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诗歌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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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六朝诗歌是上承两汉诗歌下启唐宋诗歌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本文就六朝时期的诗歌进行下具体分析。
关键词：六朝诗歌；政治环境；文人心态；文人集会
罗宗强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说 “六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非常不幸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生活空间开阔、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这也就促使了六朝文学的繁荣发展， 六朝的诗歌也在这样的文学大背景下，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光芒。
一、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下的诗歌
我们把整个六朝时期称作乱世，是可以被理解的。汉末战乱，三国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后又发生了“八王之乱”，以及朝代不断的更迭所带来的斗争，都处于兵荒马乱、时局动荡的环境里，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现了大量的反映战争现实，民生疾苦的诗歌，使其诗歌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有关生命的探索也大量的出现，文人的诗歌中出现了共同的主题：生死主题、游仙主题。
战乱的年代，人们最常体会的就是生死，诗人也意识到生命个体的问题，出现了以生死为主题的诗歌，这些诗歌主要是对人生短暂的慨叹，如何面对死亡的一些问题的探讨，如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叹息人生的短暂，要抓住时光，勉励自己建功立业；陶渊明《拟挽歌辞》中“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到，托体同山阿”表达的是对待生死的旷达、顺应自然的心态。
以游仙主题的诗歌与生死主题的诗歌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主要有两种，一就是想象神仙世界，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不老；一是脱离现实的困境，追求一种解脱。前一种诗歌有汉乐府的诗歌中《长歌行》、《董逃行》等，后一种在六朝诗歌中是大量存在的，如阮籍的《咏怀》和嵇康的某些诗以及郭璞的游仙诗都是想表达自己在黑暗的社会背景下的苦闷，抒发自己想摆脱世俗，追求自由的愿望。
在这样一个战乱连年，灾祸不断的时期，诗歌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创作方向，形成了以生死主题、游仙主题的诗作，这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必然的结果。
二、文人心态变化对诗歌的影响
由于六朝时期战乱不断，处于这一时期的文人的心态也在不断的辗转变化，总体来说由浓烈到淡泊的演变过程：建安的慷慨激昂、正始的忧嗟、江左名士的淡泊，相应的其诗歌的所表达的感情也由浓烈到平淡朴实。
建安时期的文人继承了东汉清流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追求建功立业，扬名后世。如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由此可见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使得这一时期的诗歌也具有慷慨悲凉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评价这一时期的诗歌特点为“雅好慷慨”、“志深笔长”。
正始时期处于曹魏政权与司马氏集团争权夺利之时，此时期的文人依然具有积极入仕的精神，但又存在很多忧虑，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了危机感和幻灭感，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代表的有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同时在这一时期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起来，最具代表性的是“竹林七贤”谈玄说理的诗歌。
江左名士对生命的感叹依然丰富多彩，但已趋向淡泊，江南一代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定的地域，对于经历了许多变迁后的文人来说，此处的山水、安逸的环境排遣了他们的世俗之心，淡化了世俗的欲望，他们的诗歌中我们也很难再看到那份忧虑，如谢灵运的山水诗清新自然，浑然天成。
从建安到江左，文人的心态由慷慨到苦闷伤感再到淡泊，文人的诗歌表现的感情也相应的发生着变化，由此可以看出文人的心态在对其诗歌创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文学集会对诗歌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是一种以诗文创作，玄理清谈为主要活动内容的集团，它是由知识阶层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进行文化活动的社会团体。”六朝时期著名的文学集团有以曹操为领袖、以曹丕、曹植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以阮籍、嵇康为核心的“竹林七贤”，依附于贾谧的“二十四友”，齐竟陵王萧子良周围的“竟陵八友”，昭明太子文学集团，萧刚文人集团等。这些文人集团的活动促进了诗歌的发展，使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有了自己的特点。
文人集团活动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使大量诗歌的出现，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说“昔日同游，行责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殇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文人集团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作诗写文，因此有大量的诗作是在这些集会中创作的。
文学集团的活动不仅促进了诗歌数量的增加，而且对一段时期的诗歌风格形成也具有导向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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