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小说中的自我镜像
时间：2020-11-07 15:40:0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尽管她的作品所凝视的焦点始终都围绕在婚姻、家庭以及两性关系等一些具有“恒久”意味的话题身上,但是日伪时期的奴役统治及其阴暗低靡的氛围环境,都或多或少地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态势占据着梅娘小说的背景位置。“迷茫和悲哀”在梅娘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同时也使得她笔下的女性大多感染了悲凉的色调,而家庭也不再是其可以停泊的温暖港湾。
关键词：梅娘；生活背景；知识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1）03-0000-01
上世纪四十年代，“南玲北梅”并获最受读者喜爱的女作家之称。1942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做了个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梅娘双双名列榜首，“南玲北梅”就是这么来的。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张爱玲在远离大陆的大洋彼岸，依然牵引着国内“张迷”的眼球。而梅娘似乎被广大读者不经意间给忽略了。前几天，借来几本梅娘的作品，将两位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她们的作品虽然同样描写封建大家庭中知识女性的人生命运，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审视着属于人类的恒久的“爱”，但相较于张爱玲的冷峻，梅娘的作品更透着一股清丽的气息。
一
丹纳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文学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总是或隐或显地带有特定民族或地域文化的气息,体现一个地方的特色。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文化对在此生活成长的作家的精神气质、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渗透与浸润,成为深层“无意识”,表现在作品中会有一种或浓或淡的地域文化色彩和特性。回顾梅娘的小说,我们看到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梅娘小说中的人物始终生活在东北沦陷区的背景之下,并被奢糜的封建家庭、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及殖民化的统治所环绕、压抑。尽管她的作品所凝视的焦点始终都围绕在婚姻、家庭以及两性关系等一些具有“恒久”意味的话题身上,但是日伪时期的奴役统治及其阴暗低靡的氛围环境,都或多或少地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态势占据着梅娘小说的背景位置。
梅娘不像张爱玲那样喜欢写自述性的文字，这样可供我们了解她的资料就很少。但1944年一篇题为《我没看见过娘的笑脸》的文章里专笔提及她自己悲涼的身世。开篇她写到:“我的少女时代,是悲哀又寂寞的。……一直到现在,少女时代的忧郁还潜存在我的心里。”这种“迷茫和悲哀”在梅娘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同时也使得她笔下的女性大多感染了悲凉的色调,而家庭也不再是其可以停泊的温暖港湾。也许正是由于对这种令人窒息的家庭的彻底失望,才使得梅娘急于让她的人物摆脱苦闷迷茫,结果在这黑暗动荡的时代和社会终究还是在劫难逃,再度陷入“悲哀又寂寞”的境地。如果品读梅娘的小说中,我们会从中发现很多带有梅娘童年生活的影子的主人公,如《蚌》中的梅丽、《鱼》中的芬、《蟹》中的铃几乎无一例外地投映着梅娘的身世凄凉之感,甚至《侏儒》里的小侏儒因为是个私生子才备受欺凌折磨;从这个角度看,梅娘这一笔名的意义也就一目了然了,正应了郁达夫所谓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话。
二
梅娘很小的时候就萌生了对人生尤其对女性的关怀。她在10岁报考吉林市的省立女子中学时,就在试卷上写下了题为《论振兴女权之好处》的文章,其中一个10岁女孩对女性前景所作的幼稚却颇有些新意的构想足以震惊当时的阅卷老师,我想即便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也同样会起到令人刮目相看的结果。后来梅娘更明确说过这样的话,“我不能走我娘我大姐那生活中锦衣玉食、精神上倍受凌辱的老路。”“她们全部的生涯证明:女人只不过是一条藤,只有依附男人,才能享受人世间的荣华;而她们的荣华,对我毫无价值。”［2］同时作为实业家的父亲也给了梅娘“要自立于人世,不要依赖男人生活”的教诲,梅娘的出生之家给予她的影响可能是她所始料不及的,她的作品千变万化,但始终没有离开两性话题,即便在民族、阶级形势异常尖锐的时代背景下,梅娘依旧把一往情深的目光投向女性,可见梅娘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始终不移的。
梅娘最出色的知识女性小说,可以说是女性命运的一则则“玩偶”寓言:《蚌》中的软弱的在父亲的专制下,失去了读书,工作和爱情,自己的人生命运完全操纵在父母手里;《鱼》中的芬挣脱了父权束缚与林省民同居并生子,却被林当作她的附属品任意打骂,最后又惨遭抛弃;《蟹》里的小翠虽然明白男人对于女人大抵都抱着“玩玩”的心态,却没想到自己最终会是被父亲卖给男人去做玩物的;《小广告里的故事》里的女主人公遭男友诱惑又被抛弃,投奔姨爹后却被利用做征婚广告，成了别人非法牟利、榨取钱财的工具;《夜合花开》中的黛黛走出父亲的家门后,却成了丈夫家中的“笼中鸟”……这些竭力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娜拉们”由于社会、家庭或自身等各方面的原因,她们不是从父家牢笼跌入夫家的牢笼,就是走了一条被男人玩弄、抛弃的可怜道路。尽管她们在男权社会里左突右冲,但最终难以摆脱凄凉的命运。梅娘一方面认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女人的路是窄的”［3］,所以她笔下的女性玩偶们的人生大多带有宿命的色彩,另一方面梅娘又不甘心女性这种玩偶般的命运,积极地探讨女人的出路。于是她笔下的女性觉醒了，在认清造成她们悲剧根源的同时,声色俱厉地揭露和批判男性社会的蛮横无理,并且走上了反抗的道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看破了,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鱼》);另外还把女性解放的愿望放在了“第二代”的男性身上“我要教育起我的孩子来,至少,在第二代的男儿们我要使他们对女人的真正理解与同情。”(《动手术之前》)。尽管这些女主人公的思想超前，却行动滞后,而过于虚幻的理想又注定了她们不会走向成功,但作品中透出的一丝亮色,还是给了人们一种希望。
梅娘在她的小说中往往以超越时代的命题来框架她的主人公,而她自身对女性命运把握略显单薄,并且牵涉了过多的女性话题,最终使梅娘小说陷入了双重的困惑:一方面由于将女性置于男性的绝对对立面而使得她笔下的女性话题趋向简单化,另一方面由于在现存社会中女性无法自立于摆脱男性的生活空间之外,这种悖论式的现象使得梅娘小说的主题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境地。梅娘是深刻的,甚至于有点偏激,但梅娘的悲天悯人之怀造就了她宽厚的文化视野,洋溢在她的小说中的那种对女性命运以及未来的深刻思考,可以理解为对人类命运以及未来的终极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梅娘的困惑也是一个历史的困惑、文化的困惑,这使得她的小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含义往往超越了小说故事本身。
参考文献：
［1］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版.第32页.
［2］梅娘.写在《鱼》原版重印之时.［A］学生阅读经典•梅娘［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版.第112页.
［3］梅娘.萧红笔下的女人.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