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定义发展探究
时间：2021-01-25 08:01:1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目前中国对“政治传播”这一术语的概念界定尚不明晰，没有统一的认知，甚至出现将“政治传播”和“政治传播学”混淆使用的情况。文章通过梳理政治传播在西方和中国的发展脉络，比较各种对“政治传播”这一术语的定义，发现“政治传播是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这一定义相对准确。
关键词：政治传播，定义，术语
中图分类号：H083;N04;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4）06-0051-04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efinition
GUO Jian
Abstract：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s not clear and without a uniform cognition. Though comparing definitions from western and China， this article suggests a relativebest one.
Keywor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efinition， term
引 言
早在1922年，西方著名的传播学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意识到政治家可以利用传媒来构建、制造和引导公共舆论，当时西方政客们游走在政治和传媒之间，利用其权力或者财力控制媒体的报道。这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是好是坏呢？在这样的疑问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有必要研究政治与传媒的关系，布莱恩·麦克奈尔（Brain Mcnair）就是其中之一。他意识到媒体的报道受到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共同影响：前者包括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偏见、媒体集团资方的干涉等等;后者即政治传播的各项活动<sup>[1]</sup>。而“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也随之成为一个新的术语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
由此可见，对“政治传播”这个术语本身的定义如何界定是重要问题。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西方各大知名媒体纷纷“抢滩”中国，急于让中国媒体“大开眼界”，一窝蜂似的把西方的新理论、新概念搬到中国。而随着中国的业界和学界逐渐成熟，开始反过来冷静地审视西方媒体及其传播理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的呼声高涨。“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已经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那种仅仅翻译和解析西方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政治生活的需要。”<sup>[2]</sup>另一方面，政治传播研究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各国政府都将政治传播提升到战略研究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政治传播”这个术语的定义演变过程进行梳理，是十分必要的。
一 西方“政治传播”定义的发展
西方的政治传播研究者很少对“政治传播”定义做出明确的界定。目前，西方对“政治传播”定义的研究有两种趋向：即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
从政治学本位出发的“政治传播”的定义主要有：
费根（Fagen）在其著作Politics and Communication中认为“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内及政治系统与其环境间的任何传播行为，因而建议研究传播网络（组织、团体、大众媒介、特殊管道等）及传播形态的经济、社会决定因素<sup>[3]</sup>。
美国的政治传播学者丹·尼谋（Dan Nimmo）和凯思·桑德斯（K.R.Sanders）在其著作《政治传播手册》的导论中指出：政治传播是政治家、政府组织与公民三个环节中的中介或渠道 [3]。
20世纪60年代，卡尔·沃尔夫冈·多伊奇（Karl Wolfgone Deutsch）的《政府的神经：政治传播及控制的模式》（The Nerves of Government： 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等一批政治传播研究专著的出版，标志着西方政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开始[3]。
登顿（Denton）和伍德沃（Woodward）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为一种讨论活动，是关于公共资源、政府权威和政府裁决行为的公共讨论与评价 [3]。
美国作家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为：“政治传播是包括修辞、肢体语言等辅助语言学符号以及联合抵制与抗议等政治行动。”[3]
这一类定义往往将政治传播活动归类于政治活动的一种，应用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对政治活动予以分析，显而易见这是不够全面的。
而从传播学本位角度来界定“政治传播”定义的代表是查菲（Chaffey），他提出政治传播就是传播活动在政治活动中所扮演的某种角色 <sup>[4]</sup>。
再如阿尔蒙（Almon）和波尔（Bohr）认为政治传播是一种可以改变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系统功能 [4]。
美国学者布赖恩·麦克奈尔（Brain Mcnair）将政治传播活动概括为三方面：第一，全部有党派人士与政治活动家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各种传播活动;第二，全部无党派人士针对有党派人士的传播活动;第三，关于政治家、党派人士及无党派人士政治行动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或其他形式的政治讨论的集合。[5]麦克奈尔在其著作《政治传播学引论》中提出政治传播讲的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也就是说，实际上麦克奈尔将政治传播看作是人类社会中政治与传播的本质性融合，它立足于与社会“同一”的人类政治生活。
可以说，无论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还是从传播学的角度给“政治传播”下定义，西方学界都是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政治传播”介入合理的本质要素。但是反观这些定义，恰恰缺乏将政治学和传播学二者进行有效“融合”。这也是中国对政治传播进行研究时特别注意之处。
二 中国“政治传播”定义的发展
认识和了解“政治传播”定义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很有必要。一方面，通过其定义演变使我们对中国政治传播的发展阶段和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政治传播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及学术著作的出版情况看，政治传播相关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2000年开始蓬勃发展，目前能够显示政治传播研究在中国发展状况的专著都是在2005年左右出版的。笔者通过阅读国内相关的政治传播研究专著发现，相对而言，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是较早研究政治传播的;而上海交通大学的谢岳是作为政治学研究者研究政治传播并且产出成果最早的学者，其代表作是《大众媒介与民主政治》和《当代中国政治沟通》;《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是目前较为系统全面的政治传播研究专著;其他还有周鸿铎的《政治传播学》、张昆的《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彭芸先后出版的《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新闻媒介与政治》《政治广告与选举》等著作。
受到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影响，中国对“政治传播”的定义研究也分为两类[5]：
一类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把政治传播看作一种政治活动，从这个角度给“政治传播”下定义的有：
祝基滢在其1983年出版的《政治传播学》中提出：“理想的政治传播是一种政治符号的共识（共同解释）。”<sup>[5]</sup>
2005年李书元在《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中提出：“政治传播是由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的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处理过程。”[6]他认为传播与政治是同时诞生的，并且政治传播与传播学产生的背景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
2009年荆学民和施惠玲在《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一文中提出：“政治传播是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4]
百度百科给出的“政治传播”是指：存在于政治行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以达到待定目的和取得特定效果为价值取向的、以符号和媒介为途径的使政治信息得以流动的过程[7]。
另一类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把政治传播看作一种传播活动，从这个角度给“政治传播”下定义的有：
2004年学者郎劲松和侯月娟在文章中提出：“政治传播是由政府和其他的政治参与者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符号，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向受众目标传输政治信息，继而影响其政治态度、信念与行为的传播过程。”[8]
2007年鞠丽华在其文章《政治传播的三种模式的解读与启示》中提出：“政治传播是一定的政治传播主体（民众、政治家、政府或政府组织）运用有意义的符号，通过大众媒介与政治传播的对象之间进行的政治信息传递、接受和反馈的行为与过程。”[9]
1991年著名传播学者邵培仁出版了《政治传播学》一书，他在书中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为：“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10]他认为政治的喉舌和特定利益集团的工具是互动行为、过程与相应规范策略的集合。
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对“政治传播”的定义是：“政治传播是大众传播的一项内容，以宣传、教育、辩论、广告等方式报道国务活动、党政方针、选举与竞选、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政治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等内容。”[11]
通过阅读政治传播的相关文献，笔者发现目前中国对“政治传播”这一术语的概念界定其实并不明晰，缺乏统一的认知，甚至出现将“政治传播”和“政治传播学”混淆使用的情况。比如西方使用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y，中国学界一般将其译为“政治传播研究”，而不是译为“政治传播学”。甚至有人提出“在很多种情况下，使用‘政治传播学’的称谓不过是为了符合国内研究者的习惯，大可不必深究”这样的错误论断。于是才有荆学民和刘胜君撰文《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几个核心命题辨正》[12]来辨正政治统摄传播、传媒政治、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几个政治传播研究中易混淆不清的概念。
三 结 语
总而言之，“政治”和“传播”二者本身的广义性使得界定“政治传播”这一术语产生困难。从总体上看，政治传播中政治是基础，传播是着力点， 首先需要对政治的研究下足功夫，从传播反推到基础的政治本身[13]。当前的政治传播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是政治传播研究的主导理论，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事业、管理好国家，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终极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认为由荆学民和施惠玲在《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一文中提出的“政治传播是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这一定义目前能够比较准确地界定“政治传播”这一术语。原因有三方面：
（1）该定义突破了传统上仅从政治和传播二者关系上出发的局限，而是分别解构“政治”与“传播”，从“政治”的本质中探求其传播的要素，从“传播”的内容中探求其政治的要素。“政治信息”限定政治传播的过程中所传递的信息必须是与政治相关的;“扩散和被接受”限定传递的政治信息是需要扩散然后被受众所接受的。正如荆学民和施惠玲在文章中提到要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高度来界定和把握“政治传播”范畴，“政治”与“传播”二者有机结合构成完整的“政治传播”概念[4]。
（2）如果辩证地分析这一定义，也是符合哲学逻辑的。一方面，政治本身需要传播活动作为宣传手段，比如一战和二战都是通过某些战时特殊的传播方式来鼓舞士兵斗志。“战时宣传和施政宣传研究导致了宣传学和传播学的诞生，而政治宣传分析是政治传播研究的前身。”[14]另外，中国儒家治国思想之核心理念也是将政治思想与传播活动结合起来，借助各种传播活动实现统治者对百姓潜移默化一般的“洗脑”，从而实现统治者的政治目的以及维护社会秩序。反之，传播活动也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干预。所以在阶级社会，一切阶级都把传播活动作为实现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手段。
（3）从术语学角度来看，定义是指事物的本质属性或概念的内涵和界限的确切的逻辑规定。任何事物的定义都是由被定义的概念和定义的概念组成的，其中定义的概念是被定义的对象最近的“属”加“种差”（概念=属+种差）。荆学民和施惠玲提出的“政治传播”定义符合术语学这个逻辑规定，具体而言，“种差”即为“特定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而“属”概念即为“过程”。
参考文献
[1] Mcnair B.政治传播学引论[M]. 殷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2] 荆学民.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J].现代传播，2012（2）：62-66.
[3] 郑一卉.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百年回望[J].武汉大学学报，2005（3）：380-384.
[4] 荆学民，施惠玲.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J].现代传播，2009（4）：18-22.
[5] 孙帅.中国政治传播学研究：回顾与展望[J].重庆社会科学，2011（1）：106-112.
[6] 李元书.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7] 百度百科.政治传播学[EB/OL].（ 2009-04-11）[2013-11-18].http：//baike.baidu.com.
[8] 郎劲松，侯月娟.现代政治传播与新闻发布制度[J].现代传播，2004（3）：34-37.
[9] 鞠丽华.政治传播三种模式的解读及启示[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3）：92-95.
[10] 邵培仁.政治传播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11] 刘建明，王泰玄，谷长岭，等.宣传舆论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12] 荆学民，刘胜君.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几个核心命题辨正[J].现代传播，2013（7）：14-18.
[13] 荆学民.政治传播与政府新闻学[J].现代传播，2012（1）：60-61.
[14] 李元书.政治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1（3）：69-77.
