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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群众性文化活动兴盛原因及其启示

    时间:2020-11-21 07:58: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工作,使农村群众性文娱活动得到较大发展和繁荣,成为民主革命史上一个生动而壮观的历史文化现象。分析了边区群众性文化活动兴盛原因,探讨了其对当前进行的新农村公益文化建设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群众性文化活动

    中图分类号:G240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3-0044-03

    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文化建设的历史洪流,空前传播和传递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造就了合格的政治社会成员,促进了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稳定。其中,陕甘宁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工作,使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得到较大发展和繁荣,成为民主革命史上一个生动而壮观的历史文化现象。回顾这段历史,总结相关经验,对于促进正在进行的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具有许多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群众性文化活动兴盛原因分析

    伴随着边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日益发展,在文化下乡的推动下,特别是在深入基层的文艺工作者的指导帮助下,陕甘宁边区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在边区农村迅速开展起来。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文化建设的行列中来,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大众化的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边区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与兴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努力营造新民主主义大众文化。党和边区政府高度重视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方针、政策,实现了文化的有效控制与整合。在1940年1月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强调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牢牢坚持文化发展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党中央把文化宣传当作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重要武器。“在各村各乡小学校内或小学校外,建立民革室、救亡室、俱乐部一类的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开办各类群众学校、识字班(女子可同男子分开,上课应在白天)、识字组等,利用板报、壁报、演讲、体育、戏剧等形式开展适合群众需要并为群众所喜爱的活动。”[2]329在《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时期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了“发展群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3]

    (二)知识分子的积极奉献

    边区中央政府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作用,积极引导、督促他们与人民大众相结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在1940年10月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指出:“对于新来的及非党的文化人,应更多地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进步,使他们接近大众,接近现实,接近共产党,尊重革命秩序,服从革命纪律。共产党人应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己能够同具有不完全同我们一样生活习惯的文化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2]497此后,成千上万的海内外爱国青年与知识分子纷纷投奔边区,他们把自己的智慧奉献给了边区的群众文化活动。特别是在1937年至1938年,内地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形成了一股历史的时尚潮流。其中既有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蒋南翔、黄华、姚依林等领袖人物,也有周扬、丁玲、吴伯箫、艾青、何其芳、贺敬之、冼星海等文化知名人士。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界已普遍认识到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成为文艺工作者响亮的口号和自觉的行动。

    (三)文化社团的大力推动

    边区各种文化社团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群众性文化活动的蓬勃开展。陕甘宁边区群众娱乐改进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边区文联、音协、美协、剧协、文抗等团体,认真贯彻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针,积极组织边区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掀起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高潮。1938年5月成立的陕甘宁边区群众娱乐改进会,其宗旨就是要利用并改进传统的文化艺术,创造民族的、大众的文化艺术,使人民群众的一切文化娱乐活动能够有效配合伟大的抗日战争;1940年3月成立的延安文化俱乐部,其宗旨就是要“促进文化活动,提倡文化娱乐,联络感情”;1940年3月成立的延安大众读物社,其宗旨就是要给全边区识字少的群众提供精神文化食粮,切实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展。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剧团,坚持深入群众,常年为工农兵演出。他们的演出,语言是大众化的,内容是革命的,形式也是群众熟悉的,因而深受群众欢迎。群众在观看演出时,曾送他们一幅对联:“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明白事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火红热闹”。对此,党的领导人张闻天指出,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究竟需要什么,才能使中国的文艺成为民族的艺术[4]。

    (四)人民群众的踊跃参与和自主创造

    陕甘宁边区文化活动的开展,把群众有效地组织起来,寓动员于文化娱乐,寓教育于文化娱乐,它既适应了抗日救国的需要,又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因而在群众中容易组织与传播。如当时盛行的大合唱,既反映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精神风貌,也唱出了人们共同的心声。“只有诗面向大众,大众才会面向诗。”[5]广大群众采用民歌的形式,以大众化的活泼生动语言,创作了一批具有新时代、带有民族新风格与新气派的诗歌。如:陕北佳县的民间诗人李有源在用《骑白马》填词的基础上,改写成了《东方红》,为全国人民所广为传唱。此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高楼万丈平地起》、《枯树开花》、《十绣金匾》、《十二月唱革命》等民歌,都是以农民自己朴实的语言讴歌了革命领袖和共产党。同时,作为汉族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秧歌(主要在北方)也在边区得到发扬光大,特别是在1942年以后,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在边区蓬勃发展,具有革命内容而又朴实健康的“斗争秧歌”、“翻身秧歌”等新秧歌的产生,充分体现了广大群众翻身当主人的喜悦心情。人民群众的踊跃参与和自主创造成为当时边区群众文化活动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五)对传统文化进行的改造与创新

    借助于新技术和新技能的传播,在对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改造的同时,大力弘扬苏区文化,这是促进边区群众文化活动改进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抗日根据地文化的源头是苏区文化,而苏区文化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的,同时也是在广大农村土地上培育起来的。极其相似的环境,为边区文艺大众化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对传统文化艺术的改造,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如“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90%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6]从1940年起,随着当时无线电通信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中国的广播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华广播电台就是于1940年12月在延安正式开播的。国外的特别是苏联的文化体育活动的开展形式,对根据地也影响很大。此外,边区政府实行的普遍、平等、直接的民主选举形式,实现了群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自主,也成为文化娱乐活动兴盛的重要原因。

    二、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群众性文化活动兴盛的有益启示

    陕甘宁边区农村文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开创了人民大众文学艺术的新阶段,带来了群众性文化艺术创作的新局面,在广大深入基层的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与带动下,广泛参与的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迅速在边区农村开展起来,文化活动呈现出繁荣多姿的可喜景象。这为我们当前进行的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

    (一)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必须与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相结合

    延安时期边区农村文化建设的经验表明,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必须依托农村这个文化活动大舞台,依靠农民这个文化活动的主力军。在当前进行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应坚持从农村实际出发,以满足农民需求为目标开展文化活动。唯如此,农村社区公益文化活动才能让农民感到解渴、有用和喜欢,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公益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从而真正得到他们的欢迎,也才能真正起到启蒙与教育农民的作用。为此,必须着力发展农村特色公益文化,加强对农村优秀民间文化资源的发掘、整理、保护与发展。延安时期的经验表明,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是繁荣农村文化的有效载体。因此,在当前进行的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中,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建立起科学有效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传承机制。

    (二)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必须调动各方力量共同参与

    延安时期的边区农村文化建设是全社会(当时仅限于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齐动员、合力办文化的生动范例。它的成功经验表明,农村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城市专业文化队伍的支持,更离不开广泛的社会参与。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应着眼于农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文化生活相对贫乏、专业文化队伍力量相对薄弱的现实状况,因地制宜,以政府为主导,积极探索鼓励与支持多元办文化的模式,建立城市对农村的文化援助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到农村文化建设中来,特别是要借助于城市文化团体的大力援助,通过深入开展“三下乡”与文化对口援助活动,使文化下乡活动制度化和经常化,努力做到灵活多样、行之有效,推进农村社区公益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三)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必须倡导农民自办文化

    延安时期的边区农村文化建设,农民既是文化的接受主体,也是文化活动的实施主体。正是由于广大农民参与文化积极性的提高,才形成了群众性办文化的热潮,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时期农村文化的繁荣。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应大力倡导农民自办文化,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调动农民参与农村公益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依靠他们自己的智慧与双手,真正把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当成自己的重要事业。政府要在政策、资金和技术上给予必要的倾斜与支持。在大力推进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事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农村公益文化事业自我发展与壮大的机制,积极培育扎根于农村的民办文化,变“送文化”为“种文化”,因地制宜,科学指导,促进农民自办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必须建立健全基层文化组织机构

    延安时期,边区农村广泛建立的民革室、救亡室、民教馆、俱乐部等民教机构在组织农村文化活动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这一时期推动农村文化走向繁荣的重要因素。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应提高有关部门领导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充分发挥基层农村公共文化的服务与管理职能,实行农村文化垂直管理体制,有效整合文化资源,调整理顺农村基层文化管理体制,切实破除农村公益文化事业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创建有效的文化传播途径与载体,大力推动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五)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必须建立农村文化建设长效机制

    延安时期的农村文化建设由于受当时革命与战争环境的制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临时性、突击性的特点,没有形成农村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从而影响了延安时期农村文化建设特别是教育的后期成效。这一教训必须在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中应当引以为戒。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社区公益文化建设,应积极探索农村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坚持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以“常下乡”和“留在乡”为目的,认真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化下乡活动,努力促进文化工作重心、文化资源与文化服务的下移,使文化下乡活动真正惠及广大农民群众。同时,还应注意把文化下乡集中活动和培养农村基层文化骨干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农村民间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8-708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G].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40.

    [4]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41.

    [5]艾青.开展街头诗运动[N].解放日报,1942-09-27.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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