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公文制度对文面款式的影响
时间：2020-04-17 08:01:4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我党文书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与发展，在此期间产生了一系列完备的公文制度，对这一时期的公文文面款式的演变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今关于我党公文制度对文面款式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今天。本文選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这一时期，分析这三十年我党公文制度对公文文面款式的影响，归纳公文制度对公文文面款式产生影响的规律与趋势。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公文制度 文面款式
公文制度与文面款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公文制度与文面款式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公文制度决定了公文文面款式的内容与特点，是文面款式的物质载体;文面款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一特定时期公文制度的要求与内容，是一个时代一个政权公文制度的具体表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党文书工作成效较为显著的时期。这三十年，我党制定了一系列公文制度与条例，为公文的文面款式提供了可靠的准则，有效规范了我党的公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公文制度与文面款式
本文要研究的公文制度主要包括我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陆续颁布的文书工作制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陆续建立并颁布了许多公文制度，从建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党建立与颁布的公文制度种类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全面。通过长时期不断试行与修改，我党的公文制度日趋健全，保证了我党文书工作的有效进行，同时促进了革命事业的迅速推进。文书文面款式包含三部分内容，分别是文书行款、文书文面形式与文书位置安排。其中，文书行款与文书位置安排属于文书的文字排版格式范畴，文书文面形式属于文书各要素的格式范畴。
二、我党公文制度对文面款式的影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我党公文制度对文面款式的影响，可以从文书行款、文面形式、文书位置安排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对文书行款的影响表现在，促使文书书写方向由竖行书写逐渐转变为横行书写;对文面形式的影响表现在，促成了文面形式新要素的出现与部分要素的演变;对文书位置安排的影响表现在，使文书位置安排有章可循，推动了文书位置安排的制度化、法规化发展。
（一）文书行款。
建党之初，由于各类公文制度尚未出现对于文书行款的明确规定，当时我党大部分公文还是沿袭旧时的书写习惯，即竖行书写。根据《中共秘书工作简史》的记载：“对二十世纪中期我党文书的一次研究显示，横行书写的文书只占抽样总数的四分之一。”①表明建党之初的文书中，横书的文书数量并不多。但由于横书的文书比较便于阅读和书写，1927年以后，我党横书的文书日趋增多，但竖行书写的文书仍占一定数量。五十年代初，我党文书仍然承袭竖行书写的方式。1956年，国家发文《关于改变国家机关公文用纸格式的通知》，规定公文全部采用横行书写的格式，从此，我国公文延续了多年的竖行书写形式消失，公文迎来了横行书写的新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便捷公文的阅读和书写。
（二）文面形式。
公文制度对文面形式的影响可以从对公文版头部分的影响、主体部分的影响这两方面进行论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一系列公文制度的颁布，不仅使我党公文文面形式中出现了许多新要素，而且促进了部分要素的演变，使文面形式的结构与内容更趋科学合理，极大地推动了文书工作的良好发展。
1.版头部分
密级和保密期限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初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我党没有对密级和保密期限作出明确规定。1942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要求在公文封套上，“机密性的公文，应在信封左角上写上‘机密’的字样”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版《暂行办法》曾规定，公文在非必要的情况下不得注明“密件”或“亲启件”③。紧急程度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党公文未标明紧急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版《暂行办法》曾规定，公文只有在必要情况下才能注明“急件”。发文机关标志方面，公文制度的颁布促进了发文机关标志的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党有相当数量的公文已出现了发文机关标志。比如，1936年晋察冀边区公文、1940年晋察冀边区政府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公文、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公文均包含了发文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文机关标志被称作“版头”或“发文机关标识”。发文字号方面，公文制度的颁布促进了发文字号的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党公文都包含发文字号。1936年晋察冀边区公文，1940年晋察冀边区政府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公文，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公文包含了发文字号。
2.主体部分
标题方面，公文制度的颁布促进了公文标题形式的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党大部分公文已经有了标题，且已经形成了发文机关、事由、文种的组成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党公文基本形成了这种组成方式。主送机关方面，促进了主送机关的出现与形式的完善。根据对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年》的研读，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党的公文已经出现了主送机关，而且主送机关常常会以代号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随着《关于改变国家机关公文用纸格式的通知》的发布，公文的文面格式由表格的形式变成了随文安排的形式，主送机关成了公文主体部分的格式要素之一。正文方面，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要求“凡是要分段的地方，可以另起一行写，并且可以分段的地方用（一）、（二）、（三）等数字加在头上，使得文章的起落清楚”④。使公文层次分明、结构严密，便于阅读。附件说明和附件方面。公文制度的颁布促进了附件一栏的出现与形式的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党公文就出现了附件这一栏。1936年晋察冀边区公文格式未出现附件这一栏，1940年晋察冀边区政府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公文，均出现了附件这一栏，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公文也出现了“附送***几份”的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关于对公文名称和体式问题的几点意见（稿）》中提到“附件”一栏不是文书中的必要因素，“‘附件’要写在正文之后、日期与发文机关署名之前，还应注明附件的具体件数及名称”⑤。发文机关署名与成文日期方面，公文制度的颁布促进了发文机关署名与成文日期的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党公文也发文字号。1936年晋察冀边区公文，1940年晋察冀边区政府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公文，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公文均有发文机关署名，且基本为官职加人名的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党公文就包含了发文机关标志。1936年晋察冀边区公文，1940年晋察冀边区政府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公文，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公文均有成文日期，且格式为“中华民国*年*月*日”。
（三）文书位置安排。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末，公文的文书位置安排方面，尚没有出现明确的规定，文书位置安排的形式较为随意，无章可循。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随着《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的颁布，文书位置安排才逐渐向着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四方面：首先，人名或机关名称写在公文的开头位置，并且和公文正文开头第一个字对齐。其次，机关名称写在第一页第一行上，“名称下面有两行，一行是编字编号，一行是年月日，本机关的印一律盖在年月日上。但如果是通知，就无需盖印，只在署名处，加盖本机关的便戳即可”⑥。再次，第一页第二行由两部分构成，上一部分是事由，书写下一部分是附件。最后，监印校对的名戳盖在公文最后一张的左下角。
三、公文制度对文面款式产生影响的规律与趋势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党文书工作开始起步，制定并颁布公文制度以来，我党公文制度就开始影响公文的文面款式，使文面款式趋于规范化、制度化。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这三十多年时间，我党公文制度对文书文面款式的影响呈现出了一定的趋势与规律，经过研究，初步总结为以下两点：第一点，公文制度对公文文面款式的影响是持续不断、潜移默化的;第二点，公文制度对公文文面款式各方面的影响程度不同。
（一）持续不断，潜移默化。
公文制度对公文文面款式的影响是一个持续不断、潜移默化的过程。探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我党颁布的公文制度，不难发现，依据历史现实不断出台的公文制度，是一个更新换代、不断补充、不断创新的过程。某一特定时期的公文制度会对以后很长时间一段内的文书文面款式产生比较稳定的影响。如，在建党初的1926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发文要盖章编号的通知》“一切通告信件均须盖章发出……”⑦提出了文书要有盖章与签字这一要求，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多年的时间所出台的各种公文制度，都会出现关于文书要有盖章与签字的要求，三十多年来我党的文书也遵循了这一要求;再如1942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的《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规定每件公文要编字编号，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这十几年时间里，我党的公文一直有编字编号。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根据分析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首先是文面款式的稳定性。比如文书盖章、文书签字、文书编字编号这些文书文面形式的要素，属于文书文面形式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不论文书书面形式如何变革，这些要素都不会随着文书形式的变革而消失，虽然一段时期内，文书盖章的形式、签署制度、编字编号的形式会发生改变，但是变化基本不大。其次是中共秘书机关人员对文书制度的有效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我党秘书人员秘书素养秘书技能普遍较高，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办事效率较高，能自觉遵循我党制定的各项公文制度，并且能在文书拟制的工作中有效落实这些公文制度。因此，一旦上级颁布了一项公文制度，秘书人员就能长期持续地在工作中贯彻实行。
（二）影响程度不同。
公文制度对公文文面款式各方面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公文制度对公文行款、公文文面形式、文书位置安排的影响不同，表现为公文文面形式较容易受公文制度的影响，公文行款、文书位置安排相对不容易受公文制度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出现的公文制度中，公文文面形式的变革比较明显，公文行款与文书位置安排的变化相对不明显。
经过分析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文面形式由于包含内容的复杂性更容易受到公文制度的影响。公文文面形式包含的内容比较多，包括版头、主题、版记三个部分的要素，每一个要素的改变都会带动公文文面形式的改变，行款只是指公文的书写是公文的书写方向与转行方向等，文书位置安排是指文书的留空、居中、顶格、落底等，这些要素会随着行款的改变而改变。其次，思想文化变革的影响。行款的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国古代传统的书写方式是自上而下，也就是竖行书写。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伴随西方文化传入的，还有更便捷的书写方式。“1909年刘世恩的《音韵记号》一书文字全部横写，1915年l月上海出版的《科学》月刊‘创刊号’也全部实行横写”⑧。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后，也紧跟这一步伐，出现了横写的文书。但由于书写习惯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直到1942年的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公文行款才有了明确的制度规定，自此，大部分公文才渐渐变为横写的公文。
综上所述，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我党公文制度对于公文文面款式影响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公文文面款式拆分为各个要素，以微观的角度分析各部分要素如何受公文制度的影响;将文面款式各要素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综合探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我党公文制度对公文文面款式影响的规律与趋势。
但是，本文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水平和时间所限，本文对于影响规律的研究和分析还远远不够，对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我党公文制度對公文文面款式影响的规律与趋势的论述只是个人不成熟的见解，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另外，此次研究成果对于当代秘书机关与秘书从业人员的启示与借鉴价值有待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至五十年代我党公文制度与公文文面款式具有一定的成就与不足，成就值得当代秘书机关与秘书人员学习，不足值得当代秘书机关与秘书人员借鉴。只有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对于历史事件与历史事物的研究才具有现代价值。本文只是笔者对于我党公文的初步研究，接下来，将总结此次研究的不足，尽量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与更科学的研究方法，继续深入研究。
注释：
①档案出版社.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1：198.
②中央档案馆.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1923—1949）[M].北京：中央档案馆出版社，1981：87.
③陈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政机关公文规范化进程研究[D].合肥：安徽师范大学，2014.
④⑤⑥⑦程英.中国公文工作制度史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6.
⑧胡明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的现代化进程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
参考文献：
[1]程英.中国公文工作制度史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6.
[2]档案出版社.中共文书档案工作简史[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1.
[3]中央档案馆.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1923-1949）[C].北京：中央档案馆出版社，1981.
[4]陈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政机关公文规范化进程研究[D].合肥：安徽师范大学，2014.
[5]胡明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文书工作的现代化进程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R].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2.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C].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