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美与共,和而不同
时间：2020-04-04 07:51:3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促进跨文化对话与交流方面,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过一些走在前面劈荆斩棘的人物,赛珍珠便是其中一位。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美国著名女作家,因其作品“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获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她在中国生活长达40年,以毕生的跨文化创作和社会实践寻求东西文化理解和融通之道,成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她所创作的中国题材小说基本上是以西方人为读者对象,其创作目的在于努力真实客观地传达中国文化,塑造中国人形象,改变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所怀抱的傲慢与偏见,并在此基础上融合东西文化之优长,创造一个“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人类文化大家园。她的这种跨文化追求在《大地》三部曲便可窥见一斑。
一、双重文化背景——赛珍珠跨文化追求的渊源
赛珍珠在自传《我的几个世界》开篇就写道:“我此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生而逢时”。此“时”可以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文化变迁以及中西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大时代。这个独特历史时代造就了赛珍珠这位独特的人物,而她独特的成长经历,也造就了她中西并蓄的文学才华。在赛珍珠身上,既有东方传统,又有西方精神,她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由于父母开明的宗教观,赛珍珠从小得以接受家庭教师孔先生的儒家思想和行为规范的教育,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深切的认识。与此同时,她又跟随父母学习英文,接受基督教的教义。1910年9月,赛珍珠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就读,在那里接受了正规的高等教育,可以说,西方文化思想对其影响同样是深刻的。正是两种文化共同接受的双重背景,使赛珍珠对东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的体认、寻求异质文化的交流沟通乃至融合的热望出乎自然,贯穿其一生的创作和实践。
二、《大地》三部曲——赛珍珠跨文化追求的实践
赛珍珠的双重文化身份给她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方便,使她的作品洋溢着后殖民性。《大地》三部曲虽是取民国以来中国的历史和生活为题材,从其创作思想到内容来看,都是有别于“东方主义”的。正如她所说的:“我厌恶所有把中国人写成为古怪和粗野的人的作品,而我最大的愿望,是尽我所能地把中国如实地写在我的书里。”(刘龙,1992:6) 在作品的构建上,她力求展示波澜壮阔的全景场面,通过中国农村一家三代人的经历,把中国农民在旱灾、涝灾、蝗灾、兵灾、匪灾等等种种苦难中挣扎的生活和执着的土地意识,以及一代知识分子的海内外生活历程大体真实地展现在西方人面前。纵观全篇,以尊重中国文化的客观存在为基础,其寄寓了赛珍珠跨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理想。郭英剑曾正确地指出, “她(赛珍珠)没有刻意描述中西文化的差异,而是企望二者的融合。并且以创作表达了出来,因而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传达出了未被重视的、或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也应有发声的权力。”(郭英剑,1994:43)
赛珍珠在《大地》中以白描手法勾勒出这块古老土地上千年承袭的生活方式、家族制度和宗教风俗,其间也反映了形形色色的愚昧思想和恶习,以及连年的天灾人祸。《大地》的开始部分就描写了王龙的家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王龙与阿兰新婚的第二天便一同到田里耕种,丰收后王龙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余钱买地。即使是在旱灾危及生命的时候,王龙还硬是坚持不变卖土地,而宁可背井离乡,在南方城市靠卖苦力和乞讨为生。最后依靠着自己的辛勤耕作,王龙积攒了财富,也便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在他变成地主之后,王龙对土地的这份热爱仍然有增无减。王龙年事很高时,依然回到田头去劳作和察看。“他手里攥着土坐着,仿佛他手指间的泥土充满了生命。他攥着土,感到心满意足。”(王逢振,1998:285)王龙对土地的挚爱之情由此可见一斑。在他生命历程即将结束之时,他断断续续地说:“当人们开始卖地时……那就是一个家庭的末日……我们从土地上来的……我们还必须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们守得住土地,你们就能活下去……谁也不能把你们的土地抢走……”(王逢振,1998:287)此时,王龙与土地已是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他把土地视为自己的“灵与肉”。土地成了中国农民考虑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他们决定对人和事取舍的标准,是支配他们行动的强大动力。即使到老死,土地仍在心中。这体现出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一种在自然时空里的生活。由此,“土地”显现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意蕴,即表现出以中原汉族为核心、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儒家伦理秩序与农耕特色结合的“安土重迁”的中国文化意识。(刘登翰,2002:225-226)《大地》对“土地”的这种叙事,尽显了古老中国的历史文化内涵。
赛珍珠抓住了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的须臾不可离的关系的同时,细腻地描绘了他们的宗教思想和风俗习惯。农民拜神祈求平安、丰收,以及过年的传统风俗直接体现出中国农民的宿命与务实。在作者朴实的描述中,异族文化风情尽显西方读者眼前。虽然中国的春节和西方的圣诞节差异很大,这种差异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社会文化现象。
此外,作者也描绘了像包办婚姻、缠足等传统陋习,但不像大多数西方人那样“妖魔化”中国。《大地》里的阿兰为小女儿裹脚,小姑娘疼痛难忍,但还是坚持不哭,因为裹了漂亮的小脚后便能找到一位喜欢她的丈夫。这与西方女子束腰似乎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为了取悦于男子的感官。此处,赛珍珠揭露了中国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这也是她所探讨的中国文化的一方面。但是作者对中国封建社会女子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没有感到那份惊讶或不屑,相反只有愤恨和同情。
《分家》中的玛丽可以说是赛珍珠的代言人,她一家生活在以基督教为思想支柱的社会中。她的父亲即王源的老师,有着科学头脑,但心灵上却是彻底唯心的基督教信徒。她的父母都努力想使王源对他们的宗教感兴趣,玛丽对此极为反感,她对王源说:“可是他们和我之间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啊!他们感到如果能赢得你加入他们的行列是多么光荣,因为你本无信仰!对我来说,想到你可能被宗教改造成另一种样子,我便感到这是多么专横!你属于你的民族和时代。别人怎能将异国的东西强加在你身上呢?”(王逢振,1998:802)无疑,玛丽的思想也是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的思想。在作者看来,不同的宗教是由每个民族文化历史养成的,而不同的民族文化只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交流,决不能以人为的强制手段去改变另一民族的文化。作家站在文化多元的立场上,呼吁消除一切形式的文化优越论和种族优越论,强调异质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宽容。在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尊重的同时,她也肯定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必要性,在小说中,她满怀希望地憧憬着中西文化互相融合的美好前景。
《分家》中的王源在国外却刻苦学习、勤奋努力,对祖国和异国有种矛盾复杂的情绪,他既不愿接受异国的西式生活,也不想受传统的束缚。毕业回国时,“就像抛弃一件永不再穿的袍子一样,他将他整个六年的生活撇到了一边,只除了他脑中的知识和书籍……这异国有如此多他想要的东西……”(王逢振,1998:828)这种复杂的心理使王源觉得自己处在了“中间地带”。此处,作品表达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彷徨:如何正确对待自己所接受的西方文化?怎样处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直到遇到梅琳,王源的“心中如同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在他看来,“梅琳像他(王源)自己一样!她也处在两者之间,既不完全新,也不同于旧。”(王逢振,1998:917)然而,梅琳又有别于他,在学识上,她中西医兼学;在思想上,她是位坚持争取民主、自由、平等的新女性,但也不丢弃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生活上,她厌恶奢侈放荡的浮华习性,又不反对吸收多样的西方生活习俗。可以说,梅琳是赛珍珠理想中的集中西文化为一身的女性形象。作品结尾时,王源和梅琳走到了一起,新的生活正在等待着他们,作者的中西文化交融的追求在此处也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三、结语 曹顺庆曾说过:“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遍主义预设并不意味着差异的极端化。承认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各文化的共在性基础,承认在此基础之上相互对话、寻求共识的可能性,并进而在共识中确立新的普遍性规则,是关涉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必经之路。这就是跨文化对话的当代意义。”(曹顺庆,2007:19) 确实如此,由于东方人和西方人有着人类共通的情感,有着对是非善恶共通的体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如今,科技的迅速发展,空间距离大大缩短,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变成不可避免的日常事情,如何做到相互理解、和平共处的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我们将会想到毕生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赛珍珠,想起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我们也会看到,如果人们真的能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
参考文献:
①曹顺庆《跨越异质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2007。
②郭英剑《赛珍珠: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先驱者》,刊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4.3。
③刘登翰《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④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⑤尚营林等译: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⑥王逢振等译《大地》三部曲,漓江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