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物关系解读《三块广告牌》的戏剧性
时间：2020-08-16 07:55: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电影《三块广告牌》在一个构想的时代背景下，展现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具有社会意义。本文在电影作为戏剧表达的一种形式为参照系的基础上，从人物关系的角度，通过人物自觉意志的表达、人物的“发现”和“突转”之间的联动关系，指出人物关系对电影中戏剧性表达对电影审美价值的塑造，并对电影中戏剧性的内在和外在进行解读。
【关键词】戏剧性；人物关系；三块广告牌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14-0104-02
英国戏剧理论家马丁·艾思林在阐释电影中的戏剧性时提到：“……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等这类机械录制的戏剧，不论在技术方面可能有多么不同，但基本上仍是戏剧，遵守的原则也就是戏剧的全部表达技巧所由产生的感受和领悟的心理学基本原则。”[1]现代学者认为“戏剧性”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戏剧性，指仅仅在戏剧文本或者舞台衍生出来的戏剧性， 广义的则指一种包括所有文本、舞台、时间、空间出现的戏剧性。[2]电影《三块广告牌》作为一门时空艺术，研究其“戏剧性”时，应在广义理解上，以电影作为戏剧表达的一种形式作为参照系进行解读。
一、圆形人物的塑造
马丁·麦克多纳在成为《三块广告牌》的导演之前，首先是一位“直面戏剧”的代表剧作家，他在剧作中以极端的道德勇气来呼唤人们的良知，以人类世界血腥可怖的真实场景来促使人们直面新的社会现实，带有荒诞感的人物背后，是马丁·麦克多纳对其性格与意志的深层探索。《三块广告牌》中，寻找凶手的米尔德里德、身患绝症的威洛比局长、暴力警察迪克森，其人物性格与意志紧密相连，相互渗透，极富戏剧张力，并不能归类于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而是英国作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的 “不能用一句话加以概括”的圆形人物形态。
以女主人公米尔德里德为例，她与丈夫离婚后独自带着儿女生活，言语刻薄、性格粗鲁、依赖暴力去解决事物，但影片绝不止于塑造她性格的一面，而是通过侧面与细节展现人物的意志。作为一个想要找到奸杀女儿真凶的母亲，她是强硬坚决的，但同时她也是一个痛失女儿的母亲，有着女性自有的柔软与细腻。母性的天然存在与人物的意志相违，形成人物的内心冲突。向警局扔火把这一举动显然是非正义的，但再三打电话这一行为作为铺垫，引发了观众的理解与共鸣，正是因为前面对她内心柔软一面的伏笔，才使得影片后面人物的转变十分自然，让一切转变都有因可循。电影中有对她性格双面性最直观的体现，她利用两只兔子拖鞋与自己展开对话，粗犷的声线与细腻的声线代表了她性格的外在和内在，一面如一个暴力的复仇机器，另一面如一个温柔的少女，二者交织成一个饱满的人物形象。有着复杂的内心冲突“圆形人物”自身具有戏剧张力，自觉意志是戏剧的本质，人物如果只有个性而缺少意志的话，就无法构建人物内心的意志冲突，只能停留在冲突表面，无法深入主题。
布伦·退尔认为“人的自觉意志是戏剧的主要动力”，人物沿着自觉意志展开行动，当性格与自觉意志的不统一时，便会由人物内心冲突激发出人物的外在冲突，从而引发情境的转变。当具有饱满心理特征的圆形人物，在自觉意志的动因下完成动作时，过程中会不断伴随着“发现”而产生从顺境到逆境，或从逆境到顺境的“突转”，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圆形人物的塑造，这种“突转”是合乎情理之中的，情节的推动是沿着人物自觉意志发展的走向，而不是依靠剧本外编剧“看不见的手”在推动。
二、动态的三角关系
尽管这些人物本身便具有复杂的戏剧冲突，但他们并不能以个体的形式，单一的存在于电影中，人物之间必然会在情节的安排中产生某种关系。电影中人物之间围绕“广告牌”建立起人物关系，呈现出三角关系。在一个故事的主线情节中，人物三角关系通过主体、客体和对立体得以构建。在故事大的架构下，作为主角的米尔德里德是三角关系中主体，在镜头中“缺席”凶手，他作为电影中的线索人物，成为所有人的欲望客体，威洛比局长作为广告牌内容的主人公，成为主体的对立体。然而，圆形人物的塑造，使人物随着“发现”与情节的“突转”不断变化，人物三角关系也在性格与自觉意志的对抗中呈现出动态性，人物的缺失导致新平衡的不断建立，不妨以图表示。
人物关系呈现出多向扩张的网状结构，每一个三角形都表示一组三角人物关系。在“米尔德里德—威洛比局长—迪克森”这一组三角关系中，米尔德里德想通过道德压力使威洛比局长有所作为，并通过在三块广告牌采取行动，这是她作为主体产生对客体的欲望，这一行动被爱戴局长的警察迪克森接受后做出阻碍的行动，由此三人产生了“主体—客体—对立体”的人物关系。但威洛比局长的自杀使这个三角结构被破坏，导致了人物之间的直面对峙，引发了前夫烧广告牌的行为，迪克森将广告商雷德扔下窗的举动，人物三角关系的坍塌导致了冲突的激化，人物在冲突的构建中展开新的发现，影片中威洛比局长自杀后给迪克森留下了一封信，这封信激起了迪克森心中真正的自觉意志和动作的统一，他情感的力量产生了对立体到辅助体的转化，构建起了新的一组三角关系，即“米尔德里德（主体）—迪克森（輔助体）—凶手（对立体）”，强强对峙的二人在结尾像“邦尼与克莱德”一样在路上寻找答案。显然，在人物不断地发现中，意志在与困难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增强，人物构建了新的自觉意志，并且可以发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自觉意志的价值相比从前更加伟大。
人物三角关系的变动来自人物间的意志冲突。人物之间的意志冲突是戏剧冲突最具体的表现，是一切冲突中最富于戏剧性的冲突。[3]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对抗改变了人物原本的关系与秩序，在变化时展现出人物的精神世界。人物关系的重建，究其根本，是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确定性，人物意志在社会条件下受到制约，因无法坚持而被迫改变，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关系，这种缺失与重构，是自觉意志引发行动的体现，也是其内心世界外化所呈现出的内心冲突。
三、戏剧性的内在与外在
人物关系的构建通过人物动作得以完成，分为外部形体动作和内部心理动作，是“肉”与“灵”的表现方式，二者有机联系在一起，形成具有意义的人物。电影中的人物意义可分为两个层次阐释：外延与内涵。外延指在银幕上呈现的东西，内涵是加上了第一层次在文化编码上的各种价值。[4]米尔德里德的外延呈现是一位追凶无果的母亲，内涵是现代女性的精神痛点；警察迪克森的外延是以一个暴力警察的形象出现，内涵则代表了现代人暴力外壳下的精神世界；威洛比局长的外延是被人民爱戴的警察局局长，内涵则是被社会压力裹挟的悲观主义者；广告商雷德的外延是年轻的弱男子形象，内涵是社会中的失语者……人物的外延与内涵交融呈现在电影中，通过人物动作表达，行为动作是外延的呈现，心理动作是内涵的展开，两种动作在发展中产生了外部冲突和内心冲突相结合的戏剧冲突，从而產生戏剧性。根据电影人物形象双层意义的表达，戏剧性的表达也可分为内在戏剧性与外在戏剧性。外在戏剧性是是人物动作的转变、情节的铺排、悬念的解开，在观众中创造的情感反应。从“可能是凶手”的希望，到“不是凶手”的失望，此时的戏剧性在于人物对于凶手身份的无知，在与剧中人物产生情感共鸣时，观众的心情随着剧中人物的心情共同起伏，并在一次又一次揭开谜底的过程中获得愉悦感。内在戏剧性是人物内心自觉意志而展开的活动，导致人物情感上的转变，是观者根据影片中人物所投射出的现实问题，对自我与社会的重新审视，是自我内心的冲突。在影片中，表面的外在戏剧性是人物在追求心中所坚持的正义，而内在戏剧性则是现代人精神与现实的对抗的痛点。内在戏剧性与外在戏剧性都是由人物动作而产生的，人物关系的紧密关联使内在戏剧性与外在戏剧性交织一体，呈现出戏剧性的立体维度。
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真正的戏剧性在于剧中人物自己说出在各种旨趣的斗争以及人物性格和情欲的分裂之中的心事话，从而渗透到戏剧里面而达到真正的和解。[5]电影的结局，米尔德里德与迪克森都不确定是否要“干掉凶手”，以一句“咱们路上再决定吧”作为答案，此时的外在戏剧性是米尔德里德与迪克森二人关系的缓和，而其内在戏剧性是人物自我内心冲突的和解。透过人物呈现出的外在戏剧性是对情节的铺排，内在戏剧性是对人物精神面貌的深刻探索，二者相结合，构成电影的主题。
四、结语
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戏剧性会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并产生不同的审美体验，但无论社会处于哪一发展阶段，圆形人物形态的确立都伴随着对人类精神内涵的深入思索，都会产生在其当下的社会意义与深刻影响。电影作为一门时空艺术，在呈现美感的同时也具有社会意义，在影片所构想的时代背景下，对现实问题与现代人精神痛点展现，是对社会精神困境的概括。透过《三块广告牌》的人物，可以看到导演在塑造人物的多面性、展示人物关系的变动性的同时，也在抛出问题：现代人的精神困境究竟如何解决？正如剧中台词所说：愤怒会招致更大的愤怒，人之所以会产生愤怒，是由于性格与意志的不统一性导致，在意志的碰撞冲产生的冲突一旦无法解决，就会如蝴蝶效应般，引发一系列具有戏剧性的矛盾冲突。无论是外在戏剧性的动作冲突，还是内在戏剧性的精神碰撞，最终都指向了现代人在“社会挤压”下面临的精神困境，他们或像米尔德里德那样以暴力包裹自己，或像威洛比局长那样逃避问题。或许，穿过表面的戏剧性，深入其中，才能看到真正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英]马丁·艾思林.戏剧剖析[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4.
[2]濮波.对戏剧性的再认识[J].文化艺术研究，2009（5）.
[3]顾仲彝.编剧理论与技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4][英]苏珊·海沃德.电影研究关键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31.
[5][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