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理论三阶段发展论
时间：2021-01-17 07:57: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将三阶段的主要特点及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加以分析概括，厘清了西方翻译研究的脉络，并分析了目前国内翻译界对于西方翻译理论的不周看法，提出了中西结合，立足自我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翻译理论；三阶段；述评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7)05-0691-04
关于西方翻译理论的分类，按流派分的居多，例如奈达将其分为四个基本流派；根茨勒提出五大派说；谭载喜分为五大学派；张南峰、陈德鸿主张六大学派；李文革则细化为七大流派、二十五支派。也有按时间划分的，如姜秋霞等，潘文国试图将西方翻译史按时间分成三阶段，笔者认为这一划分明确清晰，易于把握，特别是对于初学者，不失为一种方便快捷的分类方法。但对于某些时间的确定本文作者略有不同观点。潘文国认为，纵观西方的翻译理论发展史，有没有自觉的学科意识是一条重要的分水岭，可以以此为标准，把西方翻译研究史分为三个阶段：传统的、现代的、当代的翻译学阶段。姜秋霞认为，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经验期或前理论期、语言学理论期、多元理论期。他们二者都把最早的时间定位于公元一世纪的西塞罗。
但是根据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教授道格拉斯·鲁宾逊在其著作《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中的考证，希罗多德在其名著《历史》里有两大节讨论跨文化交际的问题，这些论述与翻译理论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于是鲁宾逊将其作为“译论史料”收入了自己的文集，并因此把西方翻译理论史的发端期从公元前一世纪的西塞罗时代向前推进了大约400年。据此，笔者认为西方翻译研究的第一阶段应该从约公元前5世纪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长达两千多年的阶段姑且称作传统经验期。第二阶段，从1959年雅可布森发表他的著名论文《翻译的语言观》开始到1972年，可以叫做现代语言学阶段。第三阶段从1972年霍姆斯发表论文《翻译学的名称和性质》开始至今，可以称为当代多元理论期。下面就此三阶段的一些特点分别论述之。
一、传统经验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学科意识，理论大多是经验性的，零碎杂呈，不成体系。如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在他著名的《论演说家》中第一次从翻译过程和如何最好地进行翻译进行了论述。他首次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所谓“作为解释员”的翻译，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则是指具有创造性、可与原著媲美的翻译。这样，西塞罗实际上提出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并因此而开拓了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使古典时期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蓬勃兴起，这期间比较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有泰特勒、施莱尔马赫、洪堡等。
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是苏格兰著名翻译理论家，他的《论翻译的原则》是西方翻译理论的第一部专著，在书中，他提出了翻译三原则，并指出好译文应是原文的优点被完全译入另一种语言，译文读者能够像原文读者在读原文时一样，清楚而强烈地感受到这些优点。该著作由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和翻译家郑振铎(1898年～1958年)先生首次介绍到国内。
此阶段比较杰出的理论家还有德国的施莱尔马赫(Schlciermacher)和威廉·冯·洪堡(Wii helm Von Humboldt)。新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了著名的语言决定思维论，他首次指出翻译的两种途径：口译与笔译，并提出了顺从原作和顺从译作等理论。洪堡曾潜心钻研历史哲学和语言哲学，主张充分发展人的个性，提倡教育和教学上的自由。他认为语言是人类的共性，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没有任何产物是语言无法表达的，他们的思想对20世纪翻译研究甚至语言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段时期思想界充满了浓厚的思辨色彩，理论家们对研究内容进行抽象论证及哲学思辨，然后作概念性的是非、应否等价值判断，在较大程度上确定了翻译的宏观原则，在哲学层面上为翻译学科的整体建构奠定了基础。
二、现代语言学阶段
这一阶段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出现了朦胧的学科意识，翻译研究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但不曾认识到翻译研究可以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里，翻译研究唯语言学理论方法之马首是瞻，语言学分支的各理论纷纷应用于翻译现象的分析与解释。
现代语言学阶段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端于雅可布森。他在《翻译的语言观》一文中首次区分了三种不同的翻译：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雅可布森从符号学的立场出发，提出语内翻译的范畴，揭示了翻译与“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所进行的翻译研究通常是指语际翻译。
也有学者认为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始于尤金·奈达。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中提出了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和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两个概念。他的功绩在于：第一，把信息论与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理论，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第二，把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翻译理论中来；第三，在翻译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读者反应)原则纳入翻译标准之中。他在动态对等理论中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原则，自此“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
这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还有卡福德(Catford)，他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模式为翻译理论基础，对等值翻译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他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提出，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是寻求等值成分，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在于界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在该书的开头他曾指出：“翻译是用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即把一种语言文本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本。因此，任何翻译理论都必然利用语言理论 普通语言学理论。”
纽马克(Peter Newmark)运用了语义学理论研究翻译，他是英国翻译研究界的鼻祖，在其成名之作《翻译研究途径》中所提出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在理论上与实践中至今仍为人们所引用。纽马克分析了思维、言语与翻译的关系，阐述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特点。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功能翻译学派迅速崛起。主要由卡塔琳娜·莱思(Katharina Reiss)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即文本类型理论弗米尔的目的论(Skopost heorie)和克里斯汀·诺德(Christiane 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等语篇语言学理论体系构成。莱思是弗米尔和诺德的老师，早在1971年，她在其著作《翻译批评的可能
性与局限性》中，就提出了功能类别的问题。诺德是德国翻译研究界的领袖人物，她的著作《翻译中的语篇分析：理论、方法及翻译导向的语篇分析模式在教学中的应用》《翻译是一种目的性活动一解释功能翻译理论》，全面介绍了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的理论，影响很大。这一时期还有哈提姆与梅森(Hatim & Mason)借用韩礼德系统功能模式在文本功能研究层面上的研究等等。由于翻译自19世纪以来一直被列为应用语言学分支结构，因而很大程度上，对翻译的研究局限在语言结构成分的各个层面。
三、当代多元理论期
当代多元理论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各种非语言学理论流派的出现，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学科意识。代表人物有霍姆斯(James Holmes)、巴斯奈特(Susan Basanett)、图里(Gideon Toury)、尼兰贾娜(Niranjana)、斯皮瓦克(Spivak)、西蒙(Simon)，以及提出“翻译即重写”概念的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主张“文本由译者操纵”的译者中心论者赫尔曼斯(Hermans)等。这一时期翻译理论的繁荣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福柯和德里达哲学的印记。具体而言，这一阶段始自1975年，霍姆斯正式发表论文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他着重探讨了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学科的名称、性质、范围等内容，首次勾画出翻译学的学科结构框架。
对翻译研究中文化范式进行思考并形成理论思想的学者主要有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佐啥尔借用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在文学翻译理论中首次引进了“多元系统论”，形成了以语言——文学——社会——文化为一体的“多元系统”理论思想，并得到巴斯奈特和勒弗菲尔以及图里、赫尔曼斯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在他们“翻译与(目的语)社会文化操纵与被操纵”意识的影响下，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系统关系变得更为紧密。
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苏姗·巴斯耐特(Susan Basanett)主张翻译应是双性的，从而否认译文和译者的从属地位，她的理论改变了译文应服从原文的传统翻译理论。她同时认为翻译学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涉及的研究范围广泛，翻译学研究者应持开放态度，从其他相关学科吸收养分。1980年，她发表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翻译研究》，标志着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具有独立地位的严肃学科的出现。20世纪90年代初她又与比利时翻译理论家列弗维尔(Andre Lefevere)提出翻译研究的重点应该由原来以理论研究为重点，转为以过程研究为重点，这种重点转变被称为“文化转向”。图里(Toury)则提出了“翻译规范”与“翻译描写”观，指出规范应在翻译理论中占一个适当的席位。
文化学翻译理论流派中较为极端的思想主要来自于尼兰贾娜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想对翻译所包含的政治行为，斯皮瓦克、西蒙等学者的“女性主义”政治意识解读翻译的政治复杂性等。解构主义理论学派以译者为研究主体，是多元理论期的又一大派别。其中既有较为激进的解构主义思想，也有较为缓和的“重写”学派理论观点。法国著名哲学家和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被视为激进方的代表，其解构主义理论的中心观点，即意义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强调翻译中意义的“延异”与“再生”被广泛引用于为各种激进的阅读、译释、批评和翻译理论授权，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德里达并不反对标准；“重写”学派理论观点则渗透在文化学派的一些学者如勒弗菲尔、赫尔曼斯等人的理论思想中。
在这一时期，除了语言学科以外，研究者们日益重视翻译研究中其他学科的影响，把翻译置于较大的文化语境中，运用各种学科理论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翻译进行理论研究，从而出现了翻译研究的多元理论方法。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此处的接受者不仅指的是译文的读者，还有整个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身上。研究译者主体性与主动性，考察文本语言以及影响翻译过程的外部社会文化因素等。于是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如前面所提到的多元系统理论、“后殖民主义”政治理论等文化学理论流派、解构主义理论学派、文学批评理论、符号学等等。
四、西方译论在我国翻译界的反响
对于西方翻译研究，国内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较少理论思辨色彩，注重的多是直觉思维方式；而西方翻译理论注重推理论证，追求体系的完整，因此言必称奈达，主张照搬照抄，把西方翻译理论移植过来直接应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外国理论家对翻译的认识不但不比中国翻译家深刻，而且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他们认为外国翻译界没有一本理论著作或一种学说得到大多数理论家认同而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因此师从西方无从谈起。不论持何观点，但正如丛滋杭所言，翻译理论这一基础性工作的重要性已经上升到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它与翻译实务一起在翻译教学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终将为翻译学科的建立起到奠基石的作用。
笔者不赞同国外翻译界无权威的论点，只能说其研究是各领风骚。当然西方翻译理论也并非尽善尽美，但笔者认为它仍不失为建立我国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参照。一方面，在过去30多年间，西方理论工作者把诸如语言学、语用学、比较文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翻译研究，成果辉煌，成绩卓著，极大地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另一方面，其在研究方法上也启示我们需重视汲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不断开辟翻译研究新领域。如前所述，西方翻译研究重理论建设，中国翻译研究重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如何汲取西方翻译理论之精华，结合中国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使二者有机结合，取长补短，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仍然是中国学者努力的重要目标。
(责任编辑 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