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回眸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那面耀眼的旗帜
时间：2020-09-12 07:58: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旁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胜利学术研讨会”，感受最深的，是在两天会期中浓酽如一的红岩情结。
重庆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舞台唱主角的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主要是周恩来
研讨会于8月28日至29日在重庆召开。此前两周，《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高度评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称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和最强大武器。”有这个背景，加上主办方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中共重庆市委，所以在高潮迭起的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中，这个学术会议备受社会关注。筹备单位先后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论文200多篇，其中不乏国内知名学者和史学权威部门的文章。出席研讨会的不光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孙英、常务副会长陈威，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邢元敏、市委常委何事忠，还有民革中央副主席刘民复，民盟中央名誉主席吴修平，民建中央副主席程贻举和九三学社常务副主席陈抗甫，以及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史学专家、教授。
将这样重要的研讨活动安排在重庆，有其特殊意义。
研讨会上，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抗甫代表与会的4个民主党派，深情回顾了他们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奋斗的经历。他发言中提到的事，当年就发生在重庆。
而且这4家民主党派，就是在全民抗战热潮中，创建于重庆。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陈威说：“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不谈重庆。因为重庆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舞台，当年的许多大事件就发生在重庆。而谈到重庆就不能不谈红岩村、周恩来和南方局，因为他们是我党在重庆开展统一战线的主角。”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当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和任务。这一系列举措，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而正是这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关键点，开启了人生精彩的一幕。为了贯彻落实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党在整个国统区的工作，在第一线建立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整个抗战时期，周恩来奔走于国统区与延安之间，同国民党斗争、谈判，与地方实力派交朋友，与各爱国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肝胆相照，竭力维护和推进抗战大局。由于重庆是陪都，抗战中周恩来在重庆时间最长，前后达8年。他以重庆为阵地，带领中共中央南方局，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以大智大勇和人格魅力，在极其复杂的环境条件下，排除各种干扰，不断开创统一战线新局面，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振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共中央南方局住地重庆市郊的红岩村，当年被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称作“大后方的一盏明灯。”正是透过这盏穿云破雾的“明灯”，社会各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参与此次研讨会的4个民主党派，就是当年在周恩来帮助下创立并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
关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历史功绩，胡乔木同志生前曾作过很高评价，认为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创了我党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他甚至说，“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努力)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也曾经指出：“在当时有两个战场，一个是解放区，在前线进行武装斗争，是主战场；另一个战场在大后方，在国民党地区，也是一个重要战场。……没有大后方这个战场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就，也很难取得前方军事的胜利。”
缘此种种，当今年初重庆市委倡议召开一个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都以积极的态度大力支持，民革中央、民盟中央、民建中央及九三学社中央也热情响应。在经历了整整一个甲子之后，在全社会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时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舞台重庆，以及当年活跃于重庆，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再次吸引了人們深情的目光。
这种情绪在两天的研讨活动中也随处可见。从收到的200多篇论文中遴选的80余篇参会论文，摞起来厚达盈尺，其中以研究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占了近一半，还有一部分也涉及到周恩来、南方局和重庆。在研讨会的大会发言和小会讨论中，“重庆”、“周恩来”、“南方局”、“红岩村”是使用最多的词之一。
周恩来及南方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为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成熟
研讨会上，但凡论及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文章，无一不列举大量事实强调，当年我党在重庆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所处环境十分恶劣，情况相当复杂，工作难度极大。
1939年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时，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基本上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转而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内部涌动一股投降的暗流，坚持一党独裁的蒋介石集团，反共倾向明显增长。
就在这年1月，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仍声言“坚持抗战到底”，但其政策的主导方面已转为消极抗日，对共产党的态度贝由“联共反日”转为“溶共”、“限共”、“防共”、“反共”。国民党成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不久又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方法草案》。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全国兴起。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国民党军队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后方机关。在国统区内，国民党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国民党特务猖狂活动，囚禁和杀害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周恩来一到重庆，就面临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严重危机这种恶劣局势。
然而，事情并未完结。正当周恩来和南方局殚精竭虑，努力缝合统一战线的裂痕时，1941和1943年，国民党又先后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一次以“皖南事变”为标志。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8万多国民党军人将枪口对准9000多名新四军将士，使7000多名正奔赴抗战疆场的新四军健儿血洒出征路。事后国民党当局还把责任推到新四军身上，要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撤销番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
前台小丑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他统率50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不去打日本侵略者，却分9路闪击延安，向坚持抗战的中共中央机关开火。
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破坏了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良好关系和令人鼓舞的团结抗战局面，统一战线局势更为恶劣。然而我党出于民族大义，仍然坚持与蒋介石集团在斗争中求联合，维护抗战大局。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加重了周恩来和南方局肩上的担子，也使他们的任务更加艰巨。
国民党仍不罢休。一直对抗战抱消极态度的蒋介石集团，对国共合作阳奉阴违，暗地里对我党在重庆的工作进行破坏。他们派特务暗中监视周恩来和南方局的行动，用流氓手段阻止爱国民主人士与周恩来和南方局接触，甚至偷偷绑架南方局工作人员。身处特殊环境之中，周恩来和南方局，不仅工作难上加难，还十分危险。皖南事变刚发生时，周恩来甚至为自己作了最坏的打算。
但无可争辨的事实是，我党的全民抗战主张，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战线，在重重艰难曲折之中，顽强地推进、发展，终至促成了抗战胜利。其中，周恩来和南方局发挥了重要作用。研讨会上，所有涉及周恩来和南方局的论文都用大量篇幅，介绍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历史功绩，尤其周恩来在复杂环境中长袖善舞，掌控全局的能力，以及他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忠实并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方针和策略的高超斗争艺术。
当年在特殊环境中，周恩来带南方局坚持党中央提出的“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方针，一方面，面对面与国民党交涉、联络、谈判，挫败蒋介石的“溶共”图谋，维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维护国共合作，另一方面，在国共合作濒于破裂之际，坚守在重庆这个阵地上，向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的投降、分裂、倒退的暗流，发起猛烈的政治攻势，维护抗战大局。
以皖南事变为例。事变发生后，中央一度认为“蒋介石似有与我党破裂的决心，”数次发电报给南方局，甚至周恩来本人，催促周恩来等重要干部急速离渝。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反复向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坚持在重庆，保存了中共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和国共两党中央联系的主渠道。接连几天，他和叶剑英向蒋介石等人紧急交涉，通过中间人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严正申明：如果蒋介石不实行这12条，就不恢复两党谈判。周恩来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并在《新华日报》上亲笔题词，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周恩来亲自安排南方局同志编印《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歼真象》传单，向社会散发，使皖南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周恩来还会晤美国总统的代表，向其提供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材料。美国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通过这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国民党当局陷于空前孤立，蒋介石被迫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周恩来和南方局以政治进攻的手法，缝合了国共合作中的裂痕。
对待社会中间力量，周恩来和南方局则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广泛与之团结。他们同各派政治力量，地方实力派，爱国民主人士，实业界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甚至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各类代表人物，广泛接触，广交朋友，尽管彼此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甚至一些政党和人士曾经反对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经常参加民主人士举办的各种聚会，或亲自前往其寓所拜访，同他们促膝谈心，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鼓励他们积极为抗战胜利多做贡献。当时中间党派主要有三党三派，即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以及中华职业教育促进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些中间党派，其主张纷繁复杂，但在抗战时期，他们的均主张抗日救国，并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周恩来在重庆一直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并且通过讨伐投降叛国的汪精卫和争取抗日民主自由等，建立了密切合作的关系。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残酷压迫中共的同时，也对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进行迫害，上述三党三派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主动靠拢中共，亟盼中共切实援助他们尽快组织起来。周恩来和南方局大力支持并援助他们在建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和压制，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进而改组为民主人士以个人身份入盟的中国民主同盟。在1946年初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民主同盟坚决排除了已公开成为国民党御用工具的中国青年党，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为战后实现和平民主建国而奋斗。抗战胜利后，南方局又积极支持新建立的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同他们一道为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与卖国政策，争取实现国内和平而共同斗争，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成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纵观我党在重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的一切努力，参加研讨会的一位史学专家说了句份量极重的话。他说：周恩来和南方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为，说明我党在处理国内各种复杂矛盾时已经具备很高的斗争艺术，它是我党政治上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周恩来及南方局的伟大人格魅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研讨会上，有人提到了红岩精神和周恩来、南方局的人格魅力，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一位多年从事南方局历史研究的专家说，在抗战陪都的各色社会人物中，周恩来的人品有口皆碑。他的正直、谦虚、真诚、民主、博学、雄辩、随和、爽朗、机智、幽默，以及高瞻远瞩、有理想、有追求、重大义、顾大局，等等，给每个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连蒋介石本人也叹为观止，感慨“这样的人才为什么不在我国民党?”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正是通过周恩来，认同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由重庆发家的中国“猪鬃大王”古耕虞，就是在周恩来劝慰下，从参加抗日民主运动，进而改变了后半生的人生道路。他在回忆中说“周总理曾用唐人张九龄‘一枝何足贵，怜是满园春’的诗句来开导我，叫我要有远见，……于是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那就是与共产党合作，最终成了新中国畜产公司首任经理。”
在国民党上层政治、军事人物中也有不少周恩来的崇拜者，桂系领袖白崇禧就是其中之一。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白崇禧就认识了周恩来，他特别佩服周恩来的恢宏气魄、渊博学识和军事才略，将周恩来视为知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不久，国共人物恢复了交往，白崇禧将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之前，专门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商谈津浦战场的作战方针。
著名将领冯玉祥也很敬佩周恩宋的人品学识。冯玉祥听了周恩来对持久抗战条件的分析，以及周恩来介绍的中共全面抗战主张，很受启发。以后冯玉祥常请周恩来和南方局同志给“冯办”工作人员讲课，作报告。长时间交往后，冯玉祥同共产党人建立了亲近的朋友关系，在思想感情上越来越靠近共产党，最终成为力主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代表。
在关于人格力量与统一战线的关系问题上，陈威似乎早作过研究，他在介绍了大量事实之后，说了一段颇含哲理的，带有结论性的话。他说，社会人士凭什么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一方面是看共产党的主张是否有道理，再一方面，就是要看他认识的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值不值得信赖。而周恩来近乎完美的人品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在他看来，周恩来就是共产党，共产党里都是周恩来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值得交朋友，这样的党派就值得信赖。反之，如果周恩来是另一付模样，就像国民党政府中那些只知欺压百姓却不敢上阵杀日寇的委琐小人，那么，这样的共产党就没有感召力，就没有人愿意与之交朋友。所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自身形象非常重要。这是共产党在没掌握政权之前，能够取得人民信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取得主导地位的重要因素。
探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战胜利的关系，总结我党，尤其当年在第一线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历史经验，能让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党在抗战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凝聚在周恩来和南方局宝贵历史经验中的红岩精神，对于进一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和谐社会，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