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怒潮》引出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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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怒潮》1962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它取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平江“二月扑城”事件和秋收起义，是由一位平江籍老将军策划创作，1963年7月拍摄制作完成。《怒潮》是较早运用电影艺术描写1927年湖南农民革命运动的作品。它的编剧为吴自立、未央和郑洪。这三位一个是经历枪林弹雨、九死一生的老将军；一个是激情燃烧、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一个是精通电影艺术、经验丰富的资深专业编剧。三强组合，八易其稿，才诞生了这部描写一支农民武装成长过程的经典作品。作为主创的吴自立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他在1929年加入红军，不久即加入共产党，跟随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的红三军团转战湘、鄂、赣诸省。他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时他已担任军委四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吴自立担任过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要职，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影片拍摄所处的时代背景
1959年以后数年里，天灾人祸折腾着中国。河南、安徽、湖南等十余省都是重灾区，到处发生饿死人的惨剧。局势的悲剧性演变证实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左”言论是正确的。
1962年1月，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继续强调阶级斗争，也作了些自我批评。刘少奇则坦率地指出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公开为彭德怀正名，说“和彭德怀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他的讲话受到热烈鼓掌欢迎。
然而，在当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抓阶级斗争，并且要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又提出大反“翻案风”和“单干风”，决定将彭德怀、习仲勋、邓子恢3人近年来的问题定为阶级斗争性质的3大重案，再立专案审查。在这一背景下，以阶级斗争角度来审视文艺界事件，自然会导致不一般的结果。据已披露的材料显示，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决心打倒彭德怀后，最忌讳有人提出为彭德怀翻案。在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前，收到彭德怀为被诬“里通外国”而申诉的八万言书后，毛泽东更是认为彭德怀的申诉是要“翻案”。此时，康生又发难，诬告习仲勋支持创作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在会上向毛泽东递上写有“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纸条，毛泽东念了条子，并发挥道：“凡是想要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念过的康生条子上的句子，以及随后的发挥讲话，都被康生和林彪、“四人帮”此后用作打杀文艺作品，迫害文化人士的“最高指示”。
影片的创作过程及反响
吴自立早就计划写一部反映大革命年代斗争的电影剧本。他是彭德怀的同乡又是多年的下级，对彭帅的经历业绩十分了解，一向有着赞颂彭帅的动机和相关素材积累。他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写出《怒潮》剧本的初稿，在此基础上，诗人未央和剧作家郑洪对剧本作了几次大修改。
尽管因彭德华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蒙难，无法在剧本中公开提出彭帅的名字，但相关革命史料仍是无可厚非的，所以剧本顺利地通过了审查，并决定列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拍摄计划。影片导演史文帜非常注重细节刻画，在拍摄苏大嫂串联发动群众、攻打刘家桥、邱金收阅毛委员的来信等许多场景上，丰富了许多情节内容。在拍摄打鱼鼓的瞎眼老人演唱乞讨的镜头中，他采用老病与幼聪、苍老与纯真的强烈美学对比，设计一个小姑娘搀扶，选用平江花鼓戏剧团相貌清秀的小演员邓格玉饰演小姑娘，强化了老少相依为命的悲凉凄苦气氛。据说，片中马家爹爹不惧白色恐怖，毅然让孙子长生重新跟随邱金、罗大成参加革命，行前让长生持刀下跪起誓：“要不给穷人打个天下，你就不要踏进马家的大门”这场戏，就是史文帜依据自己亲身经历编导的。抗战期间，史文帜兄弟三人经党组织批准赴延安。临走的深夜，刚强的史妈妈让三兄弟跪在地上起誓，对他们讲：“你们要去延安就得干到底！革命不成功就不要回来见我！”在拍摄马家爷孙告别时，他把当年的情景，情不自禁地用上了。
剧中主角、农民协会主席邱金由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张平出演。张平1936年在上海发起组织雷电剧社，1937年随上海救亡演剧队赴延安，多次主演大型话剧、秧歌剧，表演戏路宽阔，风格质朴。邱金的原型是平江农会委员长邱平川、平南游击队长邱金生和二月扑城时农军敢死队长邱训民。他们都是秋收暴动中的领头人物，后来分别担任过湘鄂赣红军团长、师长，都是平江人民崇敬的大英雄、大烈士。张平满腔激情，以真挚细腻的心理刻画，全方位多层次塑造了在残酷的斗争中，经受革命血与火的洗礼而成长为农民革命者的邱金，刚毅顽强，爱憎分明，受到群众景仰。张平也到处受到英雄般的欢迎礼遇。
拍摄过程中，平江县的许多干部、工人、居民、农民、学生，热情似火，争先恐后出演群众演员。拍摄快结束时，县委领导考虑摄制组人员干了这么久，弄得很辛苦，研究决定举办了一次招待会，庆祝《怒潮》拍摄成功。县委主要领导讲了话，吴自立高兴地与主创演职员、县委领导一起合影留念。
在后期制作中，导演史文帜以自己的音乐擅长，和编剧郑洪研究为影片创作插曲。郑洪根据剧情写作了6首歌词后，他们与1937年投身革命的八一厂音乐主编、音乐组组长巩志伟密切协作，请巩谱曲。巩志伟吸收了江南民歌、戏曲元素谱曲，精心创作了六首插曲。这就是既有悲壮的《工农他记得》，又有深沉的《猛虎学道》，既有明快的《一支人马强又壮》，又有抒情的《送别》，既有热烈的《秋风卷乌云》，又有雄壮的《工农齐武装》。插曲分别穿插于剧情发展的关键阶段，在烘托主题、表现主人公内心情感等方面起到了突出作用。插曲创作完成后，导演史文帜和制片主任邓芳商量，邀请老战友、当时已经蜚声歌坛的总政歌舞团著名抒情男高音孟贵彬演唱。孟贵彬的演唱感情真挚，音色优美，极富感染力。影片放映后，《一支人马强又壮》和《送别》等插曲迅速传遍全国，成为后来脍炙人口，久唱不衰的经典电影歌曲。
影片首先送到平江放映。平江县委十分重视，认为这部影片反映了平江革命斗争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要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观看。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石麟及时布置搞好影片宣传，组织在县城举行了首映式，发出文件通知，安排力量将影片送到各个公社各个大队，轮流放映，受到全县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好评。《怒潮》在全国发行后深受欢迎，引起热烈反响。根据有关资料披露，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称赞说《怒潮》是八一厂那时期“最好的影片”。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看后也很感动，特意向吴自立祝贺。
1963年，电影《怒潮》在全国公开上映，社会上反响强烈，被认为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影片。当年参加过平江起义的三十几位高级将领看后都很激动。当年秋天，经组织上批准，吴自立去上海休假。他借此机会探望了一些战友，并转道南京，继续探望战友们。南京是大军区驻地，军事院校又集中，党政军领导中不少人是湖南人。如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他是八届中央委员，南京军区第三政委）、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张震都是平江籍人。他们的资历均高于吴自立，且都是红军、新四军将领，很早就认识吴自立。两天后，江渭清接待了吴自立，他的夫人徐敏（时为省妇联主席）也参加了会见，她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担任过湘赣山区红军游击队长。回忆风云往昔，三人感慨很多。交谈中，大家自然而然地谈到电影《怒潮》，江渭清夫妇都称赞，认为影片拍得有气势，思想性、艺术性都不错，主题曲《送别》，优美动听，流传极广。
柯庆施借题发挥搅浑水
1963年底，毛泽东来到上海。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呈上一份材料，反映创作电影《怒潮》的吴自立将军“借看病休假之机会不辞辛劳，到处活动，月余内仅在上海、南京等地就约见、拜见了二十余位党政军高级干部，在南京的活动尤为频繁。据了解，吴自立与江渭清、张启龙等人进行过密谈，秘密酝酿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为彭德怀平反，其矛头显然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最初未做出表态。良久，他问柯庆施是如何得到这些情报的？是否很可靠？柯庆施说自己首先是及时收集了上海警备区和市委几位同志的反映。而且他觉得搞出了《怒潮》的吴自立小病大养，到处跑就不太正常，且他在看过电影《怒潮》后就感到很不自在，认为有政治问题。他请示过中央，要求有关部门重新审查影片，并在全国范围内禁映。但北京那边迟迟没给上海答复。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同志均未作出表态，实际上也就是肯定了影片。柯庆施却一意孤行，坚持认为吴自立等一批老同志正企图“翻庐山会议的案”。毛泽东审时度势，对柯庆施呈上的材料予以搁置，回到北京后也没有作出批示。他不能不慎重对待，因为若是将此事列为专案，上纲上线，兴师动众地处理，势必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它牵涉到的党政军高干是一大批，其中上将、中将就有13人，且都是身兼要职。再说他并没有掌握这些人为彭德怀翻案的可靠证据，手头仅有柯庆施呈上的材料。毛泽东考虑再三，指示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湖南省委的王延春、华国锋等领导同志在小范围内查一查。此事查了约半年，没查出个所以然来，也就不了了之。
然而，毛泽东在得到更多片面汇报后，也与柯庆施一致认为吴自立编拍《怒潮》以及支持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都是为彭德怀搞翻案，于是他又批准另立“吴自立专案”，并入彭德怀案一起审查，指定贺龙元帅负责。专案组到湖南赴平江，经过反复调查后写出报告，称没有查出吴自立编拍《怒潮》、修编《平江革命斗争史》与彭德怀有什么联系，也没有查出有什么后台，中央批转了贺龙的报告。尽管如此，但吴自立当时仍然受到撤销省军区副司令员职务的处分。
“文革”中株连无辜无数
到了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此前在当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全军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怒潮》即被江青定为“反党影片”遭到批判。这时，本来就不存在的“为彭德怀翻案”事件又被提出来。
“吴自立专案”再度升级。吴自立被打成“为彭德怀翻案的黑干将”、反党分子，《怒潮》被林彪、江青一伙定为“为彭德怀翻案”的“反党影片”，遭到批判禁映。编写《怒潮》剧本时被征求过意见的李六如、吴溉之、傅秋涛、钟期光、刘志坚、吴信泉、李聚奎、李寿轩、江渭清、张启龙、张震、何能斌等数百位党政军高级干部被牵涉。在八一厂，在湖南，在平江，许许多多参与创作电影《怒潮》的编导、演职员，参与接待拍摄的干部群众，参与组织宣传放映影片的人中成千上万受到批判斗争，受到审查、处分。在八一厂，曾参与编剧、导演、主演、作词、谱曲、演唱的，都受到审查批斗。编剧郑洪被造反派作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文艺黑线急先锋”、“现行反革命”重点批斗，迫害至死时年仅40岁。在平江，曾写过花鼓戏剧本的钟弄章也受到批斗关押。曾跟吴自立上京的涂明涛，仅是陪同去向老首长征求剧本意见，也被打成“彭吴死党黑爪牙”，受到长时间批判审查。编剧未央被造反派押到平江，批斗毒打，关押审查达3个月之久。后来又作为“反动文人”下放到邵阳山区劳动。林彪叛逃爆炸后，未央才得以回来。他1979年获得平反后入党，后来先后担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谈起这段不堪回首的时月，年过八旬的老作家难抑愤懑地说：“在创作《怒潮》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听说有彭老总的任何授意，剧情也与平江起义没有关系。硬要说是为彭德怀翻案，要说是写平江起义，这是不要任何事实作根据的混账逻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特别介绍，在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再版《怒潮》文学剧本时，曾专门写了《〈怒潮〉无罪》一文附在剧本后面，揭露驳斥“那种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的‘文字狱’”和“指鹿为马的强盗行径”。讲起吴自立老将军，未央先生非常敬佩怀念，感慨万分地说：“吴老真是个好人，很直爽，是个高尚的人哪！他在最危难的时候都为我们担担子，说电影是他搞的，不关未央、郑洪的事，坚持说是他一个人的责任，由他一个人来负。”演唱插曲《送别》的歌唱家孟贵彬，也在遭到批判后被处理下放，幸而他当年随之进藏的野战军十四军领导收留了他，使他在云南边疆平安地度过文革岁月。
《怒潮》在作为“批判影片”放映时，影院不时插进一些恶毒诋毁的事先录好的话语，肆意诽谤彭德怀同志，甚至在演到党代表罗大成壮烈牺牲、令人惋惜心痛的场面时，竟然大骂“活该”，引起观片群众极大愤慨，一片抗议之声，主办人不得不及早收场。对这种所谓“批判”，人民群众根本不买帐。
吴自立将军坚贞不屈
既然数百位党政军高级干部都被牵扯进此案，吴自立更是在劫难逃。他被隔离审查，失去人身自由，家里被抄，亲属也受到牵连，妻儿无一幸免。吴将军被扒去领章帽徽，大会批小会斗。他坦然地承认自己创作《怒潮》确实是想为彭德怀翻案，但他坚决否认存在什么“反党翻案小集团”。湖南省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头头叶卫东、胡勇逼吴自立交出所谓“反党联络图”名单，遭到拒绝，他们动手殴打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吴自立经受住了考验，保护了许多老战友，还竭力为未央、郑洪两位合作者作开脱，坚称他们只是挂了名的，并未参加实际创作……吴自立自己则遭关押抄家，妻儿亲属全受株连。已是年近古稀的吴将军，被造反派五花大绑，拉到长沙、北京、广州，挂牌游街，频繁批斗。曾跟吴自立上北京的涂明涛说：“吴自立是彭老总的老部下，对彭老总很尊敬。但编电影《怒潮》，确实与彭老总无关。”吴老在6根肋骨被打断，一只眼睛失明时，仍然考虑到保护他人，自己担责，坚决否认有什么“为彭德怀翻案的反党小集团”。
吴自立将军没能等到彭德怀冤案昭雪的那一天，更没能等到自己获得中央批准平反的那一天。1975年，他因车辆出故障受重伤，医治无效身故，是年76岁。1978年12月，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彭德怀平反昭雪，隆重召开了追悼大会。1979年初党中央、中央军委又正式为一大批因影片《怒潮》案而受牵连的党政军领导人物平反，做出了正确的历史结论。只有江渭清等几位老同志幸运地成为历史的见证人，亲眼看到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受到正义的审判。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们终于得以重新看到恢复公映的《怒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