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委宣传部对四次文代会报告修正稿意见书跋

闲来翻看所收藏的资料，看到一份上海市委宣传部对周扬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书。意见书是打印稿，题为《〈对开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繁荣的新时期〉修正稿的意见》，署名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从意见书的内容来看，是多人一起讨论写成的。

倏忽二十多年过去了，翻看这份意见书，遥想当年乍暖还寒时气势如虹的文学态势，在生出些许恍若隔世之沧桑感的同时，也想到把它公布出来，一来给文学史的研究者提供点材料，二来或许可以唤醒当年参与这个意见书讨论的前辈们的记忆，把讨论的细节写出来。

《对〈开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繁荣的新时期〉修正稿的意见》

全国文联：

收到你们寄给陈沂接同志的《开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繁荣的新时期》修正稿^①后，我们即将这一文件分发给上海文联及各协会、市电影局、市文化局、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学院等有关单位，要求他们认真组织讨论。文联党组在陈沂同志亲自主持下，讨论了一次。现将各单位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综合汇报如下。有同志建议，报告根据各方意见修改后，最好印发各地再讨论一次。

一、对报告的总的意见：

一些同志认为，总的看来报告还可以，但感到不满足，鼓舞人的作用不够。报告给人的感觉是四平八稳，两方面摆摆平，观点不鲜明，是非不明确。报告中没有很好体现三中全会的精神。有的同志说，这个报告“不痛不痒，回避问题”，也有的同志说，“原来以为报告一定会激动得我落泪和高兴，但读完报告，并不激动。”多数同志认为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卅年来的经验教训很不够，思想不够解放，该肯定的不敢肯定，该否定的不否定，吞吞吐吐。特别是对十七年文艺工作评价，错误，缺点，都不敢敞开来谈，十七年究竟有无左的错误？程度如何？语焉不详。文艺界历次思想批判和政治运动，有的人讲了，但不能自圆其说；有的根本没有触及（如所谓丁陈反党集团问题，所谓“黑八论”的问题）。广州会议也没有给以充分的肯定。对“四人帮”统治文坛十年的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三年来的成就也谈得不透。从理论和文字水平来说，不如三次文代会报告，有些概念搞得混乱。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规律是什么？这次报告中应该解决，但未解决。

二、对报告第一大部分的意见：

普遍反映，这一部分写得比较含糊，模棱两可，中心不突出。

1．从一百多年前讲起，无必要，重点应放在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

2．对卅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评价问题，应该从党与左翼文化的关系上来谈，不应只从个人关系上来讲，如党中央曾派陈赓、瞿秋白、冯雪峰同志到上海同鲁迅联系，特别是瞿秋白与鲁迅的关系，说明党一直是关心左翼文艺的。今天，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正确地评价这一段历史。两个口号之争，不能回避，对鲁迅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至少应该承认有宗派情绪。谈卅年代文艺，不能只谈南方，而不谈北方，要谈得全面。

3．说“《讲话》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工作者要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的光辉思想”，这个提法不够妥当，因为，毛主席自己在讲话中就引用了列宁关于党的文学的根本任务，不是他“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

4．十七年文艺工作也应分两段很好总结（即前八年与后九年）。十七年文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特别是对“左”倾思潮的干扰与影响，讲得不够明确，不够透彻；这关系到今后如何正确地吸取这段历史经验的大问题。如说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以‘极左’面目加以利用和恶性发展”，却没有讲清楚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什么。

5．十七年中，除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外，还有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康生的破坏与干扰，报告中对此没有明确地点出来。特别是康生当时“拔白旗”，抓“利用小说反党”等在文艺界造成的严重恶劣影响，报告应该提到。

6．十七年中历次政治运动的必要性阐述得太笼统，没有说服力。如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是必要的，反胡风反革命小集团应如何评价？反右是必要的，对刘宾雁、王蒙等一大批人的作品如何评价？又如批电影《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作为政治运动来搞，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报告中说批了胡风，才能够提出双百方针，这样提法不科学。

也有同志认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还是讲虚一点算了，因为这两次批判，早已超出了报告中所提的“思想斗争”性质的范畴，实际上成为政治斗争了。越讲得具体越难。毛主席对文艺的“两个批示”关系重大，应有个说法，不能回避不谈。

7．报告中说周总理“不是以一个党的领袖之一的身份，而是像一位良师益友，给文艺工作者以谆谆教导”不妥。总理是代表党来领导的。周总理的几次有关文艺的讲话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都是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重大发展，这几个报告的传达，当时受到有些地方的抵制和干扰，这是路线是非问题，报告中应讲清楚。

8．对林彪、“四人帮”控制文坛十年的沉重教训没有系统总结。为什么提了《纪要》，不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为什么不明确为“黑八论”平反？

9．粉碎“四人帮”斗争对文艺工作的巨大推动，估计似不够充分，应该把文艺战线上广大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充分表达出来，对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意义，也未提。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对推动文艺创作发展的深远意义与作用，也缺乏足够的估价。

10．当前文艺界论争的问题，只提了“歌德与缺德”中的一些论点，而对文化部《简报》中的观点，如“夺权”之类，则一字未提。《简报》的问题比“歌德”问题要严重得多。这么重大的事件不提不好，要分清路线是非，不要护短。

11．报告中开了两个名单，都不准确，不全面。一是粉碎“四人帮”后优秀作品的名单，大部分都是《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连开一时风气，冲破一个禁区的小说《伤痕》都未提；另一个是被迫害致死的作家、艺术家名单，上海丰子恺也未提。有同志建议，或只少数举几个即可，或更全面一点，作些补充，或根本不提。

12．对戏剧、电影艺术的战斗作用与重要性，无论历史的和现实的谈得都不够。对“样板戏”究竟如何看法？关于电影的估计，对三十周年献礼片的成绩，对电影战线出现的大好形势，应予以充分肯定。

13．有些理论性问题没有讲清楚，有些问题概念不清，思想模糊。如说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就是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也就是文艺与人民群众生活的关系问题。这样把三个概念混同起来，根本没有讲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特别是没有讲清楚文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和文艺作品本身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

14.关于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应该针对当前文艺界实际存在的思想情况，作点阐述。

三、对报告第二大部分的看法：

1.新形势下的任务提得太一般化。希望将文艺作品担负着教育青年一代的严重任务，帮助他们确立崇高的理想，正确的人生观，高尚情操等问题，能多讲几句，这个问题需要特别强调一下。

2.对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有时提创作口号，有时提创作主张，有时提创作方法，概念不清。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提出后，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有哪些代表作品，不清楚。对批判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现代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可谈清楚。

3.提到不能拘泥于《讲话》的个别论点，那么，究竟哪些个别词句不合适了，需要发展，应有具体的说明。

四、对报告第三大部分的看法：

1.协会同行政机关的关系究竟如何？最好能讲明确一些。

2.党如何领导协会，协会的体制问题，应有明确规定。

3.“文化大革命”中，协会统统被打成“裴多芬俱乐部”，工作人员被打成“裴多芬俱乐部的干将”，应从政治上平反，恢复名誉。在匈牙利，他们认为“裴多芬俱乐部”是革命的，当时是苏联镇压了他们。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

一九七九年十月五日

将报告散发征求意见，是胡耀邦的决定

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继往开来”的大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所作的《祝词》，指明了新时期文艺前进的方向。

在这次大会上，周扬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主题报告，对建国三十年来的文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论述了党在新时期文艺政策和文艺发展的若干任务，是文艺发展史上的一篇重要的文献。

从现今留下的档案材料来看，周扬的报告从这一年6月开始起草，到9月7日完成了草稿。周扬送交胡耀邦审阅。胡耀邦看后，决定仿照制定中央文件的办法，发给大家讨论、修改。他对周扬说：要组织一两百人参加，以文化界为主，宣传部门和理论界都要有人，以便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使报告成为一篇既有理论探索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规律，又实事求是地总结我国文艺界三十年经验的大文章。于是，9月9日，报告草稿先送给在北京的文艺界、理论界和思想界的有关人士征求意见。

9月18日，周扬根据陆续返回来的意见进行修改，形成报告的“修正稿”。为了更广泛地征求意见，周扬责成第四次文代大会组织处，将这份修正稿分送给上海市和辽宁省征求意见（也许还有其他省市，但在留下的材料中，只看到这一市一省的意见书）。

于是，就有上海的这份意见书。

关于这份意见书

对照在此之前北京有关人士所写的意见书，上海的这份意见书，提问题比较尖锐，且对报告总体评价不高。这大约与上海文艺界当时思想比较解放有关。

新时期以来，上海文艺界不管是创作还是评论，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为“四五运动”的平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卢新华的小说《伤痕》，成为“伤痕文学”发轫作品之一；上海出版的《戏剧艺术》率先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的质疑，引发了全国的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直接推动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否定。这一切，对推动新时期文学艺术蓬勃的发展，对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是立了大功的。

意见书中第一大条，总体来说，对报告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什么、赞成什么不满意。这个意见是很正确的。但是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说，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两年后的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得以解决。在此之前，没有决议作指导，对建国三十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评价“不痛不痒，回避问题”，也在所难免。不过，将周扬后来发表的稿子与修正稿相比较，还是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当然也吸收了这份意见书中的意见。

第二大条中的第六小条意见，是针对“修正稿”中论述建国以来文艺界历次政治运动而来的。

应当说，意见书的参与者的确是很敏锐。在1955年，胡风是以“反革命集团”而定罪的，与对电影《武训传》、对《〈红楼梦〉研究》仅限于思想领域的批判——当然，这些批判也是粗暴的——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报告中并列在一起，意见书敏锐地发出“如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是必要的，反胡风反革命小集团应如何评价？”

其实，这一年的1月12日，胡风就被释放出狱，虽然还没有正式结论，但5月已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此举意味着已不将胡风作为“反革命”来对待。这一过程，或许意见书的参与者还不知道。周扬当然是知道的。但是，对胡风的那场批判，报告中不提，交代不过去；而如何提，的确是颇非斟酌的。采用与对电影《武训传》、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相并列的方式来提，事实上已经否定了胡风的反革命定性了，只是不十分明确而已。

这一条中还涉及了如何看待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的问题。报告中的提法，不仅这份意见书中有意见，在其他一些意见书中，也有人提到。所以，周扬在报告定稿时，删掉了“在政治上是需要的，错误是扩大化了”的字样，采用了这样的表述：“特别是一九五七年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混淆两类矛盾的情况更为严重，使很多同志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艺观点和文艺作品，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一些有才华、有作为、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后，文艺领域出现的生气勃勃的景象遭受了挫折。”

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关于这一问题，两年后产生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结论：“一九五七年……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看来，当时周扬那样提，也是有所本的。

第七小条中提到周恩来和陈毅的有关文艺的讲话，大致是指周恩来1959年5月3日《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1961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陈毅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这几次讲话，是在1957年反右以来“左”的干扰肆虐文艺界的时候作的，对文艺界纠正“左”的思潮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尽管当时这些讲话都没有发表，但听到讲话的文艺人士都欢欣鼓舞，思想获得了解放，继续工作的信心倍增。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开始了，这些讲话又被打入冷宫。

1979年新年伊始，《文艺报》和《电影艺术》杂志发表了周恩来1961年《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给文艺界从理论上清算《纪要》的极左思潮提供了思想武器，也唤醒了文艺界人士对周恩来的怀念。回望三十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文艺界人士深感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中所提倡的遵循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的重要性。意见书中着重提到这些讲话——不独上海市如此，在其他有关人士的意见书中也多次提到这一点，自然是文艺界人士这种感受的体现。

第十一小条中提到报告开列的两个名单的问题。这两个名单，一个是在论述三十年来文学成就时，每个时期都开列优秀作品名单；另一个是被迫害致死的文艺界人员名单。到了报告第三稿时，为了更集中地谈问题，决定后一个名单不在报告中体现，另外形成一个文件，这就是11月1日阳翰笙在大会上宣读的《为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们致哀》。

另外，意见书中提出的修改好的报告“最好印发各地再讨论一次”的要求，后来因为时间关系，好像没有再印发。

【注释】

①周扬的报告前后有四稿。寄给陈沂的稿子为“修正稿”，也即第二稿。在第四稿上将题目改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

附：

辽宁省文联《对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报告（修正稿）的几点意见》

中国文联四次文代会组织处：

因为我们接到你们征求意见的信较晚，在两三天的时间内，我们组织了文艺界部分领导座谈，又分别搜集了一下意见，现将意见汇总于下，请参考。

一、报告中对三十年文艺工作估计的较足，成绩是主要的，也还具体。但是在报告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不突出，思想不够解放。对“纪要”的那些反动观点，没有正面交锋，因此在总结三十年文艺战线是非、理论是非方面不够鲜明，对很多主要问题应该公诸于众，不应掩盖矛盾，现在报告中是回避了，使人感到羞羞答答，不鲜明，战斗力不强。如三十年来，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几次批示，在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经过实践检验有哪些是好的，哪些是错的应该明确提出来。又如五七年反右斗争对文艺界影响很深，至今还隐然可见，而且和“纪要”中的许多反动观点在思想上是有联系的，当前提出要批判“纪要”，那么这个报告应该做出旗帜鲜明的样子。

二、报告中应把周总理对文艺界两次讲话提到一定位置。

三、报告是代表谁？是几个人的意见，还是党组织意见？文中经常提到“我们”，但不知“我们”代表谁？

四、报告中对三十年代文艺战线上和鲁迅的那些斗争，既然要总结就应该实事求是，不要轻描淡写。瞿秋白和鲁迅并肩战斗在当时是有贡献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肯定了的，所以三十年（代）不提瞿秋白是不公平的。

五、报告中把反胡风的那场斗争和批判《武训传》等并列，这是不是意味着胡风问题不是反革命性质了？

六、报告中对反右派斗争是这样提的：“在政治上是需要的，错误是扩大化了。”全国文艺界的右派数字是相当客观的，我省文艺界右派已全部改正，全国各地想必也都已改正，如果说都改正的话，文艺界反右斗争就是搞错了。因此，就不是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对“在政治上是需要的”提法不太理解。

总之，感到报告如同温汤水不解渴，对外国发表还合适，但是做为全国文代会的报告，大家就希望按照党的十一届四（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贯彻“双百”方针，观点、问题要旗帜鲜明，不能回避，该肯定就肯定，该否定就否定，不要强求一致。

此致

敬礼

辽宁省文联（盖章）

1979.9.30

（徐庆全，北京《炎黄春秋》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