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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论歌剧《白毛女》的时代特征与贡献

    时间:2020-11-22 07:53:5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自《白毛女》产生以来,中国的广大民众不仅对歌剧这种艺术形式已经不再陌生,而且开始喜爱和接受这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是《白毛女》开了我国现代歌剧创作的先河,并带动了歌剧在中国的发展与繁荣。

    关键词:《白毛女》;时代特征;贡献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歌剧《白毛女》创作于六十多年前的1945年,是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为向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集体创作的五幕歌剧,它标志着我国新歌剧创作的开始。

    长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民族、民间音乐(包括戏曲)的基础上,借鉴西洋歌剧的创作手法,不断进行着民族特色歌剧创作的尝试与探索,但是真正做为中国歌剧的成型标志,并对中国歌剧发展具有奠基意义的,还是在1945年产生的新歌剧《白毛女》,它是我国民族特色歌剧的重要开端。

    解放后,我国的歌剧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许多作品在继承《白毛女》的传统的基础上,注意吸收中国戏曲的特点并借鉴西洋歌剧的优秀成果,无论在歌剧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获得了提高,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1]。毫无疑问,是《白毛女》为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树立起一座民族歌剧的丰碑。

    一、开了我国现代歌剧成功创作的先河

    虽然现代歌剧在欧洲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对于我国广大民众来说却是一种新生事物。然而,自《白毛女》产生以来,中国的广大民众不仅对歌剧这种似曾相识的艺术门类不再陌生,而且开始喜爱和接受这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是《白毛女》开了我国现代歌剧创作的先河,并带动了歌剧在中国的发展与繁荣。受它的影响,从那时起,优秀歌剧作品不断涌现,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文艺舞台,也使我国现代歌剧的创作与表演不断走向成熟成为了可能。

    歌剧《白毛女》的产生,对于中国其他传统剧种运用现实题材进行创作,也起到了极大的启示与带动作用。在其之后,不仅歌剧作品大都追求以现实题材进行创作,其它许多剧种也陆续推出了不少现实题材的新剧目。这些紧跟时代潮流的新戏,对表现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用传统剧种反映当前社会矛盾既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也是新的社会形势赋予文艺工作者的新使命。毫无疑问,歌剧《白毛女》在这方面带了一个好头。

    二、充分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功能

    就在《白毛女》30余场的首轮演出告一段落并进行加工修改之际,侵华日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结束了。从此,我国国内的阶级矛盾由非对抗性转为对抗性——从万众一心一致对外,到国内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与激烈冲突。《白毛女》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怀着严肃的社会与历史责任感,揭露了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疯狂迫害,以及农民群众的强烈反抗与坚决斗争。由于思想和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它成为了解放区当时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

    当时歌剧《白毛女》几乎演遍全国,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为突出的积极作用。因此,可以说它既是一部新形式、新内容的新歌剧,也是一部红色的、战斗性的革命歌剧,既是一部难得的优秀文艺作品,更是一件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和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好教材。《白毛女》“通过剧中主人公杨白劳和喜儿这两个典型的劳动人民形象的不同遭遇,反映了在地主阶级残酷压迫下的贫苦农民的血泪生活,说明了广大劳动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地主阶级的压迫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真正得到翻身解放的深刻道理,是一部对人民群众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歌剧”[2]。

    三、对中国歌剧走民族化道路具有典范意义

    现代歌剧的艺术形式由欧洲人创造,西洋歌剧音乐的洋腔洋调难以为中国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所接受。如何做到“洋为中用”,使歌剧这种“舶来品”为中国绝大多数民众服务和喜爱,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歌剧作曲家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和难题。“‘五四’以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有些音乐家就从各个角度,开始考虑这样一个庄严的问题——如何使西洋介绍过来的音乐艺术形式,在自己的国土上开花结果,使之盖上自己民族的烙印”[3]。歌剧《白毛女》的曲作者马可等人,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为中国歌剧走民族化道路做出了榜样。毫无疑问,由于重视了民族化和大众化,解决了走民族之路,为普通民众服务的问题。因此,歌剧《白毛女》具有中国式民族歌剧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时代特征。

    歌剧《白毛女》是在延安开展的新秧歌运动基础上产生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新歌剧。其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创造性地吸取了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民歌、说唱与戏曲的音调进行改编和创作,成功塑造了剧中各具特色的音乐形象。杨白劳所唱的《十里风雪一片白》,就是根据山西民歌《拣麦根》的旋律创作。喜儿的音乐主题主要取自于大家都熟悉的河北民歌《小白菜》以及《青阳传》。“喜儿在遭受凌辱后极其惨痛地唱出的《天哪!刀杀我,斧砍我》一曲,吸收了秦腔中哭腔的手法”[4],将其极端痛苦、悲愤而无助的处境与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歌剧《白毛女》的曲作者针对剧中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对民间音调创造性地加以选择、改造和发展,采用浪漫和现实主义手法,继承民间歌舞的传统,借鉴我国古典戏曲和西洋歌剧的创作手段,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创造了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新的民族形式的歌剧,为之后新歌剧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富于生命力的广阔道路。

    继歌剧《白毛女》之后,我国歌剧的创作在探索民族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许多作品在继承《白毛女》的传统时,又吸收了地方戏曲的特点和西洋歌剧的一些有益经验。如影响较大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其音乐创作就以湖北天沔花鼓戏和天门、沔阳、潜江一带的民间音乐为主要素材,加之歌剧演员略带方言的演唱,使该剧更具地方民间、民族特色。

    其它许多歌剧,如《赤叶河》、《王贵与李香香》都运用了陕北民歌与说唱音乐素材进行创作;《小二黑结婚》、《刘胡兰》大量吸收了山西民歌和山西梆子朴实、鲜明的音乐素材;《草原之歌》、《柯山红日》的音乐则取材于朴素优雅的藏族民歌;《江姐》的音乐以四川民歌的音调为主,吸取了四川清音、川剧、婺剧、越剧、杭滩、洋琴,甚至京剧等的音乐语言加以创作,“既有强烈的戏剧性,又有优美流畅的歌唱性段落,深刻地刻划了英雄人物的性格特征”[5]。歌剧《阿依古丽》和《带血的项链》的音乐创作大量采用了哈萨克族民歌的音调。其它许多歌剧作品,也都各具特色,在民间音乐个性化、戏剧化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与收获。

    时间已过去近70年,歌剧《白毛女》不仅深深地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更见证了我国民族歌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幼稚不断走向成熟的光辉历程。

    参考文献

    [1] [2]周世斌.音乐欣赏.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李凌.音乐杂谈.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

    [4] [5]王秦雁.音乐欣赏手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于书正,青海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音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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