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主体性的范式转换
时间：2021-01-14 08:03: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翻译活动的主体性经历了从语言学、文化学再到生态学的范式转换。语言学范式将译者视为作品附庸和从属地位，而文化学范式又易使翻译从文本中心论走向译者中心论。从生态学视角来看，作者、译者和读者皆为翻译活动中平等交流的主体，对主体性的过分贬抑或者极度宣扬都是对翻译生态系统的破坏。生态学范式通过对语言学及文化学范式的超越，最终实现主体间的意义互解与平衡。
关键词：翻译 范式转换 主体性 生态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生态翻译学与翻译主体研究”（项目批准号：2012SJB750018），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立项研究课题“信息化背景下本科生翻译能力培养研究”（项目批准号：2013JSJG468）阶段性成果
主体性（subjectivity）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性与能动性，通过有目的地影响和改造客体来为主体服务。译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是作者和读者思想交流的中介和载体，译者如何发挥其主体性是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翻译主体性深受哲学范式演变的影响，这种范式改变对翻译主体性的构建起什么作用，如何用成熟和理性和眼光看待翻译主体性问题，本文将从翻译研究中语言学范式、文化学范式和生态学范式的转换对翻译主体性问题进行反思和重视。
一、语言学范式：主体性的理性贬抑
翻译活动最早被看做语言转换的工具，因此翻译主体性最早是由语言学范式主导和定义。传统的语言观翻译理论要求译者原封不动地再现原作的真实面貌，把是否忠实于作者原意作为译著的唯一判断标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尽可能排除主观性因素，将作品原原本本地展现给读者。因而在语言学范式下，译者的主体性空间极为有限，甚至毫无主体性可言，译者充其量不过是转换原作语言的“忠实仆人”，于是对原作的循规蹈矩和亦步亦趋便成为译者的工具理性选择。
语言学范式下，译者出于对忠实性的追求而放弃了自身主体性，译者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消极被动的传声筒，甚至表现出“机器式”翻译的色彩。这种带有“还原论”认知倾向的翻译原则完全无视译者在翻译中的能动性，译者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得不到彰显。任何作品在翻译过程中都需要经过译者充分吸收后才能转化为目的语文化能够接受的文本形式，从这个角度来说，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不可回避更不可抹杀。然而受到语言学范式引导，翻译活动却以复制作者原意为宗旨，任何带有主观性的举措都被视为对规则的违反。译者在语言、风格和意义等层面必须贴近原作，即便在很多时候译者采用某些意译策略，但仍然难以在译作中看到译者的主体性介入。
语言学范式过于强调语言意义的等同性，忽视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陷入了文本中心主义的窠臼。在语言学范式下，对原作的背叛则犹如沉重的十字架需要译者去承负。事实上，所谓译者对原著的“忠诚”与“叛逆”构成了整个翻译活动的基本矛盾，两者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是翻译活动能够不断得到阐发的理论根源。需要看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交换，更多是文化的交流，翻译活动本身就是译者对作品的再加工过程，是在自我理解基础上对原作的跨文化阐释。翻译领域的文化转向为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提供了转机。
二、文化学范式：主体性的理性高扬
文化学范式及其带来的文化转向使翻译活动跳出了纯粹的语言定势。文化转向是译者主体意识凸显的重要标志，文化转向的本质是重新发现译者的文化生命，宣告了翻译实质是译者与作者间的平等对话，使译者主体性开始从遮蔽走向彰显。这一转向充分挖掘和发扬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译者不再处于“奴仆”状态，而是获得了与作者等量齐观的身份和地位。事实上，一本译作的良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主体意识的发挥，缺少主体性的译作会因为文化因素的缺失而显得刻板呆滞。文化学范式下，译者的主体性得到极大发挥，译者的知识、情感、动机和文化背景等因素得到关注并予以认同。这些因素不再被看做是对翻译活动的“扭曲”，而是翻译活动的正常现象，并且是翻译活动创造性的体现。
文化学范式认为翻译活动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译者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独立的个体，任何来自译者身上的文化因素均能对翻译的方式和策略选择造成影响，因此在译作和原文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等同关系。任何译者都是以文化的方式存在，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某种文化的烙印，文化印记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既可以是显山露水的，也可以是潜移默化的。文化加载在译者身上的思维、审美和价值取向等因素都会有形或无形地作用于翻译活动。译者不能脱离其所在的语言文化系统，因此译者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主观性印记，而这种主观性印记正是译作区别于原作的标识性特征。在文化学范式中，译者作为两种文化交流的中介，更多地依据其文化身份和读者取向来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
然而，译者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同样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对原作的不尊重乃至扭曲则是主体性极端发挥的产物。对原作理解的过度开放会导致译者的任意性和随意性发挥，甚至使译者产生超越作者的“幻象”。文化学范式过于突出和强调译者对翻译活动的控制作用，甚至上升为一种无限性和绝对原则，过度的发挥往往造成思想和意义的“脱缰”，使得任意性消解了翻译活动基本的准确性。诚然，翻译活动不必一字一句的等同，但是对原文意义需要有一个最起码的尊重。在语言学和文化学范式下，译者主体性受到有限理性的支配，不得不在忠实与背叛的两难中抉择，其结果不是顾此失彼就是非此即彼。译者的主体性不是受到显性压抑就是被过度宣扬，主体性似乎总无法在各种阐释视角中达到均衡和稳定状态。生态学转向为我们破解译者主体性的两难境地提供了新的认识论转向，它将翻译活动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系统中，重新审视作者、译者和读者构成的生态关系网络。
三、生态学范式：主体性的理性回归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视为一个复杂生态系统，作者、译者和读者作为系统中的要素相互依存。生态学范式突出和强调翻译活动的整体性，任何主体都与其他主体密切相联，每一个主体行为既受到全局的影响，又会对全局产生影响。从翻译活动的整体视角来看待翻译主体性是生态学范式最主要的特征。传统的语言学和文化学范式之所以会陷入非此即彼的定势，就是在于其将主体性的着眼点仅仅局限于某一个主体，而无法关照翻译生态系统中各要素的关联性和整体性。生态学视角更好地整合了三者之间关系，消解了传统译论中的二元对立性，各个主体的独立性和互动性都得到重视，因此是对前两种范式理性的一种矫正。
生态学范式使我们认识到主体性不是无限制和无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要把译者放在由“作者——译者——读者”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中，任何一方脱离这一系统都会造成意义表达、传递和理解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翻译活动是作者、译者与读者思想交流互动的生态场域，在这一生态系统中，译者所扮演的角色是积极促进作者和读者的对话，既不是语言的“传话筒”，也不是思想的“变形器”。译者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主体处于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交汇节点上，因此译者主体性一方面依赖于环境得以发挥，同时又通过自我发挥影响整个系统。生态学范式将译者主体性放入翻译活动的整体性中进行研究，因而有效规避了语言学和文化学范式的单要素倾向。译者通过“选择性适应”一方面尊重作者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又能够发挥自身主体性，保持翻译生态系统的平衡。
翻译活动实际上涉及多个主体，任何一个主体都不绝对和唯一的。主体间的交往是构成翻译生态系统的关键，也是翻译活动存在的基本形式。在这个系统下，不同主体在语言文化层面就文本意义展开对话，进而使整个翻译生态系统富有活力。这使得翻译活动具备了哈贝马斯所言的“交往理性”内涵。生态学范式让我们看到，翻译活动是一个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整体与循环，译者主体性不再孤立地存在，而是在于作者和读者的关联中得以建构。从这个意义上，生态学范式实现了译者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换。如果说语言学范式遮蔽了译者的主体性，文化学范式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而生态学范式则是将译者的主体性延伸至主体间性这一更宏观的解释学视域。
翻译主体性的发挥不是对原文的误读和错译，否则就会破坏整个翻译生态系统的平衡，导致作者与读者的交流障碍与失真。从生态学的角来看，以往的语言学范式和文化学范式都是一种理性过度张扬后的失衡，因此总使得翻译活动在两极间摇摆。事实上，任何一种摇摆都是理性对主体性的扭曲，只有超越这种理性我们才能从系统视角得到一种翻译活动的正解与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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