历史以及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英语和汉语中相同的事物可能表达不同的意义，而不同的事物可能表达相同的意义。张谷若采用直译和注释，保持原文的风格特点和异国风味，帮助读者可以充分了解原作品中所蕴含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缩短了原文和读者之间的距离。
四、结束语
文学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以特定的方式操控着文学在社会中所承担的作用。综上所述，在译本《大卫》翻译的过程中，从翻译选材到翻译策略，译者张谷若受到一定意识形态的制约是毋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