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运营商投资效率及资本生产率研究——基于中英日美四国电信运营商面板数据
时间：2020-12-06 08:07:0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目前，中国电信服务业在中国第一大运营商中国移动的引领下稳步运行，并且正在酝酿从3G到4G时代的跨越。文章以中国、英国、日本、美国四个国家的五家电信运营商为研究对象，对其2000年～2011年的电信投资效率及资本生产率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电信运营商投资效率较高，但是技术进步贡献不足导致资本生产率呈现负增长。
关键词：电信运营商；投资效率；资本生产率；技术进步
一、 引言
电信运营商在ICT和电信服务的发展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有一些学者对各国电信运营商技术效率、成本效率、经营效率、生产率等方面进行了研究。Sumit K.Majumdar（1991）运用DEA模型分析了1973、1978、1984、1987这几年的美国电信运营商的投入产出数据，从扩大产出和节约成本两个方面研究发现：虽然在职人员早期的市场开发让运营商在经济收入上受益，但是市场压力的不断加大使其不得不持续努力于投入成本的节约。Sueyoshi（1997）用日本NTT公司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DEA效率分析，发现私有化对提高技术效率有效但却不能促进成本效率的有效提高。Uri（2001）使用DEA和SFA方法研究美国实行激励性价格上限管制对国内19家电信运营商生产效率的影响，发现价格上限管制政策对生产效率没有显著影响。Giokas和Pentzaropoulos（2002）用DEA方法研究欧洲公共电信组织（PTO）里的19个电信运营商的经营效率。顾成彦，胡汉辉（2008）采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1年～2005年中国四大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生产率进行研究，认为效率提升是生产率增长的源泉，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贡献较小。Mika Goto（2010）分析了美国及世界44家电信运营商1997年～2007年的财务绩效。
现有文献中还没有将中国电信运营商与他国电信运营商进行对比研究，中国电信运营商不仅在海外上市而且早已开始海外业务拓展，其运营和发展都已经纳入全球大环境中，因此，将中国电信运营商与世界主要电信运营商进行比较研究具有指导性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电信服务业的发展，对电信业的投资也是逐年增多，拿中国移动来说，其资本投资2000年为289亿元，到2011年增加到1 244亿元，那么这些投资是否有效率、资本生产率是否有提高，便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综上，本文以中国移动、英国Vodafone、日本NTT DoCoMo、美国Verizon和AT&T五家电信运营商2000年～2011年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为研究资料，将投资效率与资本生产率两个方面相结合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二、 模型及指标
1. DEA模型。目前对于效率和生产率测度的方法主要为两种，一种是参数方法，具有代表性的是SFA（随机前沿分析）方法，需要预先假设性的建立一个生产函数，并对其参数进行估计；另一种是非参数方法，最具代表性的是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是用线性规划方法构造生产前沿面，以实际生产点与前沿面的距离函数表示效率。DEA方法不用设定生产函数也不用估计参数，所以该方法更具客观性，进而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因此，本文选择DEA方法作为实证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对投资效率和资本生产率进行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的研究，研究中分别使用DEA方法的不同模型。
关于投资效率研究本文选择DEA方法中CRS和VRS模型。CRS（规模报酬不变）模型是Charnes，Cooper和Rhodes（1978）提出的的数学规划模型。有I个决策单元（DMU），对于每个决策单元有N个投入和M个产出数据，列向量xi和qi分别表示第i个DMU的投入和产出，也就是说N×I的投入矩阵X和M×I的产出矩阵Q代表了所有数据，建立如下线性规划：
minθ，λθ
s.t.-qi+Qλ？叟0（1）
θxi-Xλ？叟0
λ>0
其中λ是一个N×1的常数向量，求解线性规划得到的θ值即为第i个DMU的CRS效率（用ECRS表示），满足θ≤1，如果值为1，就说明该DMU位于生产前沿面上，是有效DMU。
在（1）式中加入一个凸集限制II×1λ=1即可以变为VRS（规模报酬可变）模型，求解所得θ值即为第i个DMU的VRS效率（用EVRS表示）。CRS效率和VRS效率的比值可定义为规模效率，即：
SE=ECRS/EVRS（2）
关于资本生产率研究本文选用Malmquist指数，该指数是通过计算每一个数据点相对于一个普通技术的距离比率来测量两者之间生产率的变化。如果将时期t到时期s的距离定义为ds（qt，xt），那么这两个时期之间的Malmquist指数可以表示为：
m（qs，xs，qt，xt）=■×■■（3）
将（3）式中距离函数重新整理，可以将Malmquist指数变换为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的乘积：
m（qs，xs，qt，xt）=■■×■■（4）
上式为CRS条件下的生产率指数，在VRS条件下可以继续将效率指数分解为VRS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
2. 指标及数据。本文主要目的是对五家运营商投资效率和资本生产率进行对比性研究，所以选择的投入指标主要是其运营投资方面的指标，一是CAPEX（Capital Expenditure）即资本性投资支出，是指资金、固定资产的投入，对电信运营商来说包括网络设备、计算机、光缆线路、通信基站等一次性支出的项目；二是OPEX（Operating Expense）即运营成本，指的是运营商的管理支出、人工成本、销售费用等日常投资，主要是指当期的付现投资支出。运营商产出指标选择营业收入，包括语音业务收入、数据业务收入及其他业务收入。
本文所使用数据均来源于五家运营商2000年～2011年年度报告，所有原始数据均用当年价的本国货币表示。将原始数据使用PPP（购买力平价）指数换算为用2005年美元不变价表示的可比性数据，2000年～2011年五家运营商投资和产出数据具体描述如表1所示。
三、 实证研究
1. 投资效率。本文对五家运营商投资效率进行测算时选择投入导向的多阶段DEA方法，构造一系列的辐射的线性规划模型来识别有效预测点。首先假设运营商规模报酬不变（CRS），计算五家运营商投资效率，用IEcrs表示；再假设运营商规模报酬可变（VRS），计算五家运营商投资效率，用IEvrs表示；进而由IEcrs和IEvrs之比可以得到运营商的规模效率，用SE表示；最后由运营商位于VRS边界的位置可判断其规模收益情况，用RS表示，其中，irs、-、drs分别表示规模报酬递增、不变、减少。五家运营商2000年～2011年投资效率具体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发现，2000年～2011年中国移动和日本NTT DoCoMo均处于生产前沿面上， 其投资效率和规模效率均达到有效（效率值为1），规模收益处于不变阶段。美国的Verizon和AT&T在不考虑规模报酬的情况下，投资均为无效率（效率值分别为0.944和0.967），而考虑规模报酬时，投资变为有效（效率值为1），也就是说美国的两家运营商其投资无效率均是因为规模效率较低（分别为0.944和0.967），而且规模报酬处于递减阶段。英国Vodafone是五家运营商中投资效率和规模效率最低的，不论是否考虑规模收益其投资均为无效率状态，而且规模效率仅为0.876，但是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综上所述，中国移动和日本NTT DoCoMo对于CAPEX和OPEX两大类投资利用能力较高，基本从中获得了最大收益，而且运营规模也是最佳效率规模。美国Verizon和AT&T两大运营商投资无效率状态主要受规模无效率影响，规模过大而影响经济效益。拿Verizon来说，目前该公司在美国、欧洲、亚洲和太平洋等45个国家经营电信和无线业务，其运营规模之大已经影响其投资收益。英国Vodafone对投资利用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规模报酬递增，还可以从扩大规模中带来经济收益。
2. 资本生产率。本文从动态角度考察五家运营商投资效率的变动情况，实证研究过程中选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2000年～2011年五家运营商投资效率变动指数均值见表3。其中，CH1表示运营商资本生产率指数，CH2表示运营商技术进步指数，CH3表示运营商CRS情况下投资效率指数，CH4表示运营商VRS情况下投资效率指数，CH5表示运营商规模效率指数，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示为：
CH1=CH2×CH3=CH2×CH4×CH5
由表3可知，五家运营商中只有中国移动资本生产率指数为0.994小于1，表示2000年～2011年资本生产率呈现负增长，以年均0.4%的速度降低。而其他四家运营商资本生产率指数均大于1，增长趋势明显，其中英国Vo-dafone资本生产率增长率最高为7.9%，日本NTT DoCoMo次之，增长率为2.7%，美国两大运营商增长率相对较低，分别为0.2%和1.3%。
影响中国移动资本生产率持续降低的主要因素在于技术进步贡献率降低（技术进步指数为0.996），其投资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均为1，虽然前一部分研究发现其投资效率和规模效率均达到最优，但这两者对中国移动资本生产率即没有正面贡献也没有负面影响。英国Vodafone资本生产率增长既有技术进步的贡献又有效率的积极影响，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更大，技术进步年均增长5.5%，对资本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9.6%。Vodafone投资效率虽未达到最优，但是一直处于增长状态，进而能够促进资本生产率提高；规模效率也达到最优，但是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所以Vodafone不断扩大规模也能提高资本生产率。其他三家运营商资本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在于技术进步的积极贡献， 日本NTT DoCoMo技术进步增长率为3%，美国Verizon增长率为1%，AT&T增长率2.6%；而且这三家运营商投资效率指数均为1，投资效率没有变化，但是规模效率指数均小于1，即运营规模变动均对资本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英国、日本、美国的五家电信运营商2000年～2011年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对中国电信运营商与他国电信运营商的投资效率和资本生产率进行实证比较研究，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 中国电信运营商投资效率较高。对五家电信运营商投资效率进行比较后发现，中国移动与日本NTT DoCoMo投资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为有效，处于规模收益不变阶段，这两家运营商对于CAPEX和OPEX两大类投资利用能力较高，基本从中获得了最大收益，而且运营规模也是最佳效率规模。
2. 中国电信运营商技术进步贡献不足。作为中国第一大电信运营商的中国移动，与其他国家运营商相比而言，其技术创新不足，进而给其资本生产率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电信服务业作为一个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技术对运营商对整个电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电信运营商也都相当重视科技研究，以美国AT&T为例，其前身是由电话发明人贝尔于1877年创建的美国贝尔电话公司，该公司非常重视科研和开发新产品，目前对下一代技术（即长期演进技术）大举投资。中国移动拥有中国自己的3G标准TD-SCDMA，3G网络运行发展良好，而且自主研发的4G TD-LTE也入选ITU 4G标准之列，但是目前3G网络成熟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落后，TD-LTE还处于规模试验阶段，还未进行大规模推广应用。
3. 中国电信运营商还呈现粗放式发展模式。中国移动近10年来CAPEX远高于其他四家运营商，以2011年为例（用2005年不变价表示），中国移动CAPEX为342.16亿美元，Vodafone为80.80亿美元，NTT DoCoMo为51.83亿美元，Verizon为187.10亿美元，AT&T为231.63亿美元，投资基数相对较大但是对于中国移动资本生产率的提升却也没有明显的正面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国电信运营商发展还是简单的依靠投资和规模拉动，还停留在粗放式发展阶段，而且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开始制约电信业的整体发展。
针对中国电信运营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第一，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以TD-LTE技术为核心，加大自主技术创新投资力度，加速4G网络和下一代互联网的研发和试验；加强与各大手机制造商的联系与合作，加大4G应用技术攻关力度，加速推广应用的进程，并做好3G到4G转换及融合的基础性工作。第二，促进业务创新、产品创新。中国电信业发展进入瓶颈期，用户数量规模相对趋于饱和，截止2011年全国电话普及率已达94.9部/百人，随着传统话音业务的持续走低，中国电信运营商必须从业务和产品上进行创新，从移动互联网、数据业务等非话音业务角度扩大规模，走内涵式增长道路。第三，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电信运营商已经在香港和纽约上市，以优良的业绩和不错的发展前景博得了广泛赞誉，应该以此为契机，广泛开展与国际电信运营商、手机制造商、ICT研究机构在技术、业务、人才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不断挖掘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1.Sumit K Majumdar.X-efficiency in emergi- ng competitive markets： The case of U.S. telecommunication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1995，（26）：129-144.
2.Sueyoshi， T.Measuring efficiencies and return to scale of 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in production and cost analyses Management Science，1997，43（6）：779-796.
3.Noel D.Uri.The effect of incentive reg- ulation on productive efficiency in telecom- munications.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01（23）：825-846.
4.G.C.Pentzaropoulos， D.I.Giokas.Compa- ring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main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organizations：A quan- titative analysis.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2002，（26）：595-606.
5.顾成彦，胡汉辉.基于Malmquist指数的我国电信业动态效率研究.软科学，2008，（4）：54-57.
作者简介：赵树宽，吉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嘉嘉，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张研，吉林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崔璐璐，吉林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