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核心竞争力的评定标准和博弈因素

摘 要：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其作用不可替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文艺繁荣发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坚持艺术标准与思想标准的辩证统一，坚持领导标准、群众标准、专家标准的辩证统一;正确认识和处理“喉舌因子”与“艺术因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满足功能与引领使命等文艺作品质量形成的博弈因素，提高文艺作品质量，提升文艺工作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文艺工作;核心竞争力;文艺作品质量;批评标准;博弈因素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2-0063-05

作者简介：王雪竹，女，法学博士，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执政党建设、执政党领导理论。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文艺事业就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就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当前，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提高文艺的核心竞争力，即提高文艺作品质量。因此，文艺作品质量的评定标准和质量形成的博弈因素，就成为亟需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一、文艺作品质量的评定标准      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文艺作品质量难以直接评测定量表示，只能通过市场收益、社会反响、专家评议、获奖情况等技术参数、间接地反映和体现其质量特性。但是，文艺作品质量标准有其核心、评价原则和定性参数。其核心，即最高标准，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人民评价主体地位，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认可不认可、接受不接受作为评定文艺作品质量的最高标准。其评定原则，就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坚持领导评价、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和市场检验的有机统一，“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1] 其定性参数，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即在“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2] 指导下的艺术标准和思想标准。文艺作品质量标准，不但具有衡量评测功能，同时具有鲜明的导向功能和引领功能。建立什么样的评价标准体系，关乎党的文艺工作改革发展的方向和格局。      （一）艺术标准      文艺是艺术，而“艺术首先应当是艺术，然后才能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精神和倾向的表现”。不管文艺作品“充满着怎样美好的思想，不管它是多么强烈地反映着当代问题”，如果里面没有作为艺术的“文艺”，“那么，它就不能表现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题，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体现得很坏的美好的企图而已。” [3]因此，评定一部文艺作品的美学价值的程度，应该是衡量其质量的第一要务。当一部文艺作品经受不住美学标准的评定时，它就已经不值得被加以思想标准的评定。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文艺批评标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明确提出文艺批评“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4]869显然，在文艺批评标准的次序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产生了异议。这是否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批评标准在中国并不适用，毛泽东思想与其发生了矛盾和背离呢？事实并不尽然。以唯物辩证法为研究方法对规律进行分类，可将规律分为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着意于文艺批评标准的一般规律和共时性，而毛泽东等中共党人强调的则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环境下文艺批评标准的特殊规律和历时性。因此，二者都具有历史环境下的合理性。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文艺批评标准具有普适意义，而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批评标准则只适用于其提出的具体斗争环境。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党领导的文艺工作所处的形势和环境，已与70多年前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时的革命斗争环境差之千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否定了“文艺服从于政治” [4]867等口号，明确宣布衡量文艺作品时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提法是不确切的，及时将文艺批评标准调整为在“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2]561 指导下的艺术标准和思想标准，“开了正确风气之先”。[5]      所谓文艺作品质量的艺术标准，是用以说明和评定文艺作品的审美属性或审美价值、衡量文艺作品符合“美的规律” [6]的程度的标准。根据文艺构成要素，可以将艺术标准的基本内涵归纳为以下三方面：艺术形象和情境的典型性、生动性和独创性;外在形态和内部结构的“意味美”;艺术意蕴的深刻性和丰富性。由艺术标准的基本内涵不难发现，随着艺术标准的提高和艺术批评的深入，艺术标准与思想标准的界线越渐模糊，越是呈现出内在的、本质的统一性，显现出文艺作品质量评定标准的整体性。当然，以上所述艺术标准的三条基本内涵，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探讨。艺术标准是服从且服务于艺术实践的，不仅各种文艺类型应有符合各自特殊规律的具体艺术标准，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艺的创新，艺术标准也会随之发展革新。      （二）思想标准      首先，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文艺作品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着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文艺作品非但离不开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和条件，还可以通过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动力、有力的舆论支持和良好的文化条件积极地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或作为落后思想的载体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其次，作为文艺创作主体，文艺工作者也必然会受到其所生活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并用带有时代烙印和一定社会政治文化的头脑和心灵去观察生活，进而艺术地反映生活，在文艺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达传递出自己的政治态度、思想观念、文化倾向和对事物的臧否爱憎等。文艺作品一经受众所接受，就会以自身的思想文化态度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起到或推动或阻碍、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效果。同时，在党的领导下，文艺工作必然要负有更为自觉和更为理性的主流意识形态使命，其质量评定的标准必然要包括满足党及其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的需要和利益。由此可见，思想标准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不仅是文艺本体及其创作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也是党的文艺工作的历史使命决定的。      中共关于文艺批评思想标准较为系统的论述，始于周恩来。周恩来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政治标准”发展为“思想标准”，使之具有更为宽泛的包容性和科学性，也在更大程度上吸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营养。[7] 为了适应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需要，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遵循艺术发展客观规律从不同角度对文艺批评的思想标准进行了论述和发展。概而言之，所谓文艺作品质量的思想标准，是用以说明和评定文艺作品所传递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道德、哲学等意识形态观点及其所蕴含的思想意趣的正误、强弱和高低、善恶的尺度。运用思想标准对文艺作品质量进行评定时，要把握以下几个基本点：第一，坚持时代历史的真实性标准。这里的真实指的是现象的真实与本质的真实的统一、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即要求文艺工作者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克服自身及所处环境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把握和逼近历史本体，并给予其美学的存在，从而实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2]557提供给人民以某种理性、真实的认识和深刻的思想意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镜子”和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①第二，坚持政治思想倾向的进步性标准。文艺作品的政治思想倾向性，是创作者渗透其中的对政治生活、社会文化思想、道德趣味、历史发展趋势等的认识、理解、立场和主张。这种倾向性总是与创作者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相联系，其正确与否、进步与否，总会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进而影响到文艺作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社会现实生活、个体认识行为状态、文艺题材体裁及文艺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运用思想标准进行质量评定时，要力求避免简单化、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更需要警醒的是，要杜绝过去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以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来评定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第三，坚持情感情绪的健康性标准。文艺作品要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和思想影响，靠赤裸直白的理论说教是不可行的，只有依靠以情动人、寓教于乐。受众动情悦心才能悟理，通情怡神才能达理。而内蕴在文艺作品中的情感有高尚低俗之分，因此在评定文艺作品质量的思想性时，要从整体上把握作品的情感性质及其走向，倡导有益于人民身心健康的情感表达。      思想标准的上述三个基本点，在具体实践中并不能泾渭分明、条缕清晰地逐一应用，而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并且同艺术标准一样，思想标准并非固定不变，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三）艺术标准与思想标准的辩证统一      文艺作品质量的评定标准不仅是开放发展的，也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对于文艺作品质量的评定实践而言，不涉及艺术标准的思想标准的评定，以及反之，不涉及思想标准的艺术标准的评定，“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8]      在文艺作品质量的评定实践中，艺术标准和思想标准密不可分，缺一不可。这是因为，对于文艺作品而言，精深的思想必须以艺术的形式来承载，精妙的艺术也必须附丽于有思想的内容。片面强调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忽略甚至贬损其艺术性，就否定了文艺之为艺术的存在;一味追求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放弃其思想性的深度，文艺作品就走向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虚无和飘渺。在对文艺作品质量进行评定时，如果主观割裂了艺术标准和思想标准二者的相互联系，势必导致以偏概全、管中窥豹的错误结论。      但是，文艺作品是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的有机统一体，并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组合。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交融的复杂性，使得文艺作品中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会出现不平衡的情况，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进步，同一部文艺作品在历时性的接受和评定中往往会出现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情况。因此，虽然艺术标准和思想标准是综合发挥作用的，但是就某一具体问题而言，二者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针对不同文艺作品的不同情况，质量评定时就要根据需要有所侧重，“对症下药”，“按需分配”，但又不能以偏概全，以保证客观、科学、公正的评定结论。强调艺术标准和思想标准的辩证统一，正是要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认识二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关系。      由此不难发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追求健全的艺术性与卓越的思想性的辩证统一，是文艺作品的质量至境。      （四）领导标准、群众标准、专家标准的辩证统一      上文所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即在“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2]561 指导下的艺术标准和思想标准，是从文艺本体内部出发而设置的定性参数，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除此之外，若从文艺作品的外部主体考量，则可以找到另一组评定文艺作品质量的标准，即领导标准、群众标准、专家标准。此三者可谓是艺术标准和思想标准的外化和应用，也是践行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坚持领导评价、群众评价、专家评价和市场检验有机统一的评定原则的直接依据。      所谓领导标准、群众标准、专家标准，即是指党的文艺工作主管部门领导、广大民众和相关领域专家，各自用以衡量和评定文艺作品质量特性的技术要求和依据。领导、群众、专家三者在评价文艺作品质量时，归根结底仍是要从其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两个维度来考量和评定。但是，由于三者所处的位置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专业素养的高低不同，同一时地、同一作品在领导标准、群众标准、专家标准的衡量下会出现评价分歧，甚至评价冲突。因此，无论是在理论阐述中，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需要将领导标准、群众标准、专家标准有机统一，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体系。      其中，群众标准是最朴素的标准，也是最根本的标准。相较于领导和专家而言，大多数普通民众可能对于蒙太奇手法、典型塑造、艺术真实等等专业术语并不熟悉，对形式美学、造型美学、纪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抽象表达也比较陌生。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群众对于文艺作品的质量没有能力、没有智慧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形成自己的评价标准。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认可不认可、接受不接受，就是群众的判断和评价。当然，审美习惯的局限性使得一些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文艺作品在面世之初难以获得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符合文艺发展客观规律的现实可能。但是，如果一部文艺作品长期都无法为大多数民众所接纳和认同，无论其艺术上如何精巧曼妙、思想上何等超凡高深，都难以位列精品殿堂。只有“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1]让人民在文艺作品质量的评价体系中“享有充分话语权、最终话语权”，[9]文艺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实现才能成为可能，文艺工作的功能作用才不会是纸上谈兵。当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艺作品具有商品属性是客观事实，其能否赢得人民较高的满意度和接受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主要依靠市场来检验。面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要坚持科学理性的态度，既要摒弃逃避市场、无视市场甚至否定市场的陈旧观念，也要防止和规避唯市场论、唯数字论。      党的文艺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群众标准的至高地位。领导评价和专家评价都应在其立论之初就心怀群众，将群众的认可度和满意度作为领导标准和专家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艺作品质量评价工作中担当起“质检员”和“把关人”的重任。反之，如果文艺作品质量评价工作止于主管部门领导和相关领域专家的褒贬臧否，则会将党的文艺工作带到“官旨”挤压“民意”、“小众”束缚“大众”的狭仄之地。同时，坚持群众标准的最终地位，并不等同于唯群众满意论，从而忽视或无视领导标准和专家标准。领导标准和专家标准基于其各自的立场、视角和出发点，是文艺作品质量评价标准体系中的建设性力量，有其独特的导向价值和引领意义。因此，领导标准、群众标准、专家標准，三者不能生硬地割裂，更不能互为对立。任何偏执一端、简单僵化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都不利于文艺工作的长远健康发展。      二、文艺作品质量形成的博弈因素      文艺作品质量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存在于其中的各个发挥正面积极作用的影响因子会因时、因地、因质、因量的变化发生转变，进而起到负面消极作用。反之亦然。为了实现和保障文艺作品质量的优化，就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在相互联系的各对影响因子间进行博弈。      （一）“喉舌因子”与“艺术因子”      “喉舌”在古书中喻指尚书等掌握机要的重臣。我们党首论“喉舌”者当属刘少奇，他在1948年发表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指出：“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10] 自此，“喉舌”作为代表党和人民发表言论的宣传机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的同义词被广泛使用。不言而喻，从党性原则加以考量，“喉舌”是党的文艺工作生而具有的权力、权利和义务。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文艺工作肩负着“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11] 的历史使命，要用正确的价值观传递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思想力量，用科学的历史观展现社会变迁、反映社会本质，用高尚的艺术观和深厚的人文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多彩的音符和乐章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同时，从文艺美学加以考量，“艺术”也是党的文艺工作生而有之的属性。如果说文艺工作的“喉舌因子”是要发挥“劝客”的作用，那么，其“艺术因子”则要起到“引客”和“留客”的作用。但是，二者并非是截然两分的独立属性，而是并存互促的完整统一体。文艺工作要实现其“喉舌”功能，必须通过艺术语言和叙事话语的审美创造向受众传递价值观念和思想趣味，通过感官作用、情绪激发和情感共鸣使受众的审美愉悦升华为理性认知，达到文艺工作主客体的视界交融和心智联通，在合作互动中完成意义的建构。若过分倚重“喉舌因子”、一味排斥审美感官的愉悦和艺术的情感作用，直白地图解政策和理论，生硬地对客体进行灌输，那么就形同说教，不仅剥夺了客体的审美权力，也会损害文艺工作的功能实现。反之亦是如此。文艺工作具有悦人耳目、怡人心神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意境，但其娱乐审美功能只有附丽于意义的有效传递和构建，其富含美感的“象”、艺术符号的“能指”和愉悦畅神的审美感受才能实现与精深高尚的“意”、 艺术符号的“所指”和智性意义的理性判断的有机结合，获得意义的艺术生成与建构、传播。因此，审美享受只是理性和意义生成、建构和传播的路径，并非终极。止于感官愉悦和情绪狂欢的文艺作品，只是肤浅的刺激物而缺乏恒久的生命力，无法给予受众享受艺术之美的高峰体验。      由此可见，在文艺作品质量形成的动态过程中，不论是强调感官愉悦而轻视意义建构的“娱乐本体论”，还是倚重思想教化而忽略审美享受的“意义本体论”，都不足取。只有遵循艺术的客观规律，坚持精益求精的态度，在文艺作品中实现“喉舌因子”和“艺术因子”的交融统一，才能打造出精品力作。      （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促进了文艺工作的产业化改革发展。与此同时，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作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11]是文艺工作产业化发展中要遵循的重要方针，也是在文艺作品质量形成的动态过程中对待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关系的重要方针。处理好这一关系，需要正确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艺作品的双重属性是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产生的根源。文艺作为精神观念和物质载体的复合体，具有双重属性，即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一方面，意识形态属性要求文艺在发挥娱乐功能的同时，履行审美教育、精神引领、巩固政治权威等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政治功能。当文艺作品被受众所接受，总会产生或大或小、或好或坏的影响和效果。这种影响和效果，不论其性质和程度如何，都是不以文艺工作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就是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另一方面，文艺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具有鲜明的商品属性。用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文艺工作，不难发现，文艺作品的生产同样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其生产流程依旧是通过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满足市场需求，并最终实现商品交换和收益的目的，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而在供求关系上，其生产的文艺作品也同样具有稀缺性等一般商品特点。[12] 文艺作品的双重属性是同时并存、浑然一体的，体现在其生产和流通的环节中，就相应地表现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二，正确理解“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科学内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作品要进入市场进行流通，不注重经济效益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文艺工作者正确理解“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一理念的科学内涵。首先，社会效益是实现经济效益的前提和基础。文艺作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理应是将“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11] 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只有坚持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努力追求经济效益，才是文艺走向市场、实现产业化转型的发展正途。其次，经济效益是社会效益的“果实”和“服务员”。即是指在健康成熟的市场体系中，良好的社会效益自然会给文艺工作带来乐观的经济效益。在保证文艺工作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实现其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有利于文艺产业的良性循环，有助于文艺工作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效益。但是，当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二者发生冲突时，经济效益要服从、让位于社会效益。这不仅是文艺工作的文化本质决定的，也是党的文艺工作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第三，克服两种错误倾向，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推动文艺繁荣发展，追求文艺作品质量的提升，就必须克服单一强调文艺的社会效益而轻视或忽视其经济效益的错误倾向，同时必须改变片面强调文艺的经济效益而损害其社会效益的不良倾向。回顾历史，很长一个时期，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长期革命斗争思想遗留的禁锢下，党的文艺工作较多地强调其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效益，忽略了其审美娱乐功能和经济效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甚至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对所谓的“社会效益”的追求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命力，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文艺的经济效益更是无从谈起。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问题从一个极端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一些文艺工作者片面强调、急功近利地追求文艺作品的经济效益，轻视甚至忽视了其社会效益。对这种“一切向钱看”[13]112 的歪风，党中央多次指出“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和“最高准则”[13]145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这个基本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14]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1]      （三）满足功能与引领使命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是党的文艺工作的根本使命和任务;在“反映人民精神世界”的同时“引领人民精神生活”，[15]同样是文艺工作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因此，满足功能与引领使命，是在文艺作品质量形成的动态过程中同样需要辩证对待处理的一对关系。      首先，要确定一个标准，没有标准就无法在文艺工作实践中发挥满足功能与引领使命，也失去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关系的前提。这个标准是由党的文艺工作客体决定的。党的文艺工作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那么所谓满足，就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所谓引领，就是引领人民精神发展方向。这就需要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1]      其次，在满足功能与引领使命的辩证关系中，首先是满足，是“雪中送炭”。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文艺事业、文艺产业的繁荣发展，精神文化生活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加。与此同时，具有高度影响力的精品力作还不够丰足，文艺创作的引导力度急需加大。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和条件下，文艺工作满足功能的发挥更为迫切。轻视或忽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错误的。      第三，强调满足功能的首位重要性，并不是忽视文艺的引领使命，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这是因为，满足功能如果总是停驻在一个水平上，文艺工作就无法完成“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 [11]的历史任务，其满足功能也就失去了意义。并且，人民文化素质在不断提高，其满足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亟需文艺作品的引领。但是，这种引领，不是脱离群众实际的引领，而是在满足基础上的引领。在这里，满足的是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引领的也是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任何离开群众实际生活与社会实践的满足与引领，都是错误的。当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严重，一些社会成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出现扭曲。对此，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要通过“询唤”将客体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体，通过引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主流思潮。      总之，在文艺作品质量形成的动态过程中，满足功能与引领使命的辩证关系是：引领，是在满足基础上的引领;满足，是在引领指导下的满足。要求文艺工作者“入乎其内，故有生气”，体验、探索、研究和掌握人民所需所想，创作出真正为人民所接受并为之感奋的文艺作品;并在此基础上，“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6]沿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实现对人民精神生活的引领。      中华民族经受过苦难、铸造过辉煌，文艺的引领、支撑力量不可或缺。现在我们离实现中国梦越来越近，但艰难险阻也更多了，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目标，就必须继续发挥文艺的引领、支撑作用。各级党委和文艺工作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辩证认识和处理文艺作品质量形成的博弈因素，提高文艺作品质量，提升文艺工作核心竞争力，“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1]

注 释：

①列宁曾说：“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要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1，243.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N].人民日报，2014-10-16（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俄]ВГ·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M].满涛，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693.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陈荒煤，张炯.中国新文化大系——1976-1982史料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630.

[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3.

[7] 张育英，徐汝霖.试论周恩来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丰富与发展[J].江苏社会科学，1998，（2）.

[8] [俄]ВГ·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M].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595.

[9] 廖文.坚持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准[N].人民日报，2011-11-22（24）.

[10] 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 朱德论党的宣传工作[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61.

[11] 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1）.

[12] 吴曼芳.电影企业上市运营[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7.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57.

[15]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6-11-11（1）.

[16] [清]况周颐，[清]王国维.蕙风词话 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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