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建筑遗址中出土的唐三彩
时间：2020-08-26 07:54: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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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彩是流行于唐代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彩色低温铅釉陶，学界对于唐三彩器物的定义和讨论范围有不同意见，本文釆用较多学者讨论唐三彩器物时的概念认定方式，即“盛唐至中晚唐时期的多彩釉陶器”[1]。唐三彩主要出土于墓葬当中，学界曾多将其定义为“专制明器”，因此非墓葬遗址中出土的唐三彩是全面探讨三彩类型、功用等问题的重要材料。因此，本文聚焦除去墓葬和窑址遗址之外的其他建筑遗址中出土的唐三彩器物，对其发现进行梳理与探讨。
近五十年来，隋唐长安、洛阳（两京）地区及外贸港口扬州的建筑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唐三彩器。
1960年，陕西西安唐长安城西市遗址的勘探和发掘中，发现黄釉、黄褐釉、绿褐釉的平底碗和低圈足盆等三彩器物残块[2]。
1971年，对河南洛阳含嘉仓城遗址的发掘中，在仓城58号窖内出土5块唐三彩残片，具体特征不明[3]。
1973年，西安唐长安青龙寺殿堂遗址中出土三彩陶佛残块（图一），均为残片，其中一片可辨为佛身与右手相连之部分，佛手施白色釉，持佛珠自然垂放于膝上，其余部分间施绿、白、褐色釉，可能是佛像残片[4]。另外，遗址中出土三彩碗、盆、罐、器盖、豆、小壶等残片，其中包括三彩碗底残片2块，为环形圈足，白胎，间施绿、白色釉；三彩盆口沿2块，分别为红、白色胎，通体施蓝、白釉，绿、白釉。三彩壶残块（图二）为壶腹部分，壶口与壶底已残缺，红胎，外壁施白、绿、褐色釉，残径8.9、厚1.2厘米。壶腹呈椭圆形，略鼓，周身饰细麻点纹，腹正中各有一“面目浄狞的头像”[5]。
唐长安西明寺遗址亦出土三彩豆、碗、罐、枕、壶、盆等残块[6]。
1974年，洛阳唐东都皇城内仓窖遗址中出土三彩器1件和残片1块。三彩钵1件，敛口，方唇，鼓腹，口径15.4厘米。三彩小壶1件，小口、圆唇、长颈、圆腹、假圈足底，口径2.5、局7.4厘米。二彩兽足1块，系三彩三足罐之类容器的足部[7]。
1975年，江苏扬州农学院唐城遗址中出土大量三彩残片和5件完整器。完整器中，1件为双系鱼壶，鱼形，黄绿釉；3件为三彩人面；1件为小水盂，口径3.1，高3.8厘米，扁圆腹，假圈足，淡黄色胎上着三色釉，釉色光莹[8]。
1978年，扬州唐代木桥遗址出土大量三彩器碎片和完整器3件，包括三彩小马1件，腿残；小水盂2件；还有瓶、炉、人等残块[9]。
1981年，洛阳唐东都夹城遗址中出土三彩盆和盘各4件。其中盆包括1件圆唇、沿上翘、折腹、腹较深的敞口盆和3件腹微鼓的盘形口盆。盘包括3件敞口盘和1件大口盘[10]。
1985年，洛阳定鼎路小学唐代房址的发掘中出土少量生活用具，其中包括蓝釉三彩片、陶盆和陶罐残片等[11]。
1985年，西安临潼区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舍遗址中出土三彩器6件。计有三彩盘3件，三彩南瓜1件，护法狮子2件。其中2件三彩护法狮子俯卧在精舍石门两边，宝帐前摆放3个三彩盘，正中的盘内置三彩南瓜一个。三彩狮子（图三）均通高18厘米，均伏卧，一个做俯首啃蹄状，一个做举蹄搔痒状。三彩盘作斜平沿，圆唇凸起，施深绿釉。中心刻花，花分别施以深蓝、绿、白釉。整个盘的釉色为褐黄色间白点。三条矮足外撇。盘高3.5、直径24厘米。三彩南瓜作八棱形，形如桔瓣，高8、直径13.5厘米，施褐黄色釉，间施绿釉[12]（图四）。
1985年西安临潼区唐华清宫遗址，在I区的莲花汤遗址唐代地层中出土三彩套兽（图五）1件，“龙头形，张口龇牙，长唇上翻，卷唇遮鼻，竖耳，粗眉环目，须毛清晰，以绿釉为主。尾部近似方形，和壁厚1厘米的方孔和木構件套接[13]”。
1989-1993年洛阳唐东都上阳宫园林遗址出土黄、绿色三彩板瓦100余件，瓦当59件[14]。
1990-1994年陕西麟游县唐九成宫遗址发掘中，位于宫城中部偏东的37号殿址，出土 2片三彩残片，一片为口沿残片，一片为盘的底部，均色彩鲜艳[15]。
1992-1993年对洛阳履道坊唐白居易故居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 7件唐三彩盘和盆，包括1件圈足葵口方盘，器内有4道凸棱，白釉绿彩杂紫釉；以及6件葵口圆盘，卷沿，腹壁外撇，圈足，满施黄绿釉，内壁亦有4道凸棱[16]。
西安唐长安太平坊实际寺遗址出土了三彩盆和灯碗：
1998年，西安西北大学田家炳高资培训中心楼基唐井遗址中出土三彩碗形器（图六）1件，胎质较厚，平沿、浅腹，肉红色胎，器物外壁及口沿上施褐黄色、绿色釉，内侧未施釉。发掘者判定其为灯碗，并认为“从灯碗底部的灯把的残损痕迹看，其制作方法是先分别制作灯把和灯碗，再把它们粘结起来。在灯碗的外壁模印有一周九片似乎是植物叶纹的图案，在叶与叶之间上部模印有蝉纹，在叶间下部模印昆虫图案”。发掘者还推测“从发现情况看，在灯碗的内壁保留有很厚的墨迹，应是在灯把断裂后曾经被作为墨池使用[17]”。
1999年，西安西北大学宾馆基建清理中发现唐井中出土三彩盆（图七）1件，敞口，平沿外卷，圆唇，斜壁，小平底。器物内外壁施苹果绿、褐黄、白三种色釉，底部不施釉。胎质坚硬细腻，火候很高，胎色白中显肉红[18]。
1999年，安徽省濉溪县百善镇柳孜村隋唐运河遗址中出土三彩器38件，其三彩多为绿、黄、白或者蓝、黄、白，也有黄绿彩的组合，胎多为红泛灰色，少数灰白色胎，胎质一般较细腻。包括三足器3件、钵12件、罐4件、碗3件、碟1件、盆3件、豆6件、壶3件、器盖1件、水盂2件等[19]。
20世纪80年代，在西安唐长安城大明宫三清殿遗址的发掘中，出土多块琉璃板瓦、筒瓦残件，其中有间施蓝、黄、黑等色的三彩瓦[20]（图八）。
2001-2005年，唐大明宫太液池建筑群遗址发掘中出土三彩残片187块，其中大部分为较小的残片，集中分布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的南岸、西岸等地的池内边沿附近。其中包括3块三彩瓦，皆为筒瓦，白胎，质地坚硬，瓦面施黄、绿、褐、蓝等釉色。另外还发现了2块白胎绿釉筒瓦，1块白胎蓝釉筒瓦。三彩生活用器及残块162件，多为常见的生活用具，包括碗、枕、盆、壶、豆、盒、盘、炉、罐、擂钵、盅、器盖（图九）、带足器等。另外，还有绞胎制品残块20片。其中碗多为敞口、圜底、璧形足或圈足，胎质有白胎、米黄胎、粉红胎、红胎、灰胎；三彩枕（图十）多为长方体，圆角，平底，施绿、白、褐色釉，白胎；三彩盆器形常见有平沿或卷沿、平底，施绿、白、褐色釉，白胎；壶常见器形计有盘口壶、喇叭口的注壶、鱼形壶等，胎分为白胎、粉红胎、米黄胎；豆的器形多为高柄豆，胎分为白胎、粉红胎[21]。
如上，建筑遗址中出土的唐三彩器多为残件，且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为建筑材料。在唐太液池、三清殿、洛阳唐东都上阳宫园林遗址中出土有三彩筒瓦、板瓦，华清宫遗址出土三彩套兽，均为建筑屋顶的建筑构件，色彩绚丽多样，具有较强的装饰性。对比三彩窑址的考古发现，陕西铜川唐代黄堡窑址出土了绿色、黄色琉璃瓦以及多色三彩无纹和莲花纹瓦当，三彩龙头构件与华清池遗址的三彩套兽亦造型相似（图十一），而同时期的巩义黄冶窑、醴泉坊三彩窑则少见三彩建材，可见这类两京地区高等级建筑物上的三彩瓦件大都应产自于铜川黄堡窑，以供御用。
其二为盆、盘、灯、炉、枕、碗等生活用器。一直以来，学界对于唐三彩的用途有不同意见，由于早期发现的三彩器多出自于墓葬中，故一般认为其主要作为明器，但近年来如上建筑遗址中出土的大量三彩器，足证日常生活用器也在三彩器物中占有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宫殿遗址，青龙寺、西明寺、实际寺、庆山寺等长安佛寺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唐三彩。与唐长安青龙寺遗址类似的佛像残块在长安醴泉坊三彩窑址中也有发现，其他寺院遗址出土的三彩碗、盆、罐、豆、壶、枕等器类则可能分别产自铜川黄堡窑、巩义黄冶窑等窑口。
谢明良曾在《日本出土唐三彩及其有关问题》一文中，梳理了日本京都、奈良、福冈、大阪等地及朝鲜半岛考古出土三彩器的情况，发现其大都与寺院、宗教祭祀遗迹有关，其中包括大量三彩枕残器，作者将之与法门寺遗址的水晶枕对比，而受唐三彩影响形成的日本奈良三彩也主要用于祭祀礼仪，故此论证唐三彩或多用于“与祭祀仪礼有关的场所”[22]。
临潼庆山寺塔基精舍遗址的三彩供盘、供果和三彩狮子摆放于精舍石门和宝帐之前，显然为供奉佛舍利之用。而根据发掘简报，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出土的三彩残器集中于太液池西岸和南岸的边沿，这一区域沿岸发现了大型廊院建筑遗址，在主廊道侧的院落内，发掘出残损的石象雕刻和石灯台，象背有莲花纹鞍和莲花宝座，其上原为普贤雕像，发掘者推测这一院落或为宫内举办佛教礼拜活动的场所，亦有宗教意涵。青龙、实际、西明等寺遗址中的佛像、灯、炉、豆、碗也很容易与佛教供灯、供香、供饭食、供花等供仪联系起来。
结合上述谢明良文中的推测，出土三彩的长安大型佛寺均为隋唐中日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唐长安青龙寺为唐密祖廷，日本的学问僧和请益僧与青龙寺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东密”的开创者空海和尚即在此求法；实际寺是鉴真和尚从弘景律师受具足戒之处，鉴真渡日本后成为律宗之祖[23]，这些佛寺中使用唐三彩的习俗很可能对谢文中提及的同时期日本寺院产生了直接影响。
另外，在对唐三彩器物的梳理和研究的基础上，或许可以对墓葬出土三彩器的类型与功用进行再思考。早在1986年，李知宴先生就以《唐三彩生活用具》为题撰文，将墓葬中的三彩壶、罐、盘、粉盒等分为贮盛类、饮食类、卧室书斋用具，并指出唐三彩既有专做殉葬用的明器，又有生活中的实用器物，“不能因为出自墓葬而否定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价值”，而今，随着出土材料的增多，我们是否可以从与建筑遗址中出土三彩器的对比、器物的胎釉质地差别等角度入手，结合科技考古手段，将墓葬中的日常生活用三彩器与为丧葬专制的明器区分开来，并关注不同类型三彩在墓葬中的空间位置，也许能为唐三彩研究开启新视角。
[1]胡昕汀：《唐墓出土三彩陶器研究》，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12年，第9页。
[2]庄锦清：《唐长安西市遗址发掘》，《考古》1961第5期。
[3]河南省博物馆：《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第3期。
[4]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青龙寺与西明寺》，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99页。
[5]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青龙寺与西明寺》，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10页。
[6]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青龙寺与西明寺》，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207-208页。
[7]叶万松：《洛阳隋唐东都皇城内的仓窖遗址》，《考古》1981年第7期。
[8]南京博物院发掘工作组：《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考古》1977年第9期。
[9]徐良玉：《扬州唐代木桥遗址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第3期。
[10]余扶危、叶万松、李德方：《1981年河南洛阳隋唐东都夹城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
[11]徐良伟：《洛阳定鼎路小学唐宋遗迹和东周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7 第 11 期。
[12]赵康民：《临潼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记》，《文博》1985年第10期，第30页。
[13]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唐华清宫》，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30页。
[14]王岩、陈良伟、姜波：《洛阳唐东都上阳宫园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8第2期。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仁寿宫·唐九成宫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3頁。
[16]赵孟林、冯承泽、王岩等：《洛阳唐东都履道坊白居易故居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8期。
[17]贾麦明、刘瑞：《西北大学田家炳高资培训中心楼基出土唐代文物考古》，《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
[18]刘瑞：《西北大学出土唐代文物》，《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6期。
[1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20]马得志：《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考古》1987年第4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 年，第283-285页。
[22]谢明良：《日本出土唐三彩及其有关问题》，《贸易陶瓷与文化史》，台北允晨文化出社，2005年，第9-26页。
[23]李健超：《隋唐长安城实际寺遗址出土文物》，《考古》198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