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时间：2020-04-25 07:58:4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余光中是汉语新文学的重要人物之一。本文整合两岸四地学界对余光中先生的部分纪念文章，以呈现他的丰满形象。
关键词：乡愁；创作；慎重；文学论战；谦和幽默
中图分类号：I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3-0112-06
余光中，当代学者、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翻译家。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南京，1950年5月到台湾，1952年毕业于台大外文系。1958年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其间曾两度应邀赴美任多所大学客座教授。1974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回台，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其中有6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并将四者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他被誉为文坛的“璀璨五彩笔”。他的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诗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散文集）及《分水岭上：余光中评论文集》（评论集）等。他的诗作《乡愁》、《乡愁四韵》，散文《听听那冷雨》、《我的四个假想敌》等，被广泛收录于大陆及港台语文课本。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教授于台湾逝世，享年89岁。
一、一个诗人的乡愁
台湾作家陈幸蕙在对余光中先生纪念文章中谈到：余光中从44岁开始写于《断奶》前的《乡愁》一诗，到歌咏颂赞永恒之岛的乡情诗，到文革时期婉转怀乡、刻画伤痕、遥忆童年、近乡情怯的乡愁诗变奏，再至64岁应北京社科院之邀赴大陆访问后，所写乡愁诗之续集——返乡诗，对1949年随国民党迁台的台湾新住民余光中而言，乡愁是其一生诗歌创作中最特殊、也是最“一以贯之”的主题。①
许多人读余光中的第一首诗便是《乡愁》。在余光中出版的20多本诗集中，《乡愁》对于余光中广大读者而言是余光中诗歌最耀眼的名片和文学坐标。陈幸蕙在《忠于自我，无愧于缪思的马拉松作家》中说到“凡有华人处，即有余光中诗，即有《乡愁》之传诵”。时至今日，余光中仍被称为“乡愁诗人”。
陈幸蕙认为，传唱不绝的《乡愁》之所以引起广大回响，主要在于全诗适用明朗亲切的文字、易琅琅上口的歌谣体，更在于少小离家、两地相思、中年丧亲、晚年渴望落叶归根的小我个人经验，反映了大我普世的共同经验，于个相中呈现了共相之故。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于不动声色中，含泪点出了“一道海峡像一刀海峡”、“一把无情的水蓝刀”切割两岸的沉痛历史，充满不可承受之重。③
然而令人感慨的是，两岸交流之后，余光中地理乡愁虽解，另一种复杂的乡愁，在其心中却与日俱增，挥之不去。毕竟，“一道海峡像一刀海峡……波分两岸/旗飘二色，字有繁简/书有横直”的伤痕犹新。④陈幸蕙回忆道：近年来，台湾课纲文言文比例逐年降低，在期许新世代有更丰富未来的情况下，余光中曾语重心长地说：“不能剥夺下一代的文化继承权！”因之于白发苍苍的晚年，亲自披挂上阵，企图力挽狂澜，“拯救国文”。⑤
所以陈幸蕙提醒我们，如果从文化生命断裂的角度出发，重新解读《乡愁》结语，我们就可以发现热爱华夏且以传承为使命的余光中，地理乡愁虽已解构，却仍充满了强烈的历史文化乡愁。⑥
对于传统文化的“乡愁”和坚守，余光中就像其诗歌中的“守夜人”一样，“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的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
二、向世界开放自己
“乡愁诗人”名义固佳，但余光中也曾表示“乡愁诗人”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他自己。因为除乡愁之外，余光中创作题材多元。正如陈幸蕙在纪念文章《忠于自我，无愧于缪思的马拉松作家》的评价一样——余光中作为一个对自己、对文学、甚至对时代负责的作家，他把自己向这世界开放，不自我设限，无事不可入诗，取材无比自由宽广。因此在其诗中，可见其对岁月的沉思、对生命盈缺的观照、对存在的困惑、对宇宙天启的叩问、对死亡议题的探索、对自然静物的观察题写；但家庭日常（如停电、失眠、拔牙、夜半如厕）、亲情爱情（如余师母削苹果、东京新宿的短暂失踪、为孙女祈祷）、人物显影（如梵谷、甘地、萧邦、达赖喇嘛到时装模特儿、长跑选手）乃至数码时代的自我定位（不上网的漏网之鱼）、时事新闻与政治评论（如戈尔巴乔夫、台湾选举、杜十三事件、哀悼九一一、九二一）等，也均莫不到手擒来，无一不可入诗。此外，从关怀气候变迁、地球暖化、北极熊的生存困境的《冰姑、雪姨》，到琐细尴尬、无人过问也无人能写敢写的《同臭》，余光中在大与小、轻与重、深与浅、哀伤与幽默、庄严与谐谑间，游刃有余。他的诗歌取材宽广度，可见一斑。⑦
余光中曾对台湾中山女高国文科教师张辉诚说过：“别人写作可能是专卖店，我的则是百货公司，应有尽有。”这就是余光中对世界开放自己的自信，他不怕自己的作品被挑选。
除此之外，余光中还热爱摇滚民谣。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兼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张锦忠在回忆文章中说到听西洋歌曲、对北美歌者热衷大于读诗的他看到余光中的散文《聽，这一窝夜莺》的时候，却被深深吸引，十分乐读。⑧后来这几篇“夜莺”被收录在1974年的散文集《听听那夜雨》，余光中在后记中说，“久拟撰写的巴布·狄伦的评论才是真正的考验”。张锦忠认为，余光中对摇滚民谣的兴趣，也反映在其诗风上。虽然余光中早在《冷战的时代》里头的《带一把泥土去》、《凡有翅的》就已经以民谣体传唱，但是《白玉苦瓜》集中的《江湖上》、《民歌》、《乡愁四韵》、《乡愁》等诗最具民谣风。这几首诗以民谣体抒情叙事，语言浅显，风格明朗，更贴近民间。⑨
关于余光中对民谣风的兴趣，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单德兴的回忆文章也给予了极大的印证。单德兴回忆1973年其修读余光中的英国文学史的经历说到，那时余光中的诗作转向民谣风，这兴趣也反映在教学上，对《诺顿英国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里的民谣（popular ballads）情有独钟，每一首都仔细讲解、朗诵，自得其乐，不少学生也为之陶醉。余光中对英美摇滚乐与流行民歌的介绍，甚至模仿美国民谣歌手巴布·狄伦的作品，打开了单德兴他们这群学生的视野，把遥远的英国文学史连结上英美流行文化与当代台湾文化。⑩单德兴还回忆了1975年6月前往台湾中山堂参加歌手杨弦根据余光中诗作而谱曲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的场景。当他欣赏诗人与歌手同台演出时，当他聆听余光中亲自朗诵时，当熟悉的诗句由歌手口中唱出时，诗与歌的结合仿佛使文字借着音乐活转过来，他打心底产生一股奇妙的感觉。{11}
除了诗歌创作、痴迷音乐之外，余光中还致力于散文、翻译和评论创作。在创作之余，余光中也喜欢自然与运动，是文艺远足队队长。小说家、前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王文兴在《余先生的后院》回忆文章中评价说，余光中“不仅是吾人现代文学的开山始祖，他甚至促进了我们现代绘画、现代音乐的诞生。”{12}正是对自然、生活和创作的无限热爱，余光中在生活和创作中始终探索不同的可能性，在各个领域不断打开自己并且发光发热。
三、我是余光中的秘书
在《我是余光中的秘书》一文中，余光中戏谑地自称是自己的秘书。他说到——诗、散文、评论、翻译，一向是他心灵的四度空间。写诗和散文，他必须发挥创造力。写评论，要用判断力。做翻译，要用适应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才自觉生命没有虚度。但是，记得把许可使用自己作品的同意书及时寄回，或是放下电话立刻把演讲或评审的承诺记上日历，这些纷繁的杂务，既不古典，也不浪漫，只是超现实，“超级的现实”而已，不过是秘书的责任罢了。可是他并没有秘书，只好自己来兼任了，不料杂务愈来愈烦，兼任之重早已超过专任。{13}
即使“无尽无止无始无终的疑难杂事，将无助的他困于重围，永不得出”，余光中对于评审、校对工作却从未敢松懈，更不会让人代劳。对于余光中而言，“校对不但需要眼明心细，耐得住烦，还需要有真学问，才能疑人之所不疑。一本书的高下，与其校对密切相关，如果校对粗率，怎能赢得读者的信心？”{14}他在台湾出书，一向亲自末校，务求谬误减至最少。同时，他为大陆出书近年来校对的水准降低以及有些出版社仓促成书而错字之多的现象感到伤心，并担忧“评家如果根据这样的‘谬本’来写评，真会‘谬之千里’”。{15}这可见余光中对文字的慎重。
余光中对文字的慎重在九歌出版社总编辑陈素芳的回忆文章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陈素芳作为与余光中合作数十年的出版编辑，回忆到余光中在出版诗集《太阳点名》时候清楚地告诉她几首、几行。余光中对她说：“我不记账，却有译本诗的帐目，上面详细记载题目，行数，发表刊物与日期”。{16}
陈素芳于2009年向余光中提议重出《梵谷传》的时候，81高龄的余光中欣然首肯，像重译一本书一般，找到半世纪前为方便翻译拆开的原文，35万字对照校订，更动部分译名，手绘“梵谷一生的行旅图”，为梵谷名画解说，亲制人名索引，视其与梵谷的关系介绍当时重要画家，几乎可说是19世纪印象派画家的导览。{17}陈素芳评价到：一本半世纪来备受赞语的译本，他28岁翻译，50岁重译，81岁重新校订、修正，对文字的坚持这样纯粹，这样一本初衷。{18}陈素芳还说，余光中对文字的纯粹坚守的精神甚至还体现在其2016年跌跤住院后、2017年1月与7月重新出版的《守夜人》、《英美现代诗选》里。{19}
余光中对文字的慎重，尤见于其对翻译的慎重。单德兴的《在时光以外奇异的光中——敬悼余光中老师》一文就有一段评价到：
从早期《英诗译注》就可看出老师对翻译的慎重，小自一字一句的理解，一韵一律的掌握，中至通篇的结构、技巧、意象、内容，大至作者生平、时代背景、文学史地位，都能透过雄深雅健的文笔传达给读者，对译作力有未逮之处也坦白承认。他参与其事的《美国诗选》与独立完成的《英美现代诗选》在华文世界影响深远。这些不仅树立了译者的楷模，对我主张翻译的“双重脉络化”也深有启发。至于修订译作再行出版，如《梵谷传》、《老人与海》、《守夜人》、《英美现代诗选》等，更展现了再接再厉、精益求精的态度，因为正如他所言，世上没有完美的翻译，“Translation is an art of approximation”，只能尽量逼近原作，无法完全传达形音义，译诗尤然。{20}
余光中对待文字的慎重不仅仅体现在对他自己的作品方面，更体现在对他人的作品态度方面。据单德兴回忆，余光中为人写序绝不应酬敷衍，每篇都是细读后的悉心之作，既有肯定、期许，也不吝提出改进之道，《井然有序——余光中序文集》便是集大成之作。{21}根据台湾蓝星诗社诗人向明先生的回憶，虽然为多人认真作过序言，但余光中对待蓝星诗社同仁甚少写序或评介，要有也是以极精炼的寓言或旁征侧引的介入，绝少有溢美之词。{22}
余光中对文字的谨慎固好，但也不可避免出现一些副作用。诚如余光中在《第十七个诞辰》一文中所预言：“蓝星似乎有一个传统，就是社友之间，较少互相标榜的倾向。当然，互相之间要截然禁绝美言佳评，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溢美之词尚少泛滥成洪水的荒谬程度，这种低姿态的作风，对于喜欢高帽子的人而言当然缺乏鼓舞性”。{23}向明在《蓝星的精神领袖：余光中》中写到，然而这样的自律的后果是蓝星的延续发生了问题，没有培植接班人，老人日渐凋零，使得诗刊无法办下去。由于自律，同仁间不互相标榜辅植，使得青年诗人对加入蓝星兴趣缺乏。{24}另外，单德兴还提及——余光中“数十年讨论翻译的文章甚多，在理论、批评、实务上都有独到的心得，当今中文西化严重，翻译体横行，这些见解颇有矫正的作用。中国大陆早就出版了《语文及翻译论集》{25}与《余光中谈翻译》{26}，读者一卷在手，就能汲取余光中多年翻译心得，增长不少功力。但台湾除了《含英咀华——梁实秋翻译奖评语集》{27}之外，余光中的其他文章散见于不同书中，有些新作甚至尚未收入书里。单德兴曾数度向余光中夫妇提及此事，甚至考虑要不要毛遂自荐，代为整理翻译论文集。然而余光中忙于整理诗集、文集与两本译诗集，对书稿整理也自有一套行之有年的严谨作业程序，他人难以代劳，所以就未积极进行。{28}
“我是余光中的秘书”这句自嘲背后是余光中对文字的极度纯粹坚守、慎重与自律。
四、分裂对峙的时代感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并将这四方面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余光中也被誉为文坛的“璀璨五彩笔”。正如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彭立勋所写——余光中在理论上和创作上对现代诗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见解。他反对把中国诗的现代化等同于中国诗的西化，主张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既有民族性也有时代性，既要发扬中国文学之优势，又要吸纳西方文学之所长，将观察与想象、理性与抒情结合起来。同时，余光中还深入、详细研究了诗歌形式美和构成规律，并对中国现代诗的新形式从创作到理论方面做了创造性的探索，如纠正对“自由诗”的误解，对“自由诗”与“格律诗”的关系作出科学的审视，注意研究诗歌的声调类等等。{29}余光中还提出了“适度散文化”的诗歌理论，并为此长期进行着实践。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唐捐评价说，不同于纪弦、覃子豪以至洛夫等人的法国取向，余光中译介英美诗学，倡导知性与感性的平衡，依然反映出冷战时代里文化传播的变迁。而新大陆（美国）与旧大陆（中国）的相互激荡，也就养成了他笔下特有的豪迈之气，以及分裂对峙的时代感。{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