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毁灭与再生,社会的解体与重构
时间：2020-08-15 07:51: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众所周知，曹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杰出的剧作家，他以悲剧创作而著称于世。70年前，他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了戏剧的《家》，让我们重温经典，缅怀大师，共同探讨这部久演不衰深受广大观众欢迎的悲剧作品的价值所在，这是一件值得宝贵和荣幸的大事。
一、《家》的改编演绎着曹禺心中的世界
曹禺曾经回忆道：一九四二年，酷热难当的日子，俯扑在一张餐桌上，整整一个夏天写着这个剧本。可见作者创作时的认真、严谨与艰辛。改编不是“克隆”不是“复制”，不是简单的拆解和组装，它需要的是创作者具有高超的编剧艺术与深邃的思想。
曹禺心中的世界究竟是什么？这是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他说：“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是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是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的罪状要诉说。”的确，曹禺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他的人生际遇也是光怪陆离的。他要写戏，拿起笔来控诉这个吃人的社会，抨击恶魔，表达对不幸者的同情——这就是曹禺心中的现实世界。
对于《家》的改编大体上是依据原作进行的，但很大程度上也融进了曹禺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对于剧中的人物的塑造他极大地调动了他的生活经验，比如冯乐山，这种伪善阴险的人曹禺在生活中见过，觉新、瑞珏、梅表姐这类人物曹禺也非常熟悉。
对原作《家》，曹禺自己感受最深的是对封建婚姻的反抗，不幸的婚姻给青年带来的痛苦，正因为如此，他便把笔触探入到这个文学创作的母题。但他认为即使是悲剧也“也总得写出对美好希望的憧憬和追求”。的确，在他的剧作中一方面以觉新、瑞珏、梅小姐的爱情悲剧作为主线，觉慧与鸣凤的爱情悲剧作为副线，在写出他（她）们心理矛盾与性格冲突的同时，揭示了是专制的封建制度和伪善的礼教造成了他（她）们心灵的创伤和悲惨的命运；另一方面以觉慧、鸣凤与冯乐山的关系为戏剧冲突形式，鸣凤之死是对虚伪、恐怖现实的无声反抗，而觉慧则是敢于指斥和抨击以孔教会会长冯乐山为代表的旧势力的有声的反抗者，他是“对美好希望的憧憬和追求”的年轻一代，旧有的“家”“毁灭了，未来的“家”如何再生，恐怕只有靠着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勇于斗争、充满理想的青年人了。
在中国人眼里“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国同构”“家国一体”是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因此，曹禺的《家》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家”，他赋予了这个“家”以象征意义，以一种特殊的内涵，这个家也就蕴蓄着当时中国的历史困境、现实选择以及社会的心理认同。在那个分崩离析、动荡不安的社会里，人们期盼着“家”的毁灭与再生，期盼着社会的解体与重构。曹禺改编巴金小说《家》所凸显的意图和主旨恐怕就在于此。
只有对现实世界的熟悉，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和理解才有可能进入真正的艺术世界的，才有可能在艺术世界里纵横驰骋。真正的优秀的艺术作品就是客观现实与作家心灵碰撞的结晶，《家》的改编熔铸了曹禺的心血，他的心随着现实在跳动，他的血随着时代在流淌，总之，悲剧《家》是曹禺对现实世界心灵化的产物。
二、悲剧中的女性与女性的悲剧
《家》是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之后的又一悲剧作品。在前四大悲剧中，曹禺精心刻画了不少女性形象。《家》亦是如此，除了瑞珏、梅小姐、鸣凤等主要女性之外，还有婉儿、王氏、陈姨太、沈氏、周氏、钱大姨妈等一些地位卑微和人格卑微的女性。
曹禺曾经说：“改编成剧本之后，主角变成瑞珏了，这是一部女人的戏”。曹禺对剧中主角瑞珏进行过解读与分析，他认为：“瑞珏是封建社会造成的一个有着三从四德（所谓三从就是女性出嫁之前从父、出嫁之后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指女性所具备的四种德行，即德、言、工、容——笔者注）的女性，但又是‘五四’时期一个半新不旧的女性。这个女人聪明、诚挚、勇敢，在就家庭中受了许多折磨，最后，他还是相信苦难必将过去，未来定是光明的。她是被封建制度、封建习俗逼死的。”在曹禺的《家》中，瑞珏是“最具有光彩最有诗意、最美好的人物”。她的光彩与美好是在苦难中凸显出来的，第一幕中她便走上了舞台，她在那种封建婚姻制度下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家与一个陌生的男子结合，那种忐忑、孤寂与痛苦是不言而喻的。第二幕中她表现出对觉新的关怀与爱护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当她发现觉新心中另有隐情时，她却表现出内心的痛苦以及诚挚、善良与宽容。第三幕中她搬到郊外生产是为了减轻觉新的压力与痛苦，表现了她对丈夫的理解与体恤。第四幕，瑞珏临死之前她仍没有改变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
梅芬是高家的至亲，是觉新的表妹与恋人。梅芬与觉新的爱恋被高家给扼杀了，一对青梅竹马、难分难舍的青年男女在旧制度的摇篮里被窒息、被埋葬了。觉新与瑞珏的新婚之夜就是梅芬悲痛欲绝之时，她的病痛，她的绝望是严酷的社会现实使然，是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撕裂了她的生活图景。她生前孤苦伶仃、凄清冷落，她死后只有庭院前飘落的黄叶祭奠着她。
鸣凤是《家》中的一个婢女，她与觉慧的爱恋虽然说是一场梦，但也表现了这对年轻人试图冲破旧有的门第观念与封建藩篱，在她的内心是欢歌与痛苦、爱恋与仇恨交织在一起的，她的梦想与现实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太渺茫。冯乐山的出现将她逼上了生命的绝路。她没有时间、没有必要将自己的内心剖开来给觉慧看，她掩饰着内心的挣扎与痛苦走向了令她死亡的冰冷的湖水深处。鸣凤之死，在观众的心里禁不住唱和着一曲悲壮的挽歌。
至于其他女性的描写，曹禺也是有着自己的安排的，比如婉儿的死，是继鸣凤之死的又一悲剧人物，虽然在剧中占据不了多大的位置，但却凸显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狠毒。再比如像陈姨太、沈氏之类的女性，她们既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又是这个社会的基础，她们有意或者无意地做了帮忙者、帮闲者或者帮凶者，这些人物的卑微与琐屑构成封建社会的另一种生活景观。
可以说，曹禺的《家》所描写的妇女形象是最为悲壮与惨烈的，也是最具有浓烈诗意的。作者满怀悲悯情怀用最美的语言描写了她们的不幸与坚韧，她们的悲苦与善良，她们的挣扎、宽容与期待。她们的情感世界是丰富与美好的，可她们的现实生活又是多么的严酷与辛酸。她们在命运中艰难而静默地跋涉着、低沉而哀婉地呼唤着，在当时那个不平等的社会里爱着她们不能爱的东西，恨着她们不敢恨的东西，她们似乎在等待着冰冷世界的结束和新的世界给予她们的温暖的曙光。
女人之不幸乃家之不幸，家之不幸乃国之不幸，女人的悲剧实乃家国之悲剧。纵观中国整个现代文学史，没有哪一个作家像曹禺那样对女性如此的关注，在他的笔下一个个女性形象是那样亮丽、鲜活，艰辛中却充满了浪漫与诗意，痛苦中却释放出美好与善意。在他的笔端流淌着一种情感的迫切与愤懑，直面惨淡的人生的时候，激扬起一种不可抗拒的思想与精神的力量。《家》中的那些悲弱而善良的女人们，她们以自己的血泪和生命为代价控告着这个龌龊肮脏的社会现实，擦亮世人的眼睛，洗涤和激荡着人们的灵魂与精神。
三、悲剧所折射出的历史镜像与曹禺的人文情怀。
《家》这部作品历来饱受无数争议或诟病。文学理论家何其芳先生1958年在《关于〈家〉》这篇文章里评价说：曹禺的《家》“重心不在新生的一代的奋斗，反抗，而偏到恋爱婚姻的不幸上面去了。许多作者刻画的突出场面，觉新和瑞珏婚夜的长长的朗读式的独白，鸣凤自杀前的抒情话，梅小姐与瑞珏临别时候进行的缠绵悱恻的对谈，最后瑞珏辗转病榻，不久死去，这些都是写的恋爱婚姻的不幸。……这些不幸，比起那些真正巨大的不幸来，算得什么呵！这大都不过是一种情感上的牙痛症罢了，忍痛把牙拔了出来，也就可以霍然而愈的。”他同时认为：“婚姻的不自由并不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这也就是说，最有力的反封建的作品应该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的作品。大家庭的婚姻悲剧也好，争财产纠纷也好，我看都不过是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因而只能算是封建社会的次要矛盾。”
我认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固然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一个文学家能够拿起自己的笔来表现或者反映这种矛盾，当然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就在于它的婚姻制度与封建礼教，“门当户对”就是阶级分野的表现，贾府的林妹妹绝不可能爱上焦大，同样，高公馆的觉新绝不能娶梅芬为妻的，鸣凤也不可能嫁给觉慧——虽然他（她）们相爱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社会的婚配手段，“门当户对”则是它的婚配观念与形式，这一切不仅扼杀了青年男女的爱情，还扼杀了他们人生的幸福甚至生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家庭里青年男女失去了恋爱与婚姻的话语权，尤其是权势威严的封建家庭，男性青年是长者权力、地位、财产的继承者，女性青年则是长者攀高结贵、网络势力的工具。由这种不幸婚姻或者不道德的婚姻所建构的家庭必定是一个畸形的家庭，这是现代人的觉醒后的观念与意识，是进步的人们对传统解读、认知与批判后所形成的论断。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这种“金声玉振”，深受曹禺喜爱的元代和明代的两位戏曲大师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就是用写爱情来反对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可见《家》不仅仅限于统治者家庭内部的矛盾，它实际上是深刻的揭示与批判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的腐朽。
《家》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以觉新与瑞珏、梅芬爱情悲剧为主线的，而另一条线索则是觉慧与鸣凤的爱情悲剧。觉慧的出现，给未来的生活露出了一丝明丽的曙光。觉慧在家中他最年轻，他充满了活力与睿智，无疑他看到觉新以及瑞珏、梅芬的命运乃至整个家庭的现实生存状态；在社会中他受到了现代教育（所谓洋学堂）的影响，他反对孔教，反对腐朽了的传统，是一位充满了时代气息的具有一定叛逆精神的知识青年。作者在剧中塑造觉慧这样一个人物，并且在他身上点燃希望之火，他在剧中对大哥觉新懦弱性格的批判，对孔教会会长冯乐山罪恶的揭露与抨击。曹禺的剧作《家》“它一方面鞭挞了旧制度给青年一代带来的迫害与痛苦，同时也给青年人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背叛封建家庭，投身到社会革命的斗争中去”。曹禺在自己的剧作中所塑造的所有人物形象是富有那个时代的特征的，在长长的中国文学画廊里面有着它独特的风采与魅力，《家》并不是用所谓的“红楼”加“革命”这种配方炮制而成的。
曹禺的《家》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它所折射的是没落的封建家庭的垂死与挣扎的境况，折射的是青年人爱情的艰难与悲怆，折射的是一场不可避免的轰轰烈烈社会革命的到来，在这面镜子中同时也折射出了曹禺那种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
“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学艺术历史上，像曹禺这样始终对于人、人类的命运给予深切的关怀；对人性给予如此执着的探索；对于人性的美有着独到的发现的作家，是罕见的。”的确，在曹禺所有的悲剧作品中都深刻地表现出“在这个黑暗世界中人们的灵魂与精神全都被折腾着被扭曲着，人性的毁灭，心灵无所依归，精神家园荡然无存。作者运用娴熟的艺术技巧驾驭着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灵与肉的绞杀，追求与幻灭的交替，理想与软弱的消长建构了人物之间紧张的心理对抗，呈现出了一个毫无希望腐朽堕落的社会现实……通观曹禺先生的悲剧作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作者是从现实主义出发，真切地揭露和抨击这个不合理的社会与制度。”只有旧式家庭的毁灭，才有现代家庭的重生，只有对腐朽制度进行变革，才有新的社会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讲，曹禺的《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同时，曹禺所秉承的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与不断探索的艺术精神是最可值得敬畏、尊崇和宝贵的。
参考文献：
[1]《曹禺自述》京华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45页
[2]左边《曹禺的戏剧创作对西方文化的消解与重构》，傅海棠主编《曹禺研究》第四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147页、149页
[3]《曹禺自述》京华出版社 2005年10月第1版146页、1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