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状元王寿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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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科举考试最高荣誉的获得者，状元王寿彭受到的非议大概是最多的，从他获得的状元资格，到他的学问、成就，以及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受到时人和后人的讥讽。王寿彭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坊间关于他的一些传说是否可信，我们说来听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科举考试最高荣誉的获得者，状元王寿彭受到的非议大概是最多的，从他获得的状元资格，到他的学问、成就，以及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受到时人和后人的讥讽。王寿彭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坊间关于他的一些传说是否可信，我们说来听之。
潍县状元胡同
1875年王寿彭出生在山东潍县南关新巷子、一个并不富裕的读书人家，其父早年过世，他便跟着大哥读书。王寿彭读书是有名地刻苦，而且极富天赋。王寿彭出生的第二年，与他同住在新巷子的前邻曹家，出了一名状元，名字叫曹鸿勋。
曹鸿勋（1846年-1910年），字仲铭，号兰生。曹家非常贫穷，父亲曹棠早亡，母子过着艰苦的生活，幼年的曹鸿勋常常饿着肚子到私塾读书。他的启蒙教师叫丁象庭，他非常喜欢这个贫穷而好学的孩子，经常接济他。清同治二年（1863年），曹鸿勋取得县考第一名，成了秀才，也是这一年，他为潍县城东南角的文昌阁写了一副楹联，被当时著名金石学家、潍县人陈介祺所激赏，并收为义子，亲自辅导他的学业。
光绪二年（1876年），曹鸿勋经殿试一举名列一甲一名，中了状元。当连夜骑马报录的三批人马赶到曹家时，家中连招待客人的饭菜都没有，全是邻居帮助现凑的。
只有两岁的王寿彭自然不能体味自己邻居中了状元的兴奋，但榜样的力量却在有意或无意中左右着王寿彭的行为，科举之路必须一走到底。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他中举人，两年后（1903年），中状元，入翰林，授修撰。潍县城里一条宽不足3米，长不过百米的小胡同，27年间出了两名状元，两座状元府，南北相对，一时传为佳话。
王状元因名而蒙冤
当时社会上有传说王寿彭之所以能中状元，是因为“王寿彭”三个字。当年殿试之时，正是慈禧太后的70大寿，主考的清朝官员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把本来不是第一名的王寿彭的试卷，故意放在所有试卷的上面。慈禧太后“钦点”甲第，一眼看见“王寿彭”三字，龙颜大悦，为取“寿齐彭祖”的吉祥之意，毫不迟疑地点了王寿彭。状元就这么诞生了。当王寿彭听到这一传闻后，非常风趣地写了一首打油诗：
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
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王寿彭的意思是，如果我中得状元是偶然，那么，中得举人，进士，也是偶然吗？这说明他的心中是十分不服气的。
更接近于事实的传说是，王寿彭中状元的那一年，并不是慈禧太后的70大寿，慈禧生于1834年，1903年她69岁。好事者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在参加殿试的70名考生中，将王寿彭摆在首位，以示预祝慈禧太后70大寿。所谓无巧不成书，偏偏慈禧就是点了王寿彭。其实真正受惠于慈禧太后70大寿的应该是末代状元刘春霖。很长时间以来有一个说法，王寿彭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最后一个状元，为什么不是刘春霖呢。依照常规，科举为三年一科，而光绪癸卯科（1903年）王寿彭榜刚刚结束，下科应在第三年（1906年）举行。但是，甲辰年（1904年）是慈禧太后的70大寿，当时称为“万寿节”，天下共庆。科考自然也不例外，加试一科，特赐“恩科”。刘春霖一举中得头名，拿下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施行数百年的最后一个状元，三年后（1907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如果按照正常的科举年份，不加“恩科”，王寿彭是最后的状元。
关于刘春霖中状元的传说是，当时慈禧刚刚为了反对新法，发动了政变，将光绪囚禁，把珍妃投入水井。本来，承恩卷是应由皇帝亲自钦定名次的，光绪不行了，一切皆由慈禧亲自操持。看了第一名广东人朱汝珍的试卷，慈禧十分不高兴，因为“朱”与“诛”同音，隐喻自己诛杀了珍妃。第二名就是河北人刘春霖，当时刘春霖叫刘青霖。“霖”字含有“霖雨苍生”之意。而刘春霖的籍贯是直隶肃宁，有“肃靖”和“安宁”等吉祥之兆。慈禧很是高兴，说此人的名字甚好，眼下大旱，正等春霖，点了刘青霖。发榜时，慈禧又将“青”改为“春”，刘春霖应运而生。
倡导改良教育和兴办实业
王寿彭27岁即中得状元，当时的清朝政府正处在一个不得不变动的时期，新科状元也被赋予与原来不同的使命。1905年王寿彭和刘春霖等人，被清朝政府派往日本考察学习，重点是政治、教育和实业。此时，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正在日本组织领导针对清朝政府的革命运动。王寿彭对此极力反对，敌视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倒是对日本的教育制度和实业，非常看好，回国后著《考察录》，倡导改良教育，兴办实业。尤其对教育着力提倡并予实施。
1910年，王寿彭出任湖北提学使。任职期间，他创办了两湖优级师范学校，首创预算制度，制定学堂章程，是湖北新式教育制度的有力倡导者。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王寿彭支持清政府镇压革命军。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偕家眷返回济南，任山东都督府及巡按使署秘书，教育司长等职。黎元洪执政任临时总统时，王寿彭被请为总统府秘书。1925年，张宗昌督军山东，王寿彭再次返回济南当山东教育厅厅长。第二年，王寿彭将被一分为六的山东大学，合而为一，增设文科，成立省立山东大学，他自己兼任校长。
任山大校长尊孔子礼教
奉系军阀张宗昌，虽然是旧势力的代表，但为顺应潮流，把自己打扮成开明人士，于1926年6月30日下令在济南重建山东大学。创立于1901年的官立山东大学堂，于1914年遵照中华民国政府的命令一分为六，组建或充实到山东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山东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山东公立矿业专门学校。由王寿彭出任厅长的山东教育厅，遵照张宗昌的指示，于1926年7月24日发出指示，决定将已经分出12年的六所公立专门学校合并，改建为省立山东大学。王寿彭兼任校长。8月5日王寿彭到职视事，启用校钤，挂出由王寿彭亲自书写的“山东大学”校牌。
王寿彭任山东教育厅长和山东大学校长期间，念念不忘自己是前清状元，主张尊孔读经，思想保守陈旧。他首先在全省推行尊孔读经活动，当时的《山东杂字》一书讽刺王寿彭：“前清老腐败，看着作笑谈，欲把私塾立，怕来查学员。济南教育厅，布告各县传，学堂带《论语》，《孟子》念七篇，五经四书注，古诗五七言”。在山东大学，王寿彭尊孔更是达到极点。他要求山大每逢开学典礼及孔子诞辰，全校师生一律长袍马褂，由他亲自带领着向孔子神位行跪拜叩首礼。1926年9月5日，山东大学开学典礼王寿彭在会上发表了“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训词，学校随即正式上课。
虽然如此，王寿彭还是表现出自己对兴办教育的执著和投入，一是资金方面大投入。山东教育厅每月拨给山大25000元，教职工的待遇是：校长月薪400元，系主任及教授月薪300元-360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二是广揽各类人才，文学院院长王宪五，清末拔贡，精通经学、古文，有“山东才子”之称；法学院院长朱正钧，曾留学日本；工学院院长汪公旭，曾留学德国；农学院院长郭次璋，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医学院院长周颂声，曾留学日本。全校共有教师330人，其中教授就有二百多名，在全国高校中也是阵容最强大的。当时的教师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科举出身的经史学者，另一部分是从德、英、日取得学位的回国留学生，新与旧的结合，使省立山东大学充满了生机。尤其省立山东大学制定的《设学大纲》和明确的培养目标，比起山东大学堂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应该说王寿彭在其中做出了贡献。
1927年，王寿彭因办学思想陈旧，因循陋规，受到山大一部分留学归来教授的强烈责难，辞职离校。张宗昌内定著名学者辜鸿铭为校长，接替王寿彭。但辜鸿铭当时已是病情危急，不久即去世，而未到任。张宗昌看不上其他人，自嚷：“山东大学的校长，谁也不给，由我自兼。”为此，时人曾流传：“齐鲁文明之邦，目不识丁当校长，孔圣九泉哀叹，荒唐，荒唐。”
王状元的糊涂账和明白事
王寿彭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把自己的命运与张宗昌紧紧联系在一起。可说是王状元追随张军阀，张军阀追捧王状元，两个人是互相利用的依存关系。
据当事者回忆，张宗昌每次到山大视察，王寿彭总是到督军府“齐鲁总制”迎接，陪伴到校。视察完毕，再陪送回府。张宗昌正在读书的女儿突然去世，作为教育厅长的王寿彭下令山东女子师范中等学校全体师生，前往吊唁。据说，王寿彭之所以如此追捧军阀张宗昌，可能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末代状元走投无路时突被重用，自然是诚惶诚恐；还可能是张宗昌出了重金聘请王寿彭，拿了人家的钱不得不尽职尽责，极尽表现之能事。
当然这只是传说，但王寿彭从此再也离不开张宗昌则是真的。辞去山东大学校长之职，王寿彭继续担任山东教育厅长。1928年3月，张宗昌仓皇下台，离开济南逃亡天津。王寿彭虽然没有当即随张宗昌而去，但一个月后北洋军阀政府倒台，国民党政权接管山东省政府，他还是追到天津张宗昌那里，客居异乡，两人在一起郁闷度日。次年，王寿彭病逝于津门，只有54岁。
作为末代状元其思想保守，极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王寿彭究竟有多少学问，这是一件很难评价的事。可以肯定的有两点：首先是王寿彭的书法，水平很高。后人评价其作品端庄雄伟，圆润厚重。他留下的对联、匾额、字幅、扇面等墨迹，已是今人追逐之佳品。同时，王寿彭的学术知名度也很高，从日本考察回国后，他写了《考察录》一书，在当时很有些反响；另外，王寿彭还有《靖庵诗文稿》等著作。在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一只铜墨盒砚，盖上有王寿彭的题字，被有关部门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足可见其价值。王寿彭寓居天津期间，以给当地报纸写稿赚取稿费维持生计，由此可见，他并不是无能无识之辈。
当年在山东大学读书的学生回忆：“校长（王寿彭）对待学生，总是循循诱导，未曾加以训斥。在督办公署派人来逮捕学生中的地下党员时，他宣扬当局怎样优待学生，谆谆告诫学生要明哲保身。这话本不足以说服学生求进步的心理，但在他还是出于诚心爱护”。（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山东文史集粹》，第43页）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经在山东大学附中读书，与校长王寿彭多有往来，并且得到过王寿彭的题字，王校长还称季羡林为“老弟”。季羡林说，一个教育厅长兼大学校长的硕学之士，对一个16岁的学生称“老弟”，看来还是相当没有架子的。从这一点看，他还是一个开明的人。
（选自《齐鲁晚报》2005年3月19日/郑士良 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