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参事工作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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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参事室的诞生

满载中国民主政治色彩

政治的民主化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政府参事室的诞生即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时代产物。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就主张建立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1941年11月,毛泽东主席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毛主席在被问及跳出执政由盛到衰、人亡政息这个周期律的途径等民主政治问题时是这样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主席的话讲到了家,要巩固政权,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走民主政治之路。随着“三三制”政权的实践,建立有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就是在以实际行动实践中国政治民主协商的思想理念。

选择“政府参事室”作为政治民主协商的形式参与政权建设,是在中国政府系统内部规范地实践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是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之所以这样安排,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社会贤达以及国民党爱国将领的鼎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下,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浴血奋斗之下取得的,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新生的新中国,拥有一大批热血沸腾的爱国人士、精英人才,这些来自不同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不同战线的精英人才是国家建设的急需人才,他们是有能力、有抱负、愿意报效祖国的难得人才。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为他们发挥作用、参政议政、咨询国是创造机会,提供平台。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组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1949年4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日理万机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电示华东局领导人,提出解放后应设立政府“参议室”这样的机构(后改称参事室),政府参事应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为主体,为上海建设出谋献策。同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通过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决议。1949年10月21日宣告政务院(国务院的前身)成立。政务院秘书长之下设了秘书厅、参事室、人事局、预算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组织条例》规定政务院参事室的职责包括:一、关于政策、政令、法案等之研究及草拟事项;二、关于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呈院有关政策、法令、规章之专案审议事项;三、关于政策、政令推行实况之调查研究事项;四、关于政务院与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之间工作联系事项;五、关于总理临时派遣或交办事项。参事室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政务院参事室设参事若干人,分组进行工作,由总理指定各组召集人。当时的国家机关非常精简、朴实,从“参事室被排在其中,参事由政府主要负责人聘任,参事室主任、副主任、参事小组召集人由政务院会议决定或总理指定”的事实得知,参事室的存在非同寻常。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规定: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内设办公厅,在秘书长领导下进行工作,并得设参事室。

1949年11月11日国务院参事室成立,它几乎与共和国同时诞生。当时的国务院参事室叫“政务院参事室”(1954年改称国务院参事室,属国务院直属机构),办公地点由周恩来总理在建国之初的百忙中亲自选定,即北京北海公园内北边的园中园“静心斋”。该园共有房30多间,建筑面积1759平方米。自1980年起国务院参事室搬进距前门500米远的前门东大街11号——原荷兰大使馆内。可见,在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百废待兴的国内局势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下,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政府参事室的建立亲历亲为、费尽心思。不难看出,政府参事室的设立与定位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1949年政务会议通过了任命首批政务院参事,共32人。参事室主任是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兼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委员会常委、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郭春涛先生,廖鲁言为政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副主任,中共党员。政府参事主要从非中共人士中遴选,他们是有代表性、有影响、有较强参政议政能力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望较高的人士。他们没有“乌纱帽”,身份“超脱”,不代表任何党派,而是以个人的身份,站在全局的高度参政议政,咨询国事;参事不光要提出问题,更要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参事没有级别之分,都是政府主要负责人任命或聘任的工作人员,称谓一律是:“姓+参事”。

政府参事积极参与

新中国建设

政府参事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开展工作,参事室制定了《政务院参事外出视察办法》等工作制度和严格的纪律,以规范参事的工作方式。参事的工作范围涉及政府工作的全方位,有着特殊的权限与使命。仅1949年、1950年期间,国务院参事即参加了一系列政务活动。如:赴西北视察财经工作、手工业情况和少数民族工作;赴天津、唐山、沧县视察司法工作;赴河南、安徽、江苏视察水灾并提出意见和建议;赴河南参加生产救灾及治淮会议;参加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听取政法工作总结及今后计划;列席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会议;出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召集的有关留学生事务的会议;出席办理留学生事务委员会会议等。

参事审议新闻总署的3个文件:(1)《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草案)》;(2)《关于建立广播接收网的决定(草案)》;(3)《关于分发《〈参考消息〉》办法(草案)》。参与草拟文教部门组织条例;到中国科学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出版总署和卫生部商讨各部门组织条例修改事宜,并将组织条例(草案)送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审核;对教育部报请通令各大行政区执行的《关于高等教育管理办法》提出修改意见;审议政务院秘书处送来的文教部门51件报告,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审议《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条例》(草案)、《成药管理暂行条例》(草案)、《医师暂行条例》(草案)、《中医师暂行条例》(草案)、《关于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草案)、《关于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草案)、《关于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施办法》(草案)及其实行细则,并提出修改意见。研究“教师节”应以每年何日为恰当的问题,等等。参事分为五个业务组办公,其小组召集人由国务院领导确定。

1953年参事们开始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起草问题;1955年2月16日国务院参事室同国家法制局联合举办了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大会,一致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的《告世界人民书》,此举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务院参事还参加许多重要活动,发挥着不一般的政治作用。如:国务院参事唐生明,受周恩来总理之托,为国共两党的沟通和两岸同胞友好往来发挥了特殊的桥梁作用;参事们参加苏联、罗马尼亚等六国驻华大使在北京饭店为以彭真为首的全国人大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参加欢迎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来我国访问的活动;参加庆祝国庆节天安门观礼;参加接待蒋介石派往大陆进行试探性接触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并陪同他与周恩来总理会晤活动等。政府参事为咨询国事、统战联谊日夜操劳。如:在1955年12月15日至1956年1月3日短短的十多天中,仅陆续参事一人就向习仲勋秘书长并周恩来总理上报了5件视察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中有关政府工作的一些问题》、《关于干部工资待遇问题》、《关于农业合作化后农副业税问题的报告》、《关于地方编制问题的报告》及《关于地方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机构编制问题的报告》。1957年参事们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许多参事建议。如:关于开垦荒地增产粮食的建议报送习仲勋秘书长和周恩来总理;关于上海市区工业远景规划、全国风景区的建设方针和城市卫生工程、绿化设计、房屋管理等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报送习仲勋秘书长和周总理;关于加强对青年工人、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意见报送习仲勋秘书长和周恩来总理等。

国务院参事室从一诞生即满载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色彩,并作为中央政府的重要机构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组织条例》中得以固定与规范。很快,全国各地的政府参事室也相继成立,老一辈政府参事为新中国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国务院参事室和地方政府参事室,如同中国大地的任何机构一样,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且受挫重重。1984年中央发布文件,要求进一步恢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参事室,以满足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需要。1988年后改为聘任制(之前为任命制),聘期为5年,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续聘。中国政府参事室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舞台上,历风雨而前行,国家利益至上,始终沿袭着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协商的轨道不断发展、壮大,并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未来。

政府参事室不负众望

认真履行职责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国务院参事室和全国地方政府参事室肩负着时代的重托,人民的希望。政府参事对促进国家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各方面,对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对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和维护世界和平,均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国务院参事室经常组团赴国内外考察,不畏艰辛地深入基层,到全国各地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真实材料。1979年国务院参事提出了两项建议:1.建议财政部发行一种专门以华侨为对象的外汇公债。2.建议搜集台湾现任党、政、军、文教、工商业内中上层人员名单,分发有关人士,开展写信活动,以促进两岸交流。这就是我国经济与世界接轨及台湾和平统一的前期工作之一。参事室开展了一系列统战联谊工作,如宴请参事的亲戚——美国泛太平洋船舶总代理行经理,原国民党金门防守司令刘恩荫之子刘宗武先生;吴庆彤主任在日坛宾馆宴请唐鸿烈参事的老同学、台湾国民党评议委员陈尧圣先生,唐鸿烈、岳崙参事,陈先生的老友,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萧乾夫妇,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柯在铄以及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王海容(毛泽东主席的亲人)、吴空出席,等等。为配合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国务院参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利息、专利收入税法(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向国务院领导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关于对外国工商企业在华机构征税的规定》、《关于外经部经营进口物资的办法应加改进的建议》、《关于合资合作宾馆亏损问题的调查报告》及《从天津、山东看亚洲金融危机对当前出口的影响及我扩大出口的几项措施》等参事建议。撰写文史资料《1949年国共北平和谈始末记》和《北平和谈附录》等。

参事们对恢复生产,纠正冤假错案,解决民生问题,整顿社会次序,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如,对《确定和提升工程技术干部技术职称的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科学奖励条例(草案)》提出修改意见;提出《恢复中学六年和小学六年的学制的建议》、《为加速开发智力资源大专院校可实行两班倒教学制的建议》、《为调动专职放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适当修改的建议》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试行)》、《全国农村(牧区)人民公社畜牧兽医站暂行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畜防疫条例(草案)》、《国营企业职工奖惩试行条例(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讨论三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试行)》(送审稿)、《兽医药品药政管理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褒扬革命烈士条例(草案)》、《农业技术干部技术职称暂行条例》、《外语翻译干部职称和晋升暂行规定(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女工保护条例(草案)》、《煤炭矿井采掘工人实行工役制的暂行办法(草案)》、《关于调整二类农副产品收购分配政策的意见》等均提出了修改意见。

1981年,国务院参事向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报送或转送《国务院参事建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如,《关于从速制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单行法规的建议》、《关于解决北京市群众严重缺房问题的建议》、《关于改善农村居民饮水的建议》、《关于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前景的调查报告》、《关于开展狩猎旅游,保护野生动物的建议》、《长江水污染的治理不容忽视》、《关于红水河碍航闸坝恢复通航问题》的建议等。

对三峡工程建设,参事们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陈修和参事《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建议》等报告均报送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王秉忱参事就三峡工程中的移民工作、城镇规划、工程质量及地质灾害、生态环境保护等课题,赴湖北省武汉市、宜昌市,重庆市的丰都、万县、巫山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调研。返京后提出了《对三峡工程移民迁建城镇地质与规划、建设工作的建议》和《关于三峡工程库区环境生态保护问题的建议》,报送李鹏总理、邹家华副总理和宋健国务委员。总理、副总理批示给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郭树言。三峡建设委员会为此向李鹏、邹家华同志就有关问题作了专门报告,并抄送王秉忱参事。重庆市政府参事张学良提出的把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作为重点,以减少泥沙进入三峡库区的意见,已被国务院纳入三峡工程整体建设之中。

政府参事从问题的由来、改革的方向和具体的改革设想等多方面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递交了《关于广东、湖北两省部分党政干部以权谋房的调查报告》、《关于调查资金外逃和外流的报告》、《关于抓紧经济立法和行政立法的几点建议》、《特区要“特”——关于海南经济特区的调查报告》等。余湛邦参事将他在参事座谈会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发言寄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参阅,等等。参事们参与《文物保护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口岸卫生监督办法》、《电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征求意见稿)》等法律、法规草案的修改、审议工作。递交了《关于改善威海港现状的建议》、《关于请从速考虑绍兴市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建议》、《关于限期整治金沙江宜宾到巧家一段水道,年通行五百吨级船舶的建议》、《关于抓紧经济立法和行政立法的几点建议》等报告,分别上报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参事赴广西省调研,返京后写出调研报告《关于红水河碍航闸坝恢复通航问题》和《广西三个海港必须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上报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先后做了批示。

政府参事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同样表现出高度关注,并提出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如:递交了《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浅见》、《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有关党政分开和机构改革的建议》、《关于党政机关办经济实体、干部经商的新情况、新问题,希望中央尽早表态的建议》、《对于国务院体制改革的一个初步意见》、《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意见书》等报告,并先后几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修改意见。

全国各地政府参事在不同的岗位上同样为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1979年,安徽省政府参事郭崇毅,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认真分析了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取得空前丰收的情况,认为增产的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郭参事凭借着良好的理论功底和所掌握的、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3次上书党中央,最早向党中央反映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并呼吁在全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郭参事在给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书信中是这样写道:“恳切请求中央将农业文件中‘也不要包产到户’一段,改为生产队采取哪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由社员自行讨论决定”,“在中央一再号召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同时,如果仍然由上面硬压着不准责任到户,反而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混乱与损失。”曾被二次入狱,却宁愿再次坐牢也要直谏的郭崇毅参事,让国家的最高决策者了解安徽农村的真实情况,了解农民对自主经营土地的企盼,并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大包干”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为1980年全国农村改革开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国务院参事蒋明麟等同志在《关于改进中央企业管理体制的建议》中,提出组建统一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制定规范的经营者经营效绩考核和评估体系,明确对国有资产的管理责任等建议,为后来的国务院机构调整,建立国资委提供了重要参考。国务院参事陈修和提出的“南水北调”的建议,受到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1998年他再次向朱镕基总理提及此事,朱总理对该建议也十分赞赏并将之付诸实践。安徽参事戴善仁首先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表述;安徽参事何开荫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调研,提出了“农村费改税”的建议,大大加快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高层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为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的税费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戴参事被誉为“中国税费改革第一人”。参事们提出在加快健全艾滋病相关立法的进程中,必须关注保护艾滋病患者权益、关爱艾滋病人的建议。这建议一提出很快成为了新的立法关注点,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从此开始了纠正人们对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偏见与歧视的行动。

积极开展统战联谊,发挥政府参事海外关系的优势,为引进“外资”牵线搭桥。如,1993年上海参事张锐的亲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杨雪兰女士来中国探亲,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与市外办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通用汽车公司落户上海;上海参事室促成与北丹麦奥尔堡市合作开展“循环经济”研究,与新加坡合作开展清洁能源研究,与东京大学合作进行“上海-东京城市建设经验交流”研究等,为加大对外开放添砖加瓦;由上海市参事室牵头的13个沿江省、市参事室共同参与调研的的“开发长江黄金水道,促进区域连动发展”的参事建议,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批示。运用组织的力量,联合各省市政府参事一起开展跨省市的大范围调研是近年来的一种尝试。

2003年非典流行时期,疫情形势极其严峻,而切断传染源是控制控制疫情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处理医疗垃圾是非常时期的一大难题,国务院参事们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急国家之所及,想领导之所想,运用自己的知识与经验,群策群力,提出了运用现有的水泥加工的设备与技术彻底地处理医疗垃圾的办法。这样,可以抢时间争速度,且不用重复投资就能马上解决医疗垃圾的处理问题。建议很快递上国务院温家宝总理的案头,温总理很快批示,并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控制非典疫情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广东省参事室为帮助政府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提出了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合理见解。如《广东要重新扳开观念上的三大“启动源”》、《营造广东文化八大品牌》、《新形势下金融风险及防范对策的思考》等6份建议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的批示;《促广东金融发展》、《警惕国际粮价飙升的背后玄机》、《根治西江洪患,根除粤西旱灾》、《对不安全食品的召回制度的建议——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的启示》、《双眼看“三农”》、《化解广东人口、耕地、粮食之间矛盾》等建议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说:一个大省,必须有一批能够跳出具体事务凝神聚气研究问题的人,这是支持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条件,参事室有这样的职能和优势。赞成你们围绕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所做的思考和部署,希望继续积极稳妥的抓好贯彻落实,做出新的成绩。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之后,成都市6名参事迅速前往河北省唐山市、邢台市就灾后重建进行了日以继夜的专题调研,快速整理汇编出近七万余字的《唐山市、邢台市地震灾后重建经验资料汇编》,并撰写了《唐山市、邢台市地震灾后重建考察报告》和14期《唐山市、邢台市灾后重建经验系列观点综述》,以翔实的数据、科学的分析,及时向灾区领导全面介绍了唐山市、邢台市灾后重建工作经验和教训,得到了四川省市领导高度重视及借鉴。各级政府参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出谋献策,成为政府领导得力的参谋助手。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参事们在浙江调研发现中小企业状况不好,亏损增加70%多,便写出了《关于当前中小企业面临困难和对策的建议》。2009年4月送了上去,那时经济危机的影响还未完全显现,但参事们已经较早地为解决中小企业困难进行了呼吁,并及时地提出了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内容是“三农”问题及民生问题。在全会召开之前,国务院参事室组织了“安徽农村调查”和“城市公立医院改革”两个专题调研组。其中,“安徽农村调查”课题组由国务院参事、地方政府参事、部门专家和机关干部组成,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亲自带队。整个调研组在安徽农村蹲点了一个多月,走村进户,拉家常,并尽可能的低调、不给当地添麻烦,甚至给予因配合调查研究而误工的农民一定的劳动报酬,与农民兄弟建立了很好的感情。调研组在非常自然的情况下开展了集体座谈、个人访谈与问卷调查。在真情的感化下,调研组听到了最为真实的声音,了解了农民真实的期盼,撰写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农村新一轮大发展的若干建议》等5篇专题报告,受到温家宝、回良玉、马凯等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为解决“三农”问题,制定新农村建设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积极地配合了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国务院参事蒋明麟带领国务院参事“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课题组,同时吸收了地方参事室和有关专家组成的联合课题组,行程9省市,40多家医疗机构,走访900多名医护人员和患者,召开了70多场座谈会,作出了50万字的访谈记录,200万字的文字材料,形成了《关于大力推进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建议》。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国家发展改革委分管副主任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于2008年12月22日专程到国务院参事室与参事们座谈,进一步听取推进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并希望参事们跟踪调研,继续关注和支持医药卫生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帮助完善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这是一项解决民生问题的重大调研,是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研讨。同时,国务院参事室越来越重视同发达国家的政府咨询机构的横向交流,取长补短,不断提高我国政府参事室“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是,民主监督,统战联谊”的水平。政府参事工作,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保密性。今天,我们将其中的部分给予公开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政府参事工作任重而道远

统战性是参事工作的存在之本,咨询性是参事工作的发展之源。参事工作的民主监督,其本身不同于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的监督,它是设立在政府系统内部对政府工作的民主监督,是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参事工作的政治协商是以直接参与政府工作为形式的民主协商,是政治协商在政府系统内的具体实践。60年来国务院参事室先后有206位参事,现任国务院参事53位。国务院参事均为国务院总理亲自任命或聘任。全国有上千位参事,由同级政府主要负责人任命或聘任。政府参事就是这样站在全局的高度,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敏锐的洞察力,急政府领导之所急,想政府领导之所想,奔走在第一线,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说真话言实情,提出了许多具有很强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政府参事对政府工作的建议和批评,可以直接送达国务院领导的案头,这种被称为“直通车”的形式,是政府参事另一种特殊的“权利”。参事们帮助政府领导解决难题,成为了政府领导的重要智力支持。

仅近5年,共上报国务院参事建议近150件,国务院领导同志累计批示360多人次,其中温家宝总理先后做过40多次批示。国务院参事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共计500多条,对《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案(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领事保护和服务条例》等法律法规草案提出修改意见800多条。政府参事认真履行职责,反映社情民意,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事,民主监督,统战联谊,为人民利益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真可谓功不可没。

历届中央领导、国务院总理对政府参事工作都给予高度信任和充分肯定,赞赏政府参事是国务院领导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智力支持。温家宝总理多次表示:国务院很需要参谋助手,需要听到真话,及时了解真实情况,参事室就是专门做这个工作的,应该加强,切实发挥作用。每逢重要节日,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亲自看望政府参事,与政府参事亲切交谈。去年1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到国务院参事室与参事们一同欢庆新春,再次强调了参事工作的统战性、咨询性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提高建言献策的质量和水平。第二,强调发挥好民主监督的作用。第三,在推进国家文化建设中发挥独特优势。去年是国务院参事室成立60周年,11月6日国务院出台了《政府参事工作条例》,并将在2010年1月1日实施。2009年11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把国务院参事和全国地方参事室主任接到中南海座谈,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了座谈会,并高度赞扬了政府参事的作用,再一次肯定了政府参事的无私奉献。

几十年来,政府参事一直在幕后默默地工作着。2004年4月8日,国务院参事室首次通过新闻发布会、新闻报道等形式促使国务院参事从幕后走向前台。从此,揭开了政府参事室的“神秘面纱”,鲜为人知几十年的政府参事室终于在低调55年后公开露面了。此举意在体现政府提倡的政务公开、信息透明的原则。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这届政府对智囊机构和智囊人才异乎寻常的重视,不论是政治局还是国务院,聘请参事的数量大大超过往年。很显然,这与中国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有关。中国政府参事肩负着更大的重任,将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轨道上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